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Blackie和我在那些寒冷的清晨有一种默契。我对它说话；它认得我的声音，我确信它用它自己的语言回答了我，而我觉得自己能明白一些。我们之间有着全然的信任，这信任对我而言是欢乐之源，对它也必定是一种安慰。也许鸟儿比我们想象的懂得更多。”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Hockley Clarke已经六十多岁了。窗外是1962年欧洲最严酷的冬天——那场八十年一遇的寒潮，几乎把整个英格兰冻成一块坚冰。接骨木树的枝桠上挂满霜花，而一只黑鸟，每晚都蜷缩在枝头最低矮的那个分叉处。Clarke给它起名叫Blackie，从那以后，每个清晨第一件事、每个黄昏最后一件事，就是走去树下的雪地里，放上一小碟食物。
这只黑鸟的到来，像一把小小的钥匙，轻轻旋开了Clarke生命中所有关于鸟的记忆。
Hockley Clarke出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英格兰乡间的风把他养大，也把他对自然那种毫无防备的爱，悄悄种进他的骨血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端着枪，被塞进一条开往法国的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将十几岁的他抛进步兵队列，推进了泥泞、冰水和机枪昼夜不停的嚎叫。别人趴下躲避炮击，他却竖起耳朵听——听头顶有没有翅膀扑棱的声响，听远处的灌木丛里，是不是藏着一声怯生生的啁啾。
战争间隙，只要有一小段离开战壕的休息，他就去找鸟。在一片刚刚结束厮杀、尸体还来不及清理的空地上，他听见了夜莺的歌声。那不是某种模糊的、被炮火摁住过的声响，而是清澈的、明亮的，像一道光直直穿透硝烟，在堆积如山的亡骸上方干干净净地亮起来。他后来在书里写道：“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我一直把鸟类和所有的野生动物，看作是上帝显现的样子。”
他活了下来。1918年的枪声停息之后，Clarke回到家乡，办了一本观鸟杂志——一个人编辑，一个人组稿，一个人把对羽翼的迷恋一页页印刷出来，整整四十年。他还写了许多关于鸟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仿佛要将战壕里被撕碎的那些年月，用鸟鸣和羽毛一点一点黏合回来。而他自己也一直观鸟，观到九十多岁，脚步虽然慢了，眼睛却依然亮着——光是天空里掠过一个寻常的身影，就能让他停住很久。
1962年的那场冰封，把世界压得沉默。但Blackie来了，像从冻土层下迸出的第一颗种子。一开始，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蹲在老接骨木树上，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在暴风雪里找到自己的位置。Clarke开始送食物过去。最初，黑鸟还会怯怯地等老人走远了才落下枝头；几天之后，它开始提前飞出来，立在一截低枝上，歪着脑袋看他走近，喉咙里滚动出一串轻快的、断续的咯咯声，像在说“你来了”，又像在说“谢谢你”。
人与鸟之间，长出一种近乎透明的信任。Clarke后来反复描述这种感觉：“也许鸟儿比我们想象的懂得更多。”在那些呵气成冰的清晨，他对着Blackie说话，声音里的温和比热茶还管用。而Blackie每一次扬起小脑袋、快速翕动喉咙发出短促笑声时，他也真的觉得自己听懂了它在说什么。这不是人类惯常讲的那种“驯化”，而是两个生命，在严酷的存在条件下，同时向彼此伸出手去——不是手与手的交握，是声波与声波，温度与温度，耐心与耐心。
这场友谊被Clarke写进了一本书，书名很朴素：《Blackie & Co.：我花园里的黑鸟》。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却藏着一整个冬天的温存、每天的两次会面，以及一个老人从黑鸟眼中重新确认过的关于生命的信念：无论活着的条件多么苛刻，最后救赎我们的，往往是无条件的——一种无需理由的照顾，一声毫不保留的回应。
很多很多年后，这本书几乎被人遗忘，安静地躺在德克萨斯乡间一间旧书店的书架上，封皮磨损，书页发黄。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他的女儿Andrea在自己的朋友Maria Popova经历人生最黯淡的一个冬天时，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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