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西晋高僧帛远生平、思想与史迹考

西晋高僧帛远生平、思想与史迹考

摘要：帛远（法祖）是西晋末年活跃于关中、陇右地区的重要汉地僧人。传世史料以梁代僧传、历代经录为主，正史记载简略零散，后世又叠加了感应、果报类的宗教叙事，致使其人其事长期处在史实与传说交织的状态。本文立足于可核验的原始文献，梳理帛远的家世行迹、译撰情况、教化活动，辨析佛道论争公案的史料层次，分析其遇害事件背后的地方政治与社会族群矛盾，还原一位在乱世中弘法的本土高僧真实面貌。帛远的价值不在于译经数量之巨，而在于他代表了早期汉僧独立弘化的实践，推动佛教在关陇多族群社会扎根，成为十六国北方佛教兴盛的先声。

关键词：帛远；法祖；西晋佛教；关陇；《老子化胡经》

一

引 言

西晋短短的数十年间，佛教由上层士族的零星研习，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信仰。洛阳、长安形成两大传播中心。长安一地，竺法护译经事业浩大，历来受到学界重视；而与他大致同时的帛远，在当时拥有规模可观的信众，声教遍及羌胡，后世记载却虚实掺杂，专门讨论并不算多。

过去写作常常不自觉地把僧传中的灵异叙事当作史实平铺直叙，或是用现代化的概念强行拔高历史人物，造成文字带有明显的程式化表达。本文尽量剥离后世神化加工，区分早期原始记载和后世增饰内容：把《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为核心早期史料，把隋、唐经录看作后世文献整理，把《法苑珠林》一类故事性记载视为六朝隋唐的信仰叙事，同时对照《晋书》的政治记载，厘清哪些属于历史事件，哪些属于宗教建构。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帛远的一生、佛学取向、社会影响以及相关学术公案。

二

家世、出家与早年行迹

（一）出身河内儒学之家

帛远，字法祖，俗姓万，河内人。其父万威达，史文记载“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河内是魏晋士族聚集之地，儒学风气浓厚。万威达属于地方上有声誉却拒绝出仕的隐士一类人物。这种家庭背景意味着帛远自小接受传统汉地文教熏陶，并非底层平民出家。

僧传记述：帛远年少便生出修道之心，向父亲请求出家，言辞恳切坚决，其父最终应允。这件事不能简单视为一段传奇故事。在魏晋时代，士族子弟舍弃仕宦道路投身沙门，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此时佛教不再仅仅是异域方术，已经具备足够的思想吸引力，可以让儒学世家子弟做出人生选择。

关于生卒年份，现存史料没有精确纪年。后世推断只能依靠旁证：帛远之弟法祚死于太安二年（303），卒年五十七，可知法祚生于曹魏正始七年（246）。帛远为兄长，生年应当更早，大约在曹魏后期；遇害时间定于永兴二年（305）。也就是说，帛远的一生横跨曹魏后期至西晋末年，经历了司马氏代魏、八王之乱等一系列大变局。

（二）长安建寺讲学，结交藩府士人

帛远在长安营建精舍，聚众讲习，“白黑宗禀，几且千人”。白指在家居士，黑指出家僧众。上千人的跟随者，在西晋长安已是相当可观的传教规模。他本人博览内外典籍，既研习大乘方等经典，又通晓传统经史，这种知识结构，让他可以周旋于士大夫与民间信众之间。

晋惠帝后期，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对帛远十分敬重，常于闲暇之时与之谈论道义。当时司马颙幕府汇集不少人才，府中名士大多佩服帛远见识通达。这段交往反映一个现实：西晋的地方藩王对待佛教多采取礼遇而非压制的态度，高僧凭借学识德行获得上层社会的尊重。但这种关系并不等于官方护持，一旦政局动荡，这种私人性质的敬重很容易消失，僧人仍然缺乏制度性保障。

