操乐杰教授＆叶庆教授：临床病理协同推进MET扩增规范检测，助力肺癌耐药后精准治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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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理协同，精准破局，安徽省立医院MET扩增检测的规范化实践与思考。

EGFR-TKI耐药机制的复杂性，是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众多获得性耐药机制中，MET扩增以其较高的发生率及明确的靶向干预潜力，成为耐药后管理的关键环节。随着SACHI研究公布结果 [1] ，MET-TKI联合EGFR-TKI方案在国内获批用于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人群，MET扩增检测正式从研究探索进入临床常规实践。然而，精准诊疗能否规范落地，核心在于临床与病理的紧密协同。安徽省立医院临床与病理紧密协作，从二次病理取样、检测方案选择、样本及检测质量控制、报告解读形成了全程闭环，保障了晚期NSCLC患者精准治疗的实践落地。值此契机，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请安徽省立医院操乐杰教授与叶庆教授，从临床与病理双重视角，分享本院的实践经验，为MET扩增检测的规范化推进提供参考。

临床需求驱动：耐药后诊疗破局，MET扩增检测从“可选”变“必选”

对于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患者，耐药机制具有明显异质性，既可能出现EGFR通路内的继发改变，也可能出现MET扩增等旁路激活，还可能发生小细胞肺癌等组织学转化、下游通路改变 [2] 。不同耐药机制对应的后续治疗策略并不相同，因此，缺少耐药后的分子和组织学证据，临床决策就容易重新回到化疗、免疫治疗或经验性换药的模式。

图1. 获得性激酶抑制剂耐药机制

SACHI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检测的重要性 [1] 。该研究纳入一线EGFR-TKI治疗后进展、伴MET扩增的晚期NSCLC患者。结果显示，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与化疗相比显著提高了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ITT人群中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8.2个月和4.5个月。基于相关研究结果，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于2025年6月获批用于EGFR突变阳性、经EGFR-TKI治疗后进展且伴MET扩增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NSCLC患者。此外，一项Ib期试验探索了MET-TKI HS-10241联合阿美替尼治疗经EGFR-TKI治疗后发生MET扩增的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结果显示确认的客观缓解率为48.7%[3]；KYLIN-1研究（Ib＆II期研究）显示，伯瑞替尼联合安达艾替尼治疗EGFR-TKI一线治疗进展后MET扩增/过表达人群，在MET扩增人群中，ORR为58.1%[4]，另有其他MET-TKI联合EGFR-TKI疗法正在探索中。这意味着，MET扩增已经不再只是帮助解释耐药原因的实验室指标，而是可能直接改变患者后续治疗路径的关键生物标志物。

操乐杰教授指出，临床重视MET扩增检测，首先是因为这一检测结果已经有了明确的治疗“落点”。《2026版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中，对于IV期EGFR敏感突变NSCLC耐药后治疗，耐药后再次活检MET扩增者，赛沃替尼+奥希替尼成为I级推荐方案；对于MET原发性扩增，则推荐伯瑞替尼用于一线治疗IV期MET扩增NSCLC人群（I级推荐） [5] 。从临床角度看，耐药后检测也不能简单沿用初诊时的分子结果。肿瘤在药物选择压力下持续演化，当前进展病灶的分子特征可能已经不同于初诊时期；局部进展与多部位系统性进展、原发灶与转移灶之间，也可能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因此，再活检的价值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一次检测”，而是重新获取能够代表患者当前耐药状态的证据。

操教授进一步表示，条件允许时，应尽可能获取耐药后的组织样本。组织不仅可用于NGS、FISH等分子检测，还能够同步观察肿瘤形态及免疫表型变化，排查小细胞肺癌等组织学转化。对于确实无法再次获取组织的患者，液体活检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但由于血液中肿瘤DNA释放量、病灶位置及肿瘤负荷等因素可能影响检测敏感性，液体活检阴性并不能完全排除相关耐药机制，仍需结合临床和影像学表现综合判断。

病理技术确证：多平台优势互补，精准判读MET扩增状态

MET扩增属于基因拷贝数异常，其检测和结果解释较基因点突变更为复杂。当前指南和专家共识均认可FISH与DNA NGS用于MET扩增检测，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也存在不同的适用场景 [6] 。

