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了副局长，母亲来单位看我，局长见到她后，愣了几秒才握手

办公室的空调嗡嗡响，像一只打盹的苍蝇。

我低头看着桌上的任免文件，红头，黑字，落款是局党组。副局长，后面跟着我的名字。手指摸过那行字的时候，纸张有点潮，指腹蹭到一点油墨味。窗外走廊传来脚步声，有人在大声打电话，声音隔着玻璃闷闷的，听不清说什么，但能听出那腔调里带着笑。

我把文件合上，塞进抽屉最下面一层。

抽屉有点涩，拉合的时候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指甲刮黑板。

门没关严，半敞着。综合科的小刘探进半个脑袋，手里拎着两杯奶茶，塑料杯壁上全是水珠。“姜主任——不对，姜局长，恭喜啊！”她把一杯奶茶搁在我桌上，吸管已经插好了，杯口沾着一小片口红印。

我笑了笑，说了声谢谢。

小刘没走，倚在门框上，压低声音说：“局里都传开了，说你这次是破格提拔，三十五岁提副局，咱们系统头一份。”她说话的时候眼珠子转得飞快，像是在打量我的表情，又像是在等我说点什么。

“运气好。”我说。

小刘撇了撇嘴，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她还想说什么，走廊尽头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应了一声，临走前回头冲我眨了眨眼：“改天请客啊，姜局。”

门又被带上了，半敞的缝隙里透进来走廊的白炽灯光，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亮线。

我盯着那道光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那杯奶茶。杯身温热的，塑料软塌塌的，吸管口被咬扁了一点。小刘咬的，她紧张的时候爱咬吸管。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语音，长度十五秒。

点开，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音量像是开了免提。“小令啊，妈明天去市里看你，你单位地址发我一个，我坐大巴到汽车站，你叫个人来接我一下。”背景音嘈杂，有人在吆喝，像是菜市场。

我打字回复：不用接，我让司机去。

消息发出去，过了大概三秒钟，母亲又发来一条语音，这次短得多：“你是不是升官了？隔壁张婶说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你了，说你现在是大领导了。”

我愣了一下。

新闻？什么新闻？

我打开浏览器搜了搜自己的名字，翻了三四页，才在市局官网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篇简讯，标题是“市局召开干部任免宣布大会”，配了一张模糊的会议照片。照片里我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半边脸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只露出一只耳朵和半截眼镜框。

这也能认出来？

张婶的火眼金睛，我算是服了。

第二天是周六。

我起得早，六点半就醒了。其实闹钟定的是七点，但生物钟比闹钟准，在体制内待了八年，身体比脑子更清楚什么时候该醒。

洗漱的时候，镜子里的自己有点陌生。眼睛下面两道青痕，颧骨比印象中高了一点，下巴上冒出一片胡茬，硬硬的，扎手。我打开水龙头，捧了把冷水泼在脸上，水顺着下巴滴进水池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换衣服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衣柜里挂着几件衬衫，白的，蓝的，灰的。我伸手去拿白的那件，手指碰到衣架的时候又缩回来，最后拿了一件深灰色的T恤。

太正式了，妈会不自在。

汽车站离我住的地方大概四十分钟车程。我打了辆快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光头，后脑勺上有道疤，缝针的痕迹像一条蜈蚣趴在头皮上。他一路没说话，车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沙哑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说徐良怎么怎么厉害。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叶子被太阳晒得发蔫，灰扑扑的。

手机又震了。

是办公室主任老周发来的消息：“姜局，周一上午九点局务会，张局主持，议题是分工调整。您分管的那几条线，我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要不要周六先发给您看看？”

我回了个“好”。

老周很快又发来一条：“另外，张局说明天晚上想请您吃个饭，算是给您庆祝，他说地方您挑。”

张局。张建国。

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几秒钟，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最终只回了一个字：“行。”

汽车站门口乱糟糟的，人挤人，三轮车、出租车、摩的挤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汗味、尾气味和烤红薯的甜腻味道，热烘烘地扑在脸上。

我站在出站口，眯着眼往里看。

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母亲。

她穿了一件碎花衬衫，紫底白花，料子看着像是的确良，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截黝黑的小臂。下身是一条深灰色的裤子，裤腿有点长，堆在脚面上。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鞋面洗得发白，鞋底边缘磨得毛了边。

她背着一个编织袋，那种红白蓝的蛇皮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用一根麻绳扎着，扛在肩上。

