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受访大学生肯定暑期打工有利于未来发展

（来源：中工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欣宇

暑期打工是大学生衔接校园与社会、积累职场经验、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随着更多灵活工作方式的兴起，大学生打暑期工早已不只是“挣零花钱”那么简单。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发布的一项1333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65.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暑期打工有利于未来发展；近八成（79.4%）受访大学生认为打暑期工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了。

92.3%受访大学生对暑期打工心态积极

6月的一个周末晚上，沪上万家灯火，00后大学生高子逸走出上海的一个小区——他刚刚在这里结束一堂家教课。高子逸已经做家教一年多了，对他而言，这份工作早已不只是周末的例行公事，而是一份需要用心经营的责任。

类似的勤工俭学工作，高子逸还做过不少，这让他面对暑期打工，心态更为从容和积极。6月刚结束了一份家教工作，他就已经开始着手寻找8月暑期的工作了。做家教一年多，从一开始的生涩到现在的游刃有余，高子逸逐渐找到了这份工作的节奏和乐趣。“备课的时候让脑子转起来，上课的时候跟小朋友交流，可以缓解一下学校里的压力，心情也会变好。”

数据显示，面对暑期打工，92.3%的受访大学生心态积极。其中，47.4%的受访大学生愿意主动参与，借机锻炼自我；44.9%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有合适机会就参与，但不盲目跟风。仅有7.7%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假期更倾向休息，不太愿意打工。

每年暑假，来自湖北的大二学生淡紫悦都会去找一些零工干，电影院检票员、快餐店服务员她都尝试过。她还记得入职快餐店服务员的第一天，因为老员工身体不舒服，她和另一名暑假工略过了见习的环节，直接就开始上手干活儿。“一开始啥都不会，老员工稍微教了一下东西放在哪里，要炸几分钟，汉堡怎么包，就让我们跟着一起干了。”她回忆道。

那种快节奏的工作挑战，让淡紫悦至今记忆犹新。她觉得，这次打工经历虽然对她以后的工作没有太大帮助，但也并非毫无价值——因为缺乏经验，她在入职时合同上有的项目没有填写，导致第一个月的时薪被少算了，有理也说不清。“从那以后，我每次找工作都会尽量把各种事情问清楚，还专门去搜了怎么签劳务合同、劳动合同。”在淡紫悦看来，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训，或许比任何书本知识都来得更刻骨铭心。

通过暑期打工看见了劳动本身的重量

高子逸表示，如果单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除非以后从事教培行业，否则家教经历对自身职业发展的作用确实有限。但家教工作能够结识形形色色的人，锻炼社交能力，打开眼界。“平时在学校里更多是以同学的身份跟别人相处，但家教不一样，通过与从事各行业的家长闲聊，也能获取一些行业信息，这对于我未来的发展，还是有意义的。”高子逸说。

调查中，65.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暑期打工有利于未来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史经管类专业受访大学生中持这一想法的比例更高，为69.2%，其次是理工农医类专业受访大学生（65.3%）。

与身边同学大多选择去快餐店里打工、做家教不同，05后大学生郑子墨曾在广州一家手机配件代工厂做检修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检查流水线上生产的手机配件是否有故障，工作单调而枯燥，还不能用手机，但当她月底拿到属于自己的酬劳时，感到“特别开心，也特别自豪”。

这是郑子墨成年后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赚到钱，那种能自由支配劳动所得的感觉，让她觉得“比拿父母的钱要更安心一点，花得更开心一点”。但她也坦言，这段经历也让她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这种“看见”，或许比那份薪水更珍贵。

暑期打工给受访大学生们带来了哪些收获？调查显示，近八成（79.4%）受访大学生认为是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了，77.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赚到了钱，有了经济独立的底气。其他还有：认识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长了见识（71.3%），学会吃苦，不再眼高手低（70.5%）等。

对于淡紫悦来说，在快餐店打工的经历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还培养了她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份工作不仅让原本性格内向的她慢慢学会了打开自己、与客人耐心沟通，还锻炼了她在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下从容不迫的能力，“做熟练了以后感觉也能胜任”。

但更重要的是，淡紫悦觉得她在这段经历中看见了劳动本身的重量。当站在滚烫的油锅前，汗水浸透衣衫时，她第一次真切地理解了“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她曾经习以为常的外卖、炸鸡，背后是无数像她一样的劳动者在高温下的坚守。这份理解，让她对每一份劳动都多了一份敬意。

受访大学生中，准大学生占11.2%，大一/大二学生占24.3%，大三学生占27.8%，大四/准毕业生占24.2%，硕士研究生占9.5%，博士研究生占3.0%。文史经管类专业的占32.4%，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占56.3%，艺术体育类专业的占7.6%，其他占3.7%。一线城市的占31.2%，二线城市的占39.8%，三四线城市的占21.2%，县城或城镇的占5.9%，农村的占1.9%。

（应受访者要求，高子逸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