NGS的突出价值在于覆盖面广，可以在一次检测中同步分析EGFR继发突变、MET扩增及其他潜在旁路改变，适用于耐药机制的整体筛查。FISH则通过MET基因探针和7号染色体着丝粒探针（CEP7），在保留肿瘤细胞形态和空间分布的基础上直接观察信号，可获得MET基因拷贝数（GCN）和MET/CEP7比值，并帮助判断MET基因拷贝数增加主要来源于MET基因扩增，还是7号染色体多体。

叶庆教授表示，病理科的职责不仅是给出“阳性”或“阴性”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判断样本能否支持检测、结果是否可靠，以及这一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临床决策。NGS中的拷贝数通常根据测序深度及生物信息学算法进行估算，会受到肿瘤细胞含量、基因组倍体状态、测序深度、平台算法和肿瘤异质性等因素影响；不同NGS平台报告的CN值及阳性阈值，也不能脱离具体检测体系直接横向比较。在组织样本充足的前提下，应采取NGS与MET FISH并行检测或FISH复核的方式，特别是当NGS结果不确定或与临床预期不符时。对于肿瘤细胞比例较低的样本，FISH检测可有效规避MET扩增的漏检，在此类特定场景下，建议采取并行检测方式。

在报告环节，叶庆教授指出，病理科不仅仅呈现“MET扩增阳性”的结论。对于FISH检测，报告MET GCN、CEP7信号、MET/CEP7比值、主要信号分布特点及不同药物临床研究的阳性阈值；对于NGS结果，则包括检测平台、样本肿瘤细胞含量和不同药物临床研究的阳性阈值。只有让临床医生理解“阳性结论从何而来、检测结果的边界在哪里”，病理报告才能真正成为治疗决策的一部分。

临床病理协同——打造MET扩增精准检测与治疗闭环

检测技术的规范化是基础，但仅有技术远远不够。在实践中，临床与病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样本质量不达标等问题，都可能阻断从“检测”到“决策”的路径。安徽省立医院在相关实践中，通过加强临床与病理之间的协同，使治疗决策过程更为精准高效。针对两种临床常见场景，我们邀请操乐杰教授和叶庆教授进行分享。

【场景一】EGFR-TKI耐药后拟行MET扩增检测，如何通过规范化取样保障检测有效性？

操乐杰教授表示，团队首先会根据患者既往治疗过程、疾病进展模式以及影像学表现，对是否需要进行MET扩增检测进行综合评估。对于符合耐药特征、且仍存在精准治疗机会的患者，临床会优先考虑获取新的肿瘤组织，以评估当前疾病状态下是否出现新的分子改变。但耐药后二次取样与初诊阶段存在明显不同。经过长期靶向治疗后，部分肿瘤病灶可能出现伴有纤维化改变，核酸质量下降，坏死增加、肿瘤细胞比例下降以及不同区域克隆演变等情况 [7] 。因此，在确定取样方案时，临床团队会结合病理科对于MET扩增检测的样本要求，对穿刺策略进行优化，取样位置、组织数量以及后续检测规划，都需要提前考虑。目前，科室在保障安全性、减轻患者身体负担基础上通过气管镜或者穿刺取材了积累了大量经验，会根据后续可能的检测需求，适当调整活检数量或取样位置，活检样本至少保障6小块肿瘤组织，如果取材不满意，可采用冷冻活检，获取充分组织标本，为病理科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样本分配预留空间。

叶庆教授分享，团队会通过前置化的样本评估保障检测质量。对于拟开展MET扩增检测的标本，病理科首先通过HE切片确认肿瘤组织存在情况，并评估肿瘤细胞比例、坏死程度以及组织代表性。在满足检测条件的基础上，再根据临床需求合理规划FISH或NGS等检测方案。MET扩增检测不同于传统基因突变检测，其核心是评估肿瘤细胞群体中的基因拷贝数变化，因此样本质量对于结果可靠性具有重要影响。建议确保切片内可计数肿瘤细胞核≥100个。此外，病理在接收样本后，会第一时间进行评估并标记肿瘤区域，若肿瘤细胞比例不足或坏死严重，24小时内向临床反馈；临床依据反馈优化穿刺策略，对于EGFR-TKI耐药后怀疑MET扩增的患者，建议在影像引导下针对代谢活跃的实性成分重点取样，必要时增加穿刺条数。

