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新四军36个伤病员在部队转移后留在阳澄湖上养伤，他们大多是闽东红军老战士。
以他们作为坚强的骨干力量，仅在这几十个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江抗〞和新四军六师十八旅。
1939年10月下旬，杨浩庐奉命回到东路地区。
他到达常熟后，先后与在阳澄湖畔休养的刘飞、夏光和在东塘市一带坚持斗争的张英、李建模、任天石等会面，传达上级指示。
之后，东路特委在东塘市附近召开部队和地方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分析了东路形势，
讨论了重建部队计划，对继续坚持东路斗争作了具体布置，并对工作做了明确分工。
同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成立，夏光任司令员，
杨浩庐任副司令员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新"江抗"的诞生表明"江抗"仍在东路坚持抗战。
不久，"民抗"（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也开展扩军工作，任天石任司令员，薛惠民任参谋长，李建模兼政治处主任。
新"江抗"宣布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没有人，二没有枪，怎么办？
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中有10多名干部战士已基本痊愈，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排，番号叫"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特务连"。
原"江抗"五路二支队支队长周嘉禄拿出了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装备了特务连。
其实"江抗"东路司令部当时所指挥的部队就是一个特务连，人和枪都不足一个排的实力。
后来，从上海下乡到东路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不断增加，
除了补充特务连外，又组建了一个数十人的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处领导。
那时，黄烽曾一度兼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副团长吴中，最早从上海下来参军的团员有陈本奎、丁毕克、载昭、陈光、陶群等。
有时给部队或地方群众演出节目；战时还帮助医务人员做救护伤员工作。
洋沟潘战斗那天，战地服务团原准备在春节军民联欢会上演出节目，后来仗打起来了，戏也演不成了，就参加战场救护工作。
1939年12月，常熟新"民抗"从地方常备队中挑选组建了一个连，这个连后来编为新"江抗"一连。
1940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被日军击溃。郭曦晨、李超收集该团溃散人员和枪支，
由新"江抗"帮助整顿后，编为新"江抗"的另一个连。这样新"江抗"就有了三个战斗连队。
随后，成立了新"江抗"第一个支队（相当营），番号叫第二支队。
这时新四军六团的一营原营长陈挺在延安学习后被派到东路来工作，就由他担任支队长。
黄烽这时下到第二支队负责党政工作。那时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人。
从1939年的严冬至1940年的寒春是我们坚持苏、常地区斗争的一段最艰苦的日子，
那时敌情严重，环境恶劣，部队经常处在紧张的战备状态中。
为了保证部队安全，避免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而造成损失，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几乎每天夜晚都要移动宿营地，
有时一个晚上要移动两/次。苏、常地区是个水网地带，不仅打仗困难，行军也不容易。
有的地方没有船寸步难行。有些地方虽不用船只，但几乎没有大道，到处都是独木桥。
每逢多雨的时节、漆黑的夜晚，通过独木桥，只能手拉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真叫人提心吊胆。
那时夜行军是一桩很苦的事，摸到宿营地后仍不能好好休息。
因为拂晓前就要起床，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吃了早饭就要作战斗准备，以防敌人突然袭击。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夏光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于这点是特别谨慎和严格的，切实做到了"有备无患"。
美丽富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常（熟）太（仓）和阳澄湖地区，在敌、伪、顽的掠夺和苛捐杂税重压下，弄得民不聊生。
为了不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部队当时的物质生活宁可艰苦些，伙食费每人每天开支9分钱，后来提高到1角2分；
津贴费每人每月5角，后来提高到1元，官兵都一样过艰苦的生活。
那时不论是军民之间，还是干部战士之间，都团结得很好，个个精神愉快，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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