她更瘦了。

锁骨凸出来，脖子上的皮肤松弛地垂下来，形成一道一道的纹路。头发剪短了，齐耳，花白的发丝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我喊了一声“妈”，声音不大，但母亲似乎听到了，她转过头，眼睛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

她笑了。

笑容很大，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的菊花。

“令子！”她快步走过来，步子有点急，编织袋在肩膀上颠了几下，发出簌簌的声响。走到我跟前，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瘦了，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吃了吃了。”我伸手去接她的编织袋，她躲了一下，说“不重”，被我硬拿过来了。

袋子确实不重，但很大，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摸着硬邦邦的。

“带的啥？”我问。

“给你带了点东西，”母亲说，“家里晒的萝卜干，你小时候爱吃的，还有你爸做的腊肉，上次过年你没回去，他一直念叨。”

我拎着袋子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她忽然停下来。

“咋了？”我回头。

母亲站在路边，仰头看着对面的广告牌。那是一块巨大的LED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种广告，花花绿绿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有些恍惚。

“这地方变化真大，”她说，“上次来的时候，对面还是个小卖部。”

我说：“都十几年了。”

母亲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打车回去的路上，母亲坐在后座，一直扭头看着窗外。她的手指按在车窗玻璃上，指尖压得发白，像是在确认那些高楼大厦是不是真的。

“你住的地方，离单位远不远？”她忽然问。

“不远，走路十几分钟。”

“那挺好，”母亲说，顿了顿，又问，“你现在是副局长了？”

“嗯。”

“正的还是副的？”

“副的。”

“副的也行，副的也挺好。”母亲说着，声音忽然低下去，“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

我没接话。

车里的空气忽然变得有些闷。

到了我住的小区门口，母亲下了车，仰头看着楼，嘴巴微微张着，半天没说话。

“几楼？”

“十二楼。”

“有电梯吗？”

“有。”

她点了点头，跟在我后面走进小区。门口的保安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手里的编织袋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母亲似乎察觉到了那道目光，下意识地把编织袋往身后藏了藏。

我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母亲站在角落里，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电梯门上方跳动的红色数字。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往上跳，她忽然开口说：“你妈这辈子没进过这种地方。”

“什么这种地方？”

“办公楼，政府大楼，”她说，“总觉得那不是老百姓该去的地方。”

我笑了笑：“您儿子在里面上班，您还不能去了？”

母亲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像是骄傲，又像是不安。

“我明天去你单位看看，”她说，“就看看，不给你添麻烦。”

我张了张嘴，想说好，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变成了：“明天单位没人，周日。”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电梯到了。

门开的时候，母亲跟在我后面走出来，脚步很轻，像怕踩坏地板似的。

我掏钥匙开门，手指在锁孔里转了两圈，门开了。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但母亲还是习惯性地环顾了一圈，目光从客厅扫到厨房，又从厨房扫到阳台。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了一眼，里面只有几盒酸奶和半袋面包。

“你就吃这些？”她扭头问我。

“忙，没时间做饭。”

母亲关上冰箱门，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要把所有的不满和不忍都叹出来。

“明天我给你做顿饭，”她说，“你那个厨房，锅都生锈了。”

晚上，母亲睡在客卧。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隔壁传来轻轻的响动，是母亲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响了一下，然后安静了。过了大概五分钟，又响了一下。

我拿起手机，看到老周又发来几条消息，是关于明天局务会的材料。我翻了几页，都是些例行公事的内容，什么分工调整方案、重点项目推进表之类的。

我回了句“收到”，然后把手机扣在枕边。

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浅黄色的光带。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母亲站在汽车站门口的样子。她穿着那件白底红花的衬衫，头发被风吹乱，肩上扛着一个编织袋，站在高楼大厦的背景里，像一张被剪贴上去的老照片。

格格不入。

这个词忽然蹦出来，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

我把被子拉过头顶，强迫自己不去想。

第二天早上，母亲起得比我早。

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闻到了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是葱油饼的味道，还有小米粥，锅盖被蒸汽顶得咔咔响。

我走到厨房门口，看见母亲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铲子，锅里的葱油饼滋滋冒着热气。她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我一眼：“醒了？马上好，你先洗脸。”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两碗粥，一碟腌萝卜，还有几块切成三角形的葱油饼。腌萝卜是家里带来的，切成薄片，拌了辣椒油和香菜，红红绿绿的看着就有食欲。

