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评剧皇后白玉霜血染舞台，生前留下遗言：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家，也渴望能拥有一次婚姻！
1935年春末，上海大世界的后台灯火通明，一名二十出头的女演员站在窄窄的走廊里练嗓，她就是那年的票房保险——白玉霜。彼时的评剧尚未完全摆脱“落子”“蹦蹦”的乡野印记，却已在摩登都市里获得新的生机。观众争相观剧，并非只因旋律悠扬，更因为台上那位嗓音明亮、眼神倔强的女子，把《潘金莲》唱出了别样风情。外人只看见红火盛景，少有人知道，这位“评剧皇后”走进聚光灯之前，走了多长、也多苦的一段路。
1905年前后，河北乡下一个生灵初啼的女孩，本名陈月娥。家境拮据，连年歉收，7岁那年，她被父亲托人领去戏班换了几吊铜钱。从这一刻起，童年的乡音被锣鼓声掩埋。戏班里，长辈不把孩子当学生，而当“闯江湖的本钱”。清晨扎马步、深夜吊嗓子，板尺落在小手背上时，她只能咬牙不哭。可也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磨砺里，小姑娘练出过人嗓音，十四岁一亮相，就让茶馆里那些油光满面的票友忘了掐烟袋，愣愣地听完一整出《马寡妇开店》。
20年代末，北方几大班社为生计南下，拥挤在上海滩。养母卞氏嗅到机会，带着白玉霜投奔孙凤鸣。孙家班排新戏《潘金莲》，请来京剧名票赵如泉对唱，一个花旦一个老生，南北腔调碰撞，竟撞出满堂彩。头排的摩登小姐搔首弄姿，幕后却是勒头绳勒得通红的青年演员。卞氏看准势头，转手又把剧团送进影棚，导演洪深抓住白玉霜的神情，让她在镜头前主演《海棠红》。这部黑白片一上映，票房意外冲破十万大关，“评剧”这个新称号从此写进报纸，也写进了北方梨园的史册。
名声带来掌声，也带来束缚。戏班规矩森严，艺人结亲，等同于把摇钱树拱手让人。白玉霜心里却生出别样的念头。排练间歇，她常把一张绣帕塞给鼓师李长生，“留着，别再犯愁。”李长生拱手赔笑：“赚了钱，我就来娶你。”一句话传到卞氏耳里，老人把折扇一摔：“你敢胡闹？戏班怎么办！”那夜，白玉霜拿起行李，挽着李长生的胳膊钻进夜色，两人一路北上，落脚在河北杨村。小镇的春天安静，柴门一掩，她头一次尝到自由，却也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冷灶无米的窘境。
上海观众等不到“皇后”复出，卞氏急招徒弟。丫头福子被推上台，改名“小白玉霜”。那几晚票房竟没垮，观众不挑剔，他们要的只是那把熟悉的嗓音。消息传到杨村，白玉霜心口像被针扎——自己拼命得来的名号，转眼成了他人装束。她和李长生的激情也在清贫里冷却，“我们回去吧。”她说。“回去就得听她的话。”他垂首嘟囔。真相明摆着：爱情抵不过饭碗。半年后，两人分道扬镳，她独自回到舞台，用一出接一出的好戏，将替身挤回幕后，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在。
1941年冬，她随团抵北平。本可推掉演出休息，可手头债务缠身。北平的寒风直往骨缝里钻，她照常吊嗓练跑圆场。12月3日夜，这位常在台上演绎生离死别的女伶，突然捂腹跪倒，裙摆迅速被暗红浸湿。乐师仓皇停槌，观众一片骚动。送医后方知是子宫癌，病已深。那时的医疗，连青霉素都未普及，自然也谈不上根治。
天津的租界医院收留了她。几位同行凑钱请来最好的医生，可手术后的她依旧血色全无。夜里，她对贴身丫头轻声哽咽：“我想成家，我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一句话说完，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煤油灯的噼啪。陪护的邝先生握住她的手，低声回答：“一切都会好起来。”话音未落，她苦笑摇头，仿佛在说自己心里明白。
八个月后，36岁的白玉霜撒手人寰。讣闻贴出，戏院门口排满送行的观众，花圈堆得像一堵墙。报纸只写她“艺行天才”，却没有人提起，她死前最在意的，不是荣誉，不是票房，而是做回普通人的渴望。这番心愿终未兑现，留在戏单的背面，也留在那一代女艺人共同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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