帛远在长安的弘法模式不同于洛阳一带依附清谈名士的玄佛交游。洛阳僧人更多和玄学名士辩论哲理；帛远以精舍为基地，坚持长期讲经教化，面向更广的信众群体，奠定了他在关中民间的声望。

三

陇右之行与遇害事件考实

（一）避乱西行，与张辅产生矛盾

八王之乱爆发之后，关中战火四起。帛远不愿卷入纷争，打算西入陇右避祸。恰逢朝廷任命张辅为秦州刺史，前往陇上赴任，帛远随之西行。张辅为张衡后人，史称有才名，但为政严苛暴戾。他看中帛远在民间巨大的号召力，打算强迫他还俗，收为僚佐，借重其名望巩固自己在秦州的统治。

对于一名修行的僧人而言，被迫还俗等于放弃信仰。帛远坚决拒绝，双方由此结怨。矛盾之外还有私怨的推波助澜：当地人管蕃曾经和帛远论辩义理，屡次被驳倒，心怀羞愤，借机在张辅面前谗毁帛远。政治诉求加上私人嫌隙，最终酿成悲剧。

一行人抵达汧县，帛远已经预感到祸事将近，提前和弟子告别，把经卷、造像、财物一一分配完毕。次日面见张辅，言语不合，张辅下令责罚，帛远受鞭笞而死。

（二）史料分野：僧传叙事与正史记载的差异

这里必须区分两套史料系统。

佛教文献的叙事链条是：帛远无辜被害 → 陇右羌胡族群悲愤，集结骑兵前来救护 → 众人复仇杀死张辅，分割舍利起塔供养。这套叙述带有强烈的宗教悲情色彩，凸显高僧德感戎狄。

而《晋书·张辅传》记载：张辅到秦州之后施政严苛，擅杀天水太守封尚，激起地方不满；随后他征召陇西太守韩稚，韩稚起兵抗拒，张辅战败被杀，动手之人是帐下督富整。正史叙事把这件事写成秦州地方势力对抗朝廷官员的内乱，完全没有提到帛远。

二者并不完全冲突。真实的情形大致是：张辅在秦州本就治理失当，多方积怨；诛杀帛远一事进一步激化民情与族群情绪，成为当地反抗力量动员人心的一个因素。佛教史料放大了帛远之死的因果意义；正史侧重于地方军政冲突。我们不必完全采信僧传的因果叙事，却也不能否定这件命案在当时造成的社会震动。

（三）法祚之死：兄弟相继殉道

帛远的弟弟法祚同样是当时知名僧人，曾拒绝博士的征召，二十五岁出家，在关陇颇有声望，注解《放光般若经》，撰《显宗论》。太安二年（303），梁州刺史张光逼迫他还俗，法祚誓死不从，最终遇害。

短短两年之内，万氏兄弟先后死于地方长官之手。这不是偶然的个案。西晋没有一套管理僧团的完善法令，朝廷对佛教放任自流，地方官处置僧人的尺度完全凭个人好恶。当一名僧人在地方拥有巨大声望时，容易被视作一种潜在的民间势力。一旦地方长官心生猜忌，就可能动用暴力进行打压。这正是早期汉地佛教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后来道安总结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正是从这类惨痛经历之中得出的经验。

四

译经与著述的文献梳理

（一）历代经录的层累变化

关于帛远译经数量，历代经录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本身就是文献学史的现象。

1. 梁代《出三藏记集》：时代最早，只记录《惟逮菩萨经》一卷为帛远所译。《高僧传》补充提到《惟逮》《弟子本》《五部僧》三部，其余数部小经在战乱之中散佚，名目失传。南朝时期的史料态度相对谨慎，并不虚增数量。

2. 隋代《历代三宝纪》：费长房整理前代零散记录，把一批失译经典归集到帛远名下，合计二十三部二十五卷。费长房自己也承认，典籍历经战乱，很多译者信息模糊，他是博采旧录汇集成编，考证并不严格。