我坐下来，端起粥喝了一口。小米粥熬得很浓，米粒都煮开了花，入口绵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碱味。

“好喝吗？”母亲从厨房探出头问。

“好喝。”

“那多喝点，锅里还有。”

我低头喝着粥，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上一次吃母亲做的早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好像是过年，又好像是更早之前。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我说我来洗，她摆摆手，“你坐着，我洗。”

她在厨房里忙活，水龙头哗哗响，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坐在客厅里，看着她的背影。

她弯着腰，肩膀微微耸起，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只碗都要反复冲两三遍。

“妈，”我喊了一声。

“嗯？”

“一会儿去单位，你换件衣服吧。”

母亲转过头看着我，手里的碗停在半空中。

“我这衣服怎么了？”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花衬衫，又看了看我，“不好看？”

“不是不好看，”我说，“就是……太花了。”

母亲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放下碗，擦了擦手，走进客卧。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出来了。

换了一件浅灰色的短袖，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毛，但比刚才那件素净了不少。裤子还是昨天那条深灰色的，但裤脚被她卷起来了一截，露出脚踝。

“这样可以吗？”她问。

“可以了。”

她点了点头，然后又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腌萝卜和几块葱油饼。

“给你同事带点，”她说，“你说是你妈自己做的，干净。”

我接过塑料袋，手指碰到母亲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节粗大，虎口处有几道很深的口子。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的手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她的手很软，掌心温热，牵着我过马路的时候，我总觉得那只手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走吧，”母亲说。

从小区到单位，走路大概十五分钟。

母亲走得很慢，一路上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路过一个花坛的时候，她停下来，指着里面种的花问：“这是什么花？”

“月季。”

“月季啊，我以为是玫瑰。”她凑近看了看，又摇了摇头，“城里人种的花就是好看。”

我站在旁边等着她，心里忽然有些复杂。

到了单位门口，母亲停下来，抬头看着那栋灰色的办公楼。楼不高，只有六层，但外观庄重，门口挂着几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台阶很宽，两边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

“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她问。

“嗯。”

“挺气派的。”

她整理了一下衣领，又用手抹了抹头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跟着我走上台阶。

大厅里很安静，周六，只有值班的人。保安坐在门口的桌子后面，看见我进来，站起来喊了一声“姜局”。

母亲听到这个称呼，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电梯门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人。

张建国。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头上方已经有些稀疏了，但整体看着还算精神。

他看见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他看见了站在我身后的母亲。

他的笑容僵住了。

他的目光落在母亲的脸上，瞳孔微微收缩，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他的手指收紧，保温杯的杯盖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声。

几秒钟。

他就那样愣在那里，盯着母亲的脸，一动不动。

那几秒钟被拉得很长，长到我感觉空气都凝固了。

母亲也感觉到了什么，她微微侧过头，有些困惑地看了看张建国，又看了看我。

“张局？”我开口喊了一声。

张建国像是被惊醒了一样，身体微微一震，脸上的表情迅速恢复了正常。他扯出一个笑容，嘴角的弧度过大，显得有些僵硬。

他伸出手。

“你好，你好，”他说，“你是姜令的母亲吧？我是张建国，姜令的领导。”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微微发颤，尾音飘了一下。

母亲迟疑了一下，也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两只手碰在一起，一触即分。

张建国收回手，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动作很快，但我看到了。

“你们长得真像，”他说，语气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眼神却有些飘忽，“刚才我还以为看到了……看到了一个老朋友。”

母亲笑了笑，说：“是吗，可能是我这张脸太普通了。”

张建国没接这个话，他看了看手表，抬头对我说：“姜令，你母亲来了，你就先陪她转转，下午的会不急，三点才开。”

说完，他冲母亲点了点头，然后从我们旁边走了过去。

他的脚步很快，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越来越远。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母亲拉了拉我的袖子：“那个就是你领导？”

“嗯。”

“看着挺年轻的，”她说，“人也不错。”

我没说话。

刚才那一幕还在我脑子里转，张建国愣住的那几秒，他盯着母亲看的眼神，他伸出来又缩回去的手，他最后那句“你们长得真像”。

像谁？

他说“老朋友”。

我转过头看着母亲，她正打量着大厅里墙上挂着的宣传栏，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异常。

“妈，”我喊了一声。

“嗯？”