【场景二】发现MET异常后，如何避免漏检并明确具有治疗意义的MET扩增？

操乐杰教授指出，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临床科室会结合患者既往EGFR-TKI治疗过程、疾病控制时间、进展模式以及分子检测结果，对MET异常进行综合评估。例如，患者具有吸烟史/多发远处转移、EGFR-TKI治疗后快速进展、疾病控制时间较短，提示继发MET扩增的高危人群，临床会更加关注MET扩增检测。相关研究也提示 [8] ，MET扩增水平可能与EGFR-TKI治疗获益时间相关，MET基因拷贝数（GCN）≥10患者的一线EGFR-TKI治疗持续时间较短。因此，对于具有相关临床特征的患者，进一步明确MET扩增状态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实际应用中，临床不会孤立依据某一项检测结果决定治疗方案，而是会结合病理科对于不同检测方法的专业解读，对MET异常进行综合判断。例如，当NGS提示MET拷贝数增加时，需要进一步评估这一异常是否达到具有治疗意义的扩增水平，以及是否与患者当前耐药模式相符合。

叶庆教授表示，MET扩增检测涉及不同检测技术，在临床实践中，核心是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测策略，使不同技术提供的信息形成互补。NGS可同步评估多个基因异常，并且对于MET拷贝数变化的评估，也能够帮助临床发现潜在MET异常人群。但对于部分患者，尤其是MET拷贝数处于临床判读边界范围时，仅依靠NGS检测结果可能难以充分判断其扩增状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未经优化及校验的NGS对于扩增检测的性能存在局限，因此病理科在评估样本充足的情况下，会同步进行NGS与FISH检测以提高MET扩增识别的准确性，为临床后续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结语

MET扩增检测的规范化，依赖于检测平台的技术提升与临床-病理协作机制的双重保障。安徽省立医院的实践经验表明，临床与病理在采样前、检测中、报告后的全流程协同，是打通“从检测到决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从临床需求出发，以病理技术为支撑，方能将精准诊疗的理念真正转化为患者的生存获益。未来，安徽省立医院将继续推进这一路径的优化与规范化，为区域内肺癌精准诊疗能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专家简介

操乐杰 教授

•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 主任医师、教授、江淮名医

• 中国肺癌早期诊疗协作组常委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血管靶向治疗专委会第四届常委

•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常委

•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17/18届全国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暨肿瘤靶向专委会委员

• 安徽省抗癌协会第八届肺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 安徽省抗癌协会肺癌早期诊疗协作组主任委员

• 安徽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免疫与靶向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 安徽省呼吸医师分会常委

专家简介

叶庆 教授

• 临床病理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 中华医学会病理分会，分子病理学组委员；

• 安徽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委会，委员，分子病理协作组副组长；

• 中国抗癌协会，基因诊断专委会常委

•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间质瘤委员会委员；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智慧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

参考文献：

[1]Lu S, et al. Savolitinib (Savo) combined with osimertinib (osi) versus chemotherapy (chemo) in EGFR-mutant (EGFRm) and MET-amplification (METamp) advanced NSCLC after disease progression (PD) on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phase 3 SACHI study. 2025 ASCO. LBA8505.

[2]Liu S, et al. The resistance landscape of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in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ransl Lung Cancer Res. 2026;15(4):101.

[3]X. Dong, et al. HS-10241 combined with aumolertinib in EGFR-TKIs pretreated EGFR-mutant and MET-amplified advanced NSCLC: A phase Ib study.2026 ELCC.31P.

[4]Zhou C, et al.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MET Amplification or Overexpression in Patients from the KYLIN-1 Study. 2025 ESMO Asia. Abstract 998P.

[5]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6版）.

[6]MET异常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

[7]Callesen LB, et al. Circulating tumour DNA and its clinical utility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response or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r J Cancer. 2022;127(3):500-513.

[8]L. Chen, et al. Frontline Treatment Duration in MET-Amplified NSCLC After Third-Generation Egfr-TKI Failure: SACHI Study Insights. 2025 WCLC Abstract# P3.12.64.

编号：CN-190418 过期日期： 202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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