3. 唐代《开元释教录》：智升重新校勘甄别，删去证据薄弱的译本，定为一十六部一十八卷。唐代经录已经开始做文献辨伪工作。

现代佛教文献学一般认为：能够确证属于帛远的译本极少，《惟逮菩萨经》可信度最高；其余多部经本存在译者归属存疑的问题。隋代以后经录不断“增加”译作，是中古经录编纂里典型的“层累构造”，不能全部当成信史。

（二）译撰的风格与取向

帛远兼通梵汉，属于早期可以参与译事的本土僧人。在此之前，僧人事业的主导者大多是西域来华僧人，汉僧多担任笔受。帛远独立从事翻译，代表汉地僧人的佛学与语言能力有了长足进步。

从现存经文的性质来看，帛远所译多是篇幅不长的修行类经典，内容偏向基础教义、菩萨行、因果福报，适合面向普通信众宣讲。对比竺法护大量翻译大部头的大乘般若、方等典籍，二者的定位有所区别：竺法护致力于系统输入大乘义理；帛远的事业更贴近基层教化。

除译经之外，帛远曾经注解《首楞严三昧经》。这部注本今已亡佚，仅存书目记载。《首楞严三昧经》重在禅定修行，这件事说明帛远的佛学并不专务义理空谈，同时重视禅修实践。他的弟弟法祚注解《放光般若经》，撰写《显宗论》，偏向般若义学。兄弟二人一个偏重禅法教化，一个深耕般若理论，共同构成关陇地区早期义学的一支力量。

五

佛学思想与教化实践

（一）方等大乘与禅修并重的学风

史料评价帛远“研味方等，妙入幽微”。所谓方等，是对大乘经典的泛称。西晋时期还没有后世严格的宗派体系，僧人治学大多博综众经。帛远一方面钻研大乘义理，另一方面用力于《首楞严三昧经》这类禅法典籍，体现义学与修行并行的风格。

洛阳地区部分僧人偏于和名士清谈，把佛教作为玄学的一种补充；帛远的弘法道路更具实践性：修建精舍，常年讲经，面向普通在家与出家信众传授佛法。他的教化不是局限于小圈子的哲学辩论，而是持续性的宗教教化活动。

（二）业报轮回与慈悲观念的体现

帛远临刑前的一段话，是理解他信仰观念的直接材料。面对死亡，他认为这场祸事是宿世业缘带来的果报，坦然承受，并且发愿不要让加害者背负重罪。这种心态建立在佛教业力轮回的思想之上：苦难是往昔业因的成熟，不必生出嗔恨；大乘慈悲则要求怜悯作恶之人，愿其远离罪业。

这段记载来自僧传，文字经过宗教化润色，但其中的思想内核是西晋佛教信徒所共同接受的观念。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业报、慈悲这套思想体系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安顿身心的方式。

至于后世流传的李通死而复生，看见帛远在阎罗王处讲经、王浮在地狱忏悔的故事，属于六朝广泛流行的感应传说。这类故事的价值，不在于记录一桩真实事件，而反映了后世信徒对于善恶报应的想象。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后世的宗教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实录。

（三）跨族群的教化实践

帛远教化的范围覆盖关陇胡汉杂居地带。僧传记载“戎晋嗟恸，行路流涕”，戎指羌胡等西北族群，晋指汉人。他的声望不局限于汉族士人，在少数民族之中同样拥有大批信众。

魏晋的陇右长期处于多民族混居的格局，民族矛盾复杂。佛教作为一种超越血缘、族群的信仰，可以提供共同的精神纽带。帛远的成功说明：早在西晋末年，佛教已经开始向西北少数民族社会传播，为之后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崇佛埋下社会基础。后来的河西、陇右石窟艺术的兴起，背后都离不开这一段早期传播史。

六

帛远与《老子化胡经》公案再辨析

（一）史料出现的时间次序

“王浮与帛远辩论不胜，伪造《老子化胡经》”这一故事，最早见于梁代僧祐、慧皎的著作。在梁之前的文献，无论是道教典籍，还是早期的佛教论辩文字，都没有这条记载。北周甄鸾《笑道论》专门批判《化胡经》，却完全没有提到帛远、王浮相争这件事。