“你认识张建国吗？”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不认识啊，怎么了？”

“没什么。”

我带着母亲往办公室走，心里那根弦却一直绷着。

走廊很长，两侧是办公室，门都关着，只有几扇门缝里透出灯光。母亲的脚步声很轻，但在这条空旷的走廊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让母亲先进去。

她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目光从办公桌扫到书柜，又从书柜扫到窗台上的绿萝。

“这就是你办公的地方？”她问。

“嗯。”

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窗外是单位的后院，种着几棵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好，”她说，“挺好。”

她转过身，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笑了笑。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放在桌上，没喝。

“你忙你的，”她说，“我坐会儿就走。”

“不着急。”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电脑屏幕，但实际上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脑子里一直回放着刚才电梯口的画面。

张建国的表情。

那几秒钟的停顿。

他说“你们长得真像”。

像谁？

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翻到张建国的聊天框。光标在输入框里一闪一闪的，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又删掉。

最终什么都没发。

母亲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窗外的银杏树。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她瘦削的轮廓。

她忽然开口说：“你小时候，最喜欢捡银杏叶子，捡回来夹在书里，说是做书签。”

我愣了一下。

“你还记得吗？”她转过头看着我。

“记得，”我说，“那些叶子都发黄了，一碰就碎。”

母亲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种很淡很淡的疲惫。

“是啊，”她说，“一碰就碎。”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像两片枯叶。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忽然想问她点什么，关于张建国，关于那个所谓的“老朋友”。但看着她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也许是我多想了。

也许张建国只是真的觉得母亲像某个老朋友。

也许那几秒钟的停顿，只是因为他一时想不起那个老朋友的名字。

也许。

母亲在办公室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说要走。

“不吃了午饭再走？”我问。

“不了，下午还有事，你爸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送她下楼，走到单位门口。阳光很烈，地面被晒得发白，空气里有一股热烘烘的沥青味。

母亲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办公楼。

“你好好干，”她说，“别给你爸丢人。”

“我知道。”

她点了点头，转身往公交站走。

我看着她走远，那件浅灰色的衬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素净，她的背影瘦小、单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

她走到公交站，站在站牌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摆了摆手。

我也摆了摆手。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车门关上，车身缓缓驶离。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公交车越走越远，直到它拐过街角，消失在视线里。

然后我转身往回走。

大厅里还是那么安静。

保安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手机，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上行键。

电梯门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人。

张建国。

他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表情，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你母亲走了？”他问。

“走了。”

“怎么不多坐会儿？”

“她说家里还有事。”

张建国点了点头，从电梯里走出来。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姜令。”

“嗯？”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下午的会，别忘了。”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电梯口，看着他的背影。

他的步子比平时慢，肩膀微微塌着，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疲惫。

电梯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红色的数字从一楼跳到二楼，又从二楼跳到三楼。

我按了上行键，电梯门重新打开。

走进去的时候，我忽然注意到电梯角落里有一张揉皱的纸巾，白色的，上面沾着一点淡淡的红色。

我盯着那张纸巾看了几秒钟，然后移开了目光。

电梯到了三楼。

门开了。

走廊里空无一人。

我走向办公室，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推开办公室门的时候，我看见茶几上放着那杯水。

母亲没喝的那杯水。

水面上浮着一层细小的灰尘，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我走过去，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水是温的，带一点点涩味。

我放下杯子，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又浮现出张建国的脸。

他愣住的那几秒。

他伸出来的手。

他说的那句话。

“你们长得真像。”

像谁？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台上的绿萝。

绿萝的叶子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蔫，叶尖微微卷曲着，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

我拿起手机，犹豫了一下，拨通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对方接了。

“喂，姜局？”是老周的声音。

“老周，”我说，“问你个事。”

“您说。”

“张局长，他在咱们单位多少年了？”

老周沉默了几秒钟，大概是在算。

“差不多二十年了吧，”他说，“他比我晚来两年，我记得是。”

“那他之前在哪？”

“之前？”老周想了想，“之前好像在组织部，再之前……我就不太清楚了。怎么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

挂断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几个细小的黑点，仔细看，是几只死掉的飞虫，粘在灯管旁边。

二十年。

二十年前，母亲多大？

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那年，母亲在做什么？

我努力回忆着，但记忆很模糊。那时候我才十岁，对母亲的印象只剩下一些碎片，她在厨房里做饭的背影，她在灯下补衣服的侧脸，她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的画面。

