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据《韩民族日报》7月31日报道，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定》部分源于美国对日本在存储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焦虑。如今，韩国和其他相关经济体是否也会面临类似压力，成为外界关注的问题。1983年2月8日，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从东京大仓饭店打国际长途，向其姻亲、韩国《中央日报》会长洪镇基表示：“不管别人怎么说，三星都要进入半导体产业，你们报纸就这么登。”
几天后，现代集团创始人宣布成立现代电子，这家公司后来更名为SK海力士。当时，投身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微芯片产业，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两位企业家的决断，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后来那段广为流传的起点奠定了基础。当然，促成这一开端的另一方也不能忽略。
韩国政府通过设计国家主导的研发项目、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以及出台1981年半导体产业长期振兴计划，全面扶持了这一新兴产业。另一个因素也在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存储芯片市场的主导力量。美国开始对日本半导体征收高额关税。
1986年，日本最终签署《美日半导体协定》，限制对美出口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数量和价格，并要求日本增加进口美国芯片。再加上一年前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也是美国遏制日本、压制其上升势头的一部分。当时，日本的崛起已对美国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构成威胁。
20世纪80年代，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有6家来自日本，分别是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和松下电器。如今，这些企业已无一留在全球前十之列。日本留下的空缺，后来由韩国填补。7月15日，SK集团会长崔泰源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我担心的不是半导体价格下跌，而是它继续大幅上涨。”
这位企业家担心的是“芯片通胀”，也就是随着半导体价格飙升，电脑、手机等产品价格同步上涨。他说：“如果芯片通胀进一步恶化，我们势必会面临地缘政治上的后果。我们会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美国或其他大国不断向我们施压的局面。”
崔泰源所说的韩国可能“重蹈日本覆辙”，很可能指的就是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定》。当然，40年间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时的问题在于，日本半导体价格更低、质量更好，正在挤压美国产品；而今天的问题在于，全球供应短缺推高了价格。
但对美国来说，今天焦虑的根源与40年前并没有太大不同。美国不得不依赖外国的存储芯片和芯片制造商。20世纪80年代，这个“外国”是日本；如今则是韩国等经济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产业就已经具备了类似石油的战略意义。如今，在人工智能主导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
世界各地都在推动“硅主权”。美国采取的路径，是一边保护英特尔、美光等本土芯片企业，一边施压韩国的三星电子、SK海力士以及台积电赴美建厂。美国手中可动用的筹码很多，包括安全资产、关税以及技术制裁。考虑到即便是里根政府中那些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以惩罚性关税逼迫日本，那么在特朗普政府中奉行“美国优先”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手段是不会使用的。
今年1月，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任何想生产存储芯片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支付100%的关税，要么到美国建厂。”据报道，7月9日，时隔半年后，卢特尼克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称“我想把三星和SK海力士带到美国来建厂”。
这意味着，卢特尼克并不满足于三星电子正在美国建设的晶圆代工厂，以及SK海力士正在建设的芯片封装厂。对此，SK集团会长崔泰源表示：“我们正尽可能在所有地方建厂，包括美国。”如果半导体超级周期持续下去，那么韩国本土，例如龙仁和西南部地区，与美国之间，或许还有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平和的产能分工。
但一旦芯片需求减弱、供应过剩，韩国和美国之间就可能陷入一场零和博弈。韩国芯片企业需要考虑的风险情形并不少，包括这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还能持续多久、重大技术创新是否会让今天的尖端芯片很快沦为“博物馆展品”，以及其他半导体产业是否会迅速追赶上来。
不过，尽管美国显露出某些衰退迹象，它仍然是一个有能力实现自身意志的超级大国。因此，韩国必须认真关注华盛顿手中的筹码。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韩国只能继续努力保持技术优势，同时在未来几年谨慎制定顺应形势变化的策略。正如40年前一样，政府和企业必须协同推进。尤其是如果韩国希望避开地缘政治反噬，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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