也就是说：化胡说的雏形起源很早，东汉末年已经有老子西去教化胡人的说法；但是“王浮因败给帛远而造经”的完整故事，是南北朝后期佛教方面构建出来的叙事。

（二）学术界的两种判断

1. 传统一派以汤用彤、许理和为代表，基本采信僧传故事，认为西晋时期佛道已经爆发直接论争，《化胡经》在这一背景下成型。

2. 另一派如刘屹等学者通过文献考证提出：完整的《老子化胡经》是从东晋到刘宋之间逐步扩充成书；王浮造经的典故，是后世佛教徒附加上去的情节，用来在道义上贬低道教。

公允地讲：西晋长安地区佛道人士发生辩论，在时代背景上具备可能性；但是现存版本的《化胡经》经过长期增改，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辩论失败而造伪经”的戏剧性故事属于后世的加工。这个公案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象征层面：它标志着佛道两教从早期并存，走向相互争夺话语权的竞争阶段。在佛教塑造的历史叙事里，帛远被塑造成护法高僧的形象。

七

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本土汉僧独立弘法的代表

在西晋佛教格局之中，长安两大核心人物，一是外来译师竺法护，一是本土教化高僧帛远。竺法护的功绩在于输入经典；帛远的功绩在于把佛法在关中社会落地生根。

在帛远的时代，汉地僧人不再只是西域译师的助手，已经成长为能够独立讲法、建立教团、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里非常关键的一步。

（二）陇右佛教传播的先驱

在帛远之前，陇右佛教的史实模糊不清。帛远短暂的西行活动，却在当地留下很深的信仰印记。陇右后来发展成为北朝佛教重地，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相继开凿，这些文化成果的底层社会条件，正是从西晋这一批先驱人物的教化开始积累的。

（三）早期政教冲突的范例

帛远兄弟遇害一事，揭示了中国早期政教关系的特点：国家没有定型的僧制管理，佛教没有法定的保护。僧人的安危取决于地方长官的个人态度。乱世之中，如果宗教领袖拥有过高的民间威望，就容易遭到猜忌打压。后来北方十六国政权扶持佛教，佛图澄、道安重新定义僧人与王权的合作模式，某种意义上正是吸取了西晋时期的教训。

（四）形象的后世变迁

东晋孙绰《道贤论》将帛远比作嵇康。孙绰的比拟，把高僧和竹林名士并列，是用魏晋名士的价值标准来理解僧人，此时帛远的形象偏向一位孤高遭祸的隐逸贤者。

到了梁唐，僧传、类书加入大量神异情节，帛远逐渐被神化为护法圣者。到近现代学术研究兴起之后，学者剥离传说成分，重新把他放回西晋的历史环境之中考察，还原为一名真实的乱世僧人。帛远的形象变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古佛教文化建构史的缩影。

八

结 语

帛远的一生，处在佛教由初传走向兴盛的转折点上。他出身儒学世家，出家之后在长安建寺弘法，深入关陇胡汉混居之地教化民众；他尝试译经、注解禅典，推动义学传播；最后在乱世的地方权力冲突之中惨死。

后世的文献不断给他叠加神异故事，塑造出护法高僧的传奇形象。今天做学术研究，需要区分真实史迹和宗教叙事：不必全盘否定僧传记录，也不能不加分辨地把传说当作史实。帛远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神通，也不在于数量庞大的译作，而在于他作为早期本土汉僧独立弘化的实践者，在关中、陇右播撒佛法的种子，为十六国北朝北方佛教的繁荣拉开序幕。对帛远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细致地理解西晋佛教的真实生态，看清佛教一步步扎根中国社会的漫长历程。

参考文献

[1] 慧皎. 高僧传[M]. 汤用彤,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 释僧祐. 弘明集[M]. 中华书局, 1992.

[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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