还有她哭。

有一次，半夜醒来，听见她在隔壁房间里哭。

哭声很小，像是怕被人听见，刻意压制着，但那种压抑的哭声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难受。

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不敢出声，只是睁着眼看着黑暗的天花板，听着那细微的哭声，像一根针，一下一下扎在心上。

第二天早上，母亲的眼睛红肿着，但她照常给我做早饭，照常送我上学，照常笑着跟邻居打招呼。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段时间父亲不在家，他在外地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

我问过母亲，为什么哭。

她说，没事，就是做了个梦。

我没有追问。

小孩子总是这样，大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间段，好像正好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我睁开眼睛，坐直身体，打开电脑。

我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张建国的名字，翻了十几页，都是些工作上的报道，什么调研，什么讲话，什么表彰。

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信息。

我又输入“张建国 省城”，搜索结果显示了一堆无关的链接。

我关掉浏览器，靠在椅背上。

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下午三点的会，我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办公室主任老周正在调试投影仪，综合科的小刘在摆桌牌。她看见我进来，冲我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姜局，您的位置在这边。”她指了指会议桌左侧第二个位置。

我走过去坐下。

桌上放着一杯茶，茶叶还没泡开，浮在水面上，像几片绿色的碎纸。

其他人陆陆续续进来，每个人进来都会看我一眼，目光里带着客气和打量。

最后进来的是张建国。

他端着他那个保温杯，不紧不慢地走进来，在最中间的位置坐下。他环顾了一圈，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秒钟，然后移开了。

“人都齐了，”他说，“开始吧。”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

内容很枯燥，无非是分工调整，项目推进，各种汇报各种指示。

我坐在那里，表面上在听，但实际上心思早就飘到别处去了。

我一直在观察张建国。

他讲话的时候，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没有任何异常。但当他讲到某个项目的时候，忽然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桌上的一张文件上，眉头微微皱起。

那个停顿很短，大概只有一两秒。

但我注意到了。

因为他在停顿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敲了一下桌面，然后很快收住了。

会议结束后，大家陆续离开。

我收拾桌上的文件，准备走的时候，张建国叫住了我。

“姜令，你等一下。”

我停下来，其他人都出去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空调已经关了，空气开始变得闷热。

张建国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杯子，看着我。

“你母亲，身体还好吗？”他问。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也很奇怪。

“还好，”我说，“就是有些老毛病。”

“什么老毛病？”

“腰椎不好，还有血压高。”

张建国点了点头，表情看不出什么变化。

“好好照顾她，”他说，“老人家不容易。”

“您认识我母亲吗？”

我脱口而出。

张建国的眼神闪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不认识，”他说，“只是觉得，你母亲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

“那您刚才说的老朋友，是？”

张建国笑了一下，笑容很淡，像一层薄薄的雾。

“一个很多年没见的人，”他说，“你母亲和她长得有点像，刚才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建国看着我，目光变得有些深。

“很多年前的事了，”他说，“记不太清了。”

他站起来，拿起保温杯，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干，”他说，“别辜负组织的信任。”

然后他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张建国刚才坐过的位置。桌面上留着一圈浅浅的水渍，是他的保温杯留下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圈水渍，指尖湿湿的，凉凉的。

会议室的门还开着，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是其他同事在讨论工作。

我站起来，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小刘正在和老周说话，看见我出来，她冲我招了招手。

“姜局，刚才您母亲来的时候，我在楼下看见她了，”她说，“她还给我带了葱油饼，真好吃，您替我谢谢她。”

我点了点头，往办公室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问小刘：“你刚才在楼下看见张局了吗？”

“看见了啊，”小刘说，“他好像刚从外面回来，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

“站了一会儿？”

“嗯，就站在门口，看着外面，”小刘说，“我叫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就走了。”

“他看着什么？”

小刘想了想，说：“好像是看着公交站那边。”

公交站。

母亲刚才就在公交站。

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站在窗前。

窗外是后院，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

公交站在前院的方向，从这个窗户看不到。

但张建国的办公室，窗户正好对着公交站。

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翻到张建国的聊天框。

光标一闪一闪的。

我打了几个字：张局，晚上有空吗？

发送。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回了一个字：有。

我又打了一行字：我想请您吃个饭，地方您定。

这次他回得更快：不用了，改天吧。

我看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

然后又打了一行字：那就今天晚上，七点，老地方。

发送。

他没有回。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着窗外。

银杏树的叶子落了几片，轻飘飘地落在草坪上，像几张揉皱的纸。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

