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方案，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躲过全军覆没危机的关键抉择。
1934年12月，惨烈的湘江战役结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大量战士牺牲，部队弹药、粮食严重不足，官兵身心疲惫。按照博古、李德此前制定的转移方案，下一步继续向北，进入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份计划出发前就已经确定，也是当时“三人团”坚持不变的目标。但蒋介石早已预判红军动向，调动近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层层修筑碉堡，布下严密的封锁线，等着红军主动钻进包围圈。各路追兵紧随身后，前后挤压，留给中央红军调整路线的窗口期极其短暂。不少长征史料分析，如果继续坚持北上湘西的路线持续推进，红军很快就会落入国民党预设的重兵包围圈，距离全军陷入绝境仅有一步之遥，民间因此有“再走一天红军就没了”的说法。
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之后，敌情越来越严峻。周恩来意识到路线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临时召集中央负责人碰头开会，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作通道会议，也被李德在回忆录里称作“飞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李德率先重申既定战略，坚持全军立刻北上湘西，他认为只要和二、六军团会师，就能获得稳固根据地，摆脱眼下被动局面，还强调这套转移方案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不能轻易更改。博古作为当时中央总负责人，内心依旧倾向李德的方案，觉得临时变更行军路线，容易动摇军心。
轮到毛泽东发言，他没有空谈理论，依靠各部侦察情报、破译的敌军电报，逐条摆出湘西一带的兵力部署。各地敌军层层设防，五六倍于红军的力量堵在前方，继续北上等于主动走入敌人预设的口袋。他提出全新思路，放弃立刻北上湘西的计划，全军转向西面，进入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内部派系林立，各个部队互不支援，兵力分散，防守力量薄弱，红军可以借机短暂休整，寻找新的立足区域。在行军路上，毛泽东早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多次交换看法，三人对于转兵西进形成一致意见。
这番分析摆在所有人面前，会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张闻天率先表态支持毛泽东，不能死守早已脱离实际的旧方案；王稼祥紧随其后，表示不能拿剩下三万红军的性命冒险；朱德常年指挥作战，十分清楚重兵合围的危险性，同样赞同向西进军。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反复权衡敌我态势之后，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场多数人都看清了北上的巨大风险，只有李德不肯接受不同意见，不停争辩，看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认同，李德中途愤然离开会场。
博古面对众人的意见，陷入长时间沉默。他清楚湘江惨败之后部队士气低落，继续硬闯湘西风险极高，可内心依旧没有彻底放弃北上会师的长远目标。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形成正式的中央书面决议，只是达成临时共识，部队先行向西进入贵州，暂时避开正面强敌。12月12日晚间，中革军委发出标注“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各纵队次日继续西进，向贵州黎平方向前进。
这里需要区分清楚，通道会议只是临时调整短期行军方向，博古、李德依旧没有彻底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路线上根本性的战略决断，要等到之后的黎平会议才正式落地。通道会议最大的意义，是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方案第一次遭到多数中央负责人集体质疑，打破了之前教条主义指挥一言堂的局面，为后来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埋下伏笔。
向西行进之后，红军顺利脱离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争取到宝贵的喘息空间。
一场仓促召开的山间短会，左右了数万红军的命运。无数战士倒在了湘江之中，幸存者又在通道面临生死抉择。教条的计划和真实战场形势产生激烈碰撞，一群革命者在绝境之中艰难寻找出路。有人感慨这次转兵是命运的侥幸，也会不断思考，战争之中，脱离实际的方案会带来多么沉重的代价，不同人重读这段历史，也会生出不一样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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