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世峰 整理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高市政府升级情报机构的用意，不仅在于控制国内舆论，更是为了加强对外情报搜集、配合日本的军事活动。据日媒披露，日本后续还将新设“对外情报厅”，加强对外情报搜集。日本舆论将高市政府的新情报机构称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日本首相官邸。资料图
“国家情报局”直接对首相负责，由首相掌握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实现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集权化管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等行动是相配套的，旨在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
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和情报集权，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历史上，日本情报体系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近代情报体系与其扩张国策同步建立，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专属间谍机构同步落地，对华、对朝鲜半岛开展全维度情报渗透。二战期间，日本成立了多个情报机构，并在原情报委员会基础上改组成立内阁情报部。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内阁情报部升格为内阁情报局。
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察。
日本防卫省。 新华社资料图
如今，日本试图复制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让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矛盾服务，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对于以情报工作配合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意图，曾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的北村滋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行使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日本必须掌握相关情报。”
此外，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还在强化利用民间情报力量。日本网民调查发现，有与执政的自民党存在资金往来的IT企业，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搜集自由派政党和人士的信息及言论，对其展开攻击并鼓吹修宪等主张。
近期，一个名为“日本纽带情报公司”的民间机构浮出水面。这家机构极力鼓吹所谓“外部舆论”威胁，多次出现在日媒报道中。该公司董事长曾任职于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日本电通公司。针对这家企业的背景及动向，有日本网民质疑其为日本防卫省的代理人。
今年4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发表演讲。
日本这些情报领域的动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密切相关。近来，高市政府祭出一系列危险动作：扩充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修订“安保三文件”、释放“核松绑”危险言论、明确提出修宪时间表并计划在明年取得实质性进展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从战略构想加速转变为制度现实。
专家学者认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改革，而是高市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政治右倾化与“再军事化”进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布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强化情报机构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的具体政策体现之一，也是高市政府图谋突破和平宪法、冲击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
5月1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
今年以来，日本民众多次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的危险动向。有集会参加者担忧地表示，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对于高市政府在情报领域的动作，日本《琉球新报》的社论认为，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专家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机构布局，将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资料来源：新华社、央视新闻、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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