张建国回了一个字：好。

晚上七点，我准时到了约定好的饭店。

这家饭店藏在一条老巷子里，外面看着不起眼，门脸很小，招牌上的字都褪色了。但里面别有洞天，装修得很有格调，灯光昏黄，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

张建国已经到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壶茶，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

“来了。”他看见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

服务员拿来菜单，我随便点了几个菜。

等菜的间隙，包厢里很安静。

张建国端着茶杯，没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杯沿。

“你想问什么？”他忽然开口。

我看着他。

“您认识我母亲，”我说，“对不对？”

张建国没说话。

他放下茶杯，看着窗外。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橘黄色的光晕一团一团的。

“二十年前，”他开口了，声音很低，“我在省城工作，那时候我还没调到这边来。”

“然后呢？”

“然后，”他顿了顿，“我认识了一个人。”

“谁？”

张建国转过脸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你母亲。”

这三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

我握着茶杯的手紧了一下。

“您说的是……认识？”我问。

“认识，”张建国说，“只是认识。”

“什么意思？”

张建国沉默了很久。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的，但我们谁都没动筷子。

“二十年前，”他终于开口，“我在省城下面的一个县挂职，你母亲在那里的供销社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见过几次面。”

“见过几次面？”

“嗯。”

“然后呢？”

“然后，”张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就没有然后了。”

他放下茶杯，看着我。

“你母亲是个好人，”他说，“那时候我年轻，刚到基层，什么都不懂，是她帮了我很多。”

“帮了什么？”

“一些小事，”张建国说，“比如帮我找住处，帮我介绍当地的情况，帮我应付一些难缠的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水，看不到底。

“那您今天为什么……反应那么大？”

张建国笑了一下，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

“因为太像了，”他说，“你母亲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刚才看到她，我还以为时光倒流了。”

“只是因为这个？”

“只是因为这个。”

我没有追问。

但心里那根弦并没有松下来。

因为他的回答太完整了，完整得像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答案。

而且，他说“你母亲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

这句话本身就很奇怪。

如果只是“见过几次面”的人，二十年后，怎么可能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了几口，没什么味道。

“张局，”我说，“您刚才说，我母亲帮过您很多，那为什么后来没有联系了？”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

“后来，”他说，“我调走了，她也调走了，就断了联系。”

“她调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张建国说，“我问过，但没人知道。”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说到“我问过”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微微颤了一下。

我注意到了。

“您问过？”

“嗯，问过。”

“为什么？”

张建国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

“因为，”他说，“我想谢谢她。”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

我忽然觉得，这个理由不够。

如果只是想谢谢她，为什么二十年后见到她的时候，会是那种反应？

那种愣住，那种震惊，那种欲言又止。

那不是“想谢谢她”的表情。

那是……

那是什么？

我想不出来。

饭局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结束了。

张建国说他买单，我说我来。

“不用争了，”他说，“这顿饭，就当是我谢谢你母亲当年帮我的。”

他付了钱，站起来，拿起他的保温杯。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姜令。”

“嗯？”

“你母亲，她……这些年过得好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兀。

“挺好的，”我说。

“那就好，”张建国点了点头，“那就好。”

他转过身，推开包厢门，走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包厢里，看着桌上剩下的菜。

菜已经凉了，油凝成一层薄薄的白色，浮在盘子上，像一层霜。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

凉的，硬的，嚼起来像一块橡胶。

我吐出来，放在盘子里。

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

张建国愣住的那几秒。

他盯着母亲的脸。

他伸出来的手。

他说“你们长得真像”。

像谁？

像二十年前的母亲。

可是，如果只是普通的“见过几次面”，他怎么会对母亲的外貌记得那么清楚？

二十年前。

三十八岁的母亲。

供销社。

省城。

驻村。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拼凑着，但怎么都拼不出一张完整的图。

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

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名字。

二舅。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对方接了。

“喂？”二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浓浓的睡意。

“二舅，是我，姜令。”

“姜令啊，这么晚了，有事？”

“二舅，我想问你个事。”

“什么事？”

“二十年前，我妈是不是在省城工作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问这个干什么？”二舅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警惕。

“没什么，就是听人说起，想确认一下。”

“谁说的？”

“一个……一个老朋友。”

二舅又沉默了。

“二舅？”

“你妈在省城待过，”他说，“但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左右。”

“她做什么工作？”

“供销社，”二舅说，“那时候你爸在外面打工，她一个人带着你在省城，挺不容易的。”

“后来为什么回来了？”

“因为……”二舅顿了顿，“因为出了点事。”

“什么事？”

“你别问了，”二舅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妈不愿意提，你也别问。”

“二舅——”

“行了，我困了，挂了啊。”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

出了点事。

什么事？

母亲的哭声。

那压抑的哭声，在黑暗的房间里，像一根针，一下一下扎在心上。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只飞蛾，扑棱着翅膀，一下一下撞着灯管。

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忽然想起母亲今天说的话。

“你小时候，最喜欢捡银杏叶子，夹在书里，说是做书签。”

“那些叶子都枯黄了，一碰就碎。”

“是啊，一碰就碎。”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很淡很淡的东西。

像一层薄薄的灰。

我闭上眼睛。

二十年前。

省城。

供销社。

张建国。

母亲。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转着，转着。

忽然，我睁开眼睛。

我想起来了。

二十年前，母亲从省城回来的那年冬天，她生了一场大病。

高烧不退，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父亲请了假回来照顾她。

那段时间，母亲很少说话，只是躺在床上，看着窗外。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听见父亲和母亲在房间里说话。

父亲的声音很低，带着怒气。

“那个人是谁？”

母亲没回答。

“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母亲还是没回答。

“是不是那个姓张的？”

我站在门口，不敢动。

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

“你说话啊！”

母亲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别问了。”

“别问了。”

然后是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我那时候小，不懂这些。

但现在，这些碎片忽然拼在一起了。

姓张的。

张建国。

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张建国的聊天框还停留在刚才的对话上。

我打了一行字：您和我母亲，不只是认识吧？

发送。

消息发出去，像石沉大海。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他没有回。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

屏幕亮着。

张建国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一片银杏树林，满地金黄的叶子。

银杏叶。

一碰就碎。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

张建国回了一条消息。

只有四个字。

“对不起。”

我看着这四个字，手指僵在屏幕上方。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对谁说的对不起？

对我？

对我母亲？

还是对二十年前的那个自己？

我又打了一行字：您对不起什么？

发送。

这一次，张建国没有回。

过了大概十分钟，他发来一条消息。

“明天，明天再说吧。”

然后他的头像暗了下去。

我放下手机，趴在桌上。

桌上的菜已经彻底凉了。

油凝固成白色的，像一层蜡。

窗外，夜色越来越深。

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影子。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

张建国愣住的那几秒。

他伸出的手。

他盯着母亲的眼神。

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慌乱，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是什么？

是愧疚吗？

是对不起吗？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只苍蝇还在撞着灯罩。

一下，两下，三下。

不知疲倦。

我拿起手机，又放下。

拿起，又放下。

最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我拨了第三遍。

这次接了。

“喂？”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睡意。

“妈，是我。”

“小令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妈，我想问你个事。”

“什么事？”

“二十年前，你在省城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一个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

“妈？”

“你问这个干什么？”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紧。

“没什么，就是——”

“谁跟你说了什么？”母亲打断我，语气里有一种很少见的紧张。

“没人跟我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

“是不是张建国？”母亲忽然问。

我愣住了。

她认识张建国。

她果然认识张建国。

“妈，你怎么知道——”

“别问了，”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过去的事，你别问了。”

“妈——”

“我困了，先睡了。”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听着忙音。

嘟——嘟——嘟——

那声音像心跳，一下一下的。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它。

屏幕暗下去，然后又亮了。

是一条微信消息。

张建国发来的。

只有一行字。

“明天下午三点，我办公室，我们谈谈。”

我看着这条消息。

然后回了一个字。

“好。”

第二天下午三点。

我准时到了张建国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在四楼尽头，门关着。

我敲了敲门。

“进来。”

我推开门，走进去。

张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个茶杯，杯里的茶已经凉了。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我坐下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张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

“你问吧，”他说，“你想知道什么？”

“全部。”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然后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二十年前，”他开口了，“我在省城下面的一个县驻村工作，你母亲在供销社上班。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认识了。”

“然后呢？”

“然后，”他顿了顿，“我们在一起了。”

我愣住了。

尽管我已经猜到了这个答案，但当他亲口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裂开了。

“在一起？”我重复这三个字。

“嗯，”张建国说，“在一起。”

“那时候，你父亲在外面打工，你母亲一个人在省城带你。她很辛苦，也很孤独。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什么都不懂，是她帮了我很多。后来……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知道她有家庭吗？”

“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她，”张建国打断我，“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喜欢她。”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

“后来呢？”我问。

“后来，”张建国说，“我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呢？”

“然后我家里人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和她断了关系。”

“你就断了？”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钟。

“我犹豫过，”他说，“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妥协？”

“我调回了省城，她调回了老家。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就这样？”

“就这样。”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后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所以你今天见到她，才会是那种反应？”我问。

“嗯，”张建国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我忘了她。但今天看到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那你为什么说对不起？”

“因为，”张建国说，“我欠她一个道歉。”

“就一个道歉？”

“我知道这不够，”他说，“但我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看着他。

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微微蜷曲着，指节有些发白。

“你知道她那年回来之后，生了什么吗？”我问。

张建国抬起头看着我。

“她生了一场大病，”我说，“高烧不退，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张建国的脸色变了。

“她差点死了，”我说，“你知道吗？”

他没有说话。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发出声音。

“我问你，”我站起来，看着他，“你那时候在哪里？”

“我——”

“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没有人告诉我，”他说，“我调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我找过她，但我找不到。”

他的声音开始发颤。

“姜令，我知道你恨我，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着他。

他坐在那里，肩膀微微塌着，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尊被掏空的雕塑。

“我不是恨你，”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这就是真相，”他说，“我知道我做得不对，但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失去一切，”他说，“工作，前途，所有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所以你选择放弃她。”

张建国没有说话。

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茶杯。

杯里的茶已经完全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小撮黑色的土。

“我妈说，她从来没怪过你，”我说。

张建国抬起头。

“她说的？”

“她没直接说，但我听出来了，”我说，“今天她见到你的时候，她的表情很平静。”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笑了。

笑容很淡，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她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从来不怪别人。”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

窗外是后院，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一半，金黄的叶子铺在草坪上，像一层薄薄的地毯。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她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吗？”他问。

“什么？”

“我以为我认错人了，”他说，“但第二眼，我就知道是她。她老了，瘦了，但她的眼睛，还是跟二十年前一样。”

“什么一样？”

“善良，”张建国说，“那种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善良。”

他转过身看着我。

“姜令，你有一个好母亲。”

“我知道。”

“好好照顾她。”

“我知道。”

张建国点了点头。

他走回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

“这个给你。”

我接过信封，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张照片。

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泛黄了。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穿着碎花的裙子，站在一棵银杏树下，笑得很灿烂。

是母亲。

二十年前的母亲。

“这是？”我抬头看着张建国。

“这是你母亲当年给我的，”他说，“我一直留着。”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是我欠她的。”

他把信封推到我面前。

“你拿回去吧。”

我拿着信封，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张局。”

“嗯？”

“您后悔过吗？”

张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东西。

“每一天，”他说，“每一天都后悔。”

我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

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两下，三下。

我走到电梯口，按了按钮。

电梯门开了。

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缓缓下行。

我看着手里那个信封，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

母亲的笑容。

二十年前的笑容。

灿烂的，年轻的，无忧无虑的。

我忽然想起来，母亲现在很少那样笑了。

她现在笑的时候，眼角总是带着一丝疲惫，一丝隐忍，一丝说不清的苦涩。

电梯到了一楼。

门开了。

我走出去，穿过大厅，走出单位大门。

外面阳光很好。

银杏树的叶子还在落，一片一片的。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但这次，她接了。

“喂？”

“妈。”

“嗯？”

“我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母亲的声音传出来，带着一点点笑意。

“傻孩子，妈不是今天才去看过你吗？”

“我知道，”我说，“但我就是想你了。”

“妈也想你，”她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了，就回来看看。”

“好。”

“带点你喜欢吃的回来。”

“好。”

“好了，不说了，电话费贵。”

“妈。”

“嗯？”

“我爱你。”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然后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点点鼻音。

“妈也爱你。”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银杏树下，看着那些金黄的叶子。

一碰就碎。

但它们在落下来之前，曾经那么灿烂地活着。

我攥紧手里的信封，往家走去。

身后，银杏树的叶子还在落。

一片，两片，三片。

铺了一地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