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火车上人多，我被挤到一姑娘怀里，她脸一红低声说：别乱动

楔子

1991年，腊月十八。

绿皮火车吼叫着冲出站台，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拖着二十多节车厢在华北平原上狂奔。冷风从关不严的窗户缝里挤进来，夹着煤灰和铁锈的气味，和车厢里那股子暖烘烘的人味儿搅在一起——汗味、烟味、泡面味、橘子皮味，还有从厕所方向飘过来的刺鼻的氨水味。所有这些味道搅和成一锅浓稠的汤，把每个人都腌透了。

我被人群裹挟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双脚几乎是虚站着的。前面的人后背贴着我的胸口，后面的人前胸顶着我的后背，左边右边都是人，像一大捆被绳子勒紧了的稻草。我的包袱卷被挤掉了，也顾不上捡。那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工装，还有一本翻烂了的《平凡的世界》。书是从厂里工友那儿借的，封面都没了，第一页上还沾着机油印子。

火车猛地一个刹车。车厢里响起一片惊呼，人群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往前推了一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前扑过去，脚底下踩到了谁的脚，又绊到了谁的行李包，整个人歪斜着栽了出去。

就这么一下，我结结实实地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一股皂角的清香钻进我的鼻子。和车厢里所有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股清香干净得像山涧里刚化的雪水，一下子就冲开了周围的浑浊。我的脸埋进了柔软的地方，能感觉到对方身体猛地僵住，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往后缩了半寸，又被后面的人墙弹了回来。

我慌乱地抬起头，正对上一双眼睛。

那是一个姑娘的眼睛。大而清澈，黑亮亮的，像山里的深潭。她的辫子又黑又粗，搭在肩膀上，辫梢扎着红头绳。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领口露出半截碎花衬衫的领子。因为挤得太紧，她的棉袄扣子有一颗被扯松了，露出里面鹅黄色的毛衣。

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朵尖。

那双眼睛看着我，里面有惊慌，有害羞，但奇怪的是，没有嫌恶，没有厌烦。她咬着下嘴唇，嘴唇上咬出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别乱动。”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像蚊子哼，却又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那声音软软的，带着一点北方姑娘特有的尾音上扬，像问句又像感叹。说这话的时候，她偏过头去，不敢看我的眼睛，耳垂红得像要滴血。

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僵硬着身体，连呼吸都放轻了。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咚咚地响。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都退远了，只剩下那股皂角的清香，和她近在咫尺的呼吸声。

那年，我二十一岁。在此之前，我的人生像一条浑浊的泥水沟，脏兮兮地流过了二十一个年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生命里，也会遇到这样清澈的瞬间。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趟火车，这个姑娘，那句“别乱动”，会像一颗钉子，深深地扎进我的命运里，让我后来三十五年的人生，全都改变了流向。

我叫陈树。木头的树。

一

我是1970年生的，老家在河南南阳下面的一个县，伏牛山脚下的陈家沟。

说是沟，其实是一个窝在山坳里的村子。百来户人家，依着山势散落着，靠种地吃饭。我爹是个闷葫芦，一天说不上十句话，一辈子在地里刨食，脊背早早就驼了。我娘倒是利索人，嘴皮子快，手脚也快，家里地里一把抓。

我家穷。那种穷是透进骨子里的——土坯房子墙皮剥落，下雨天要用盆盆罐罐接漏水；一年到头吃粗粮，白面馍馍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见到；衣服都是捡城里亲戚不要的，补丁摞补丁，没有一件是囫囵的。

我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姐姐排行老大，早早就不念书了，在家帮我娘操持家务、带弟弟。弟弟是幺儿，我爹我娘疼得跟眼珠子似的，有口好吃的都紧着他。

我就不上不下了，卡在中间。乡下有句老话：疼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我就是那个受气的。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爹娘对我也不赖。家就那么个穷家，能把我供到初中毕业，已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恩情了。初中毕业那年，班主任到家里来了两趟，说我成绩好，考个中专没问题，读出来就是国家干部。我爹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第二天一早去村里挨家挨户借钱，赔着笑脸，把好话说了几箩筐。

借是借到了一些，可还是不够学费。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爹佝偻着背走回来的样子，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碎成了渣渣。我迎上去说：“爹，我不念了，我去打工。”

我爹看了我一眼，嘴唇哆嗦了两下，到底没说出话来，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掌又厚又糙，拍在我肩上的分量，比什么话都重。

那一年，我十六岁。

村里有个远房的表舅，在广州那边的电子厂打工。我娘托人带话，表舅回信说可以过去，让我先坐火车到广州，他来找我。那是我人生头一回出远门。

从南阳到广州，绿皮火车走了将近三十个小时。我背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娘给烙的一摞饼子，还有两身换洗的衣裳。没有座位，就站在过道里，站累了就蹲一会儿，蹲麻了就站一会儿。周围挤挤挨挨的全是人，有人靠着行李睡觉，有小孩哇哇大哭，有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吹牛，有女人家端着搪瓷缸子泡面。我被挤过来挤过去，像一片掉进河里的树叶。

那个时侯，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知道心里头憋着一股劲——我得出息，我得让我爹我娘在村里抬得起头来。

到了广州，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另一个世界。

到处都是人，比我们县城赶集的时候还多十倍百倍。楼高得要把天戳破，汽车一辆接一辆，喇叭声刺得人耳朵疼。到处都是灯，五颜六色地闪着，晃得人眼晕。街边店铺里放着歌，唱的是粤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表舅来接我，把我领到了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说是厂，其实就是几排铁皮搭的房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宿舍是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上下铺，翻身的时候铁架子床嘎吱嘎吱响，隔壁床的工友骂一嗓子，安静两秒，又开始响。

我干的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活儿不复杂，就是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把零件安上去，拧紧，打胶，传递给下一个人。一天十二个小时，两班倒。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吃饭。有时候还要加班，再延两个小时。干到后来，整个人都是木的，身体还在动，脑子已经不转了。

工资一个月两百多块钱。我留下一半自己吃饭，另一半寄回家。每个月寄钱回去那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上歪歪扭扭的几个字：给弟弟交学费。这几个字，比我吃一顿肉都舒坦。

我在电子厂一干就是五年。

五年里，我从什么都不会的毛头小子，变成了熟练工，又成了小组的替补组长。说是替补组长，其实就是干组长的活儿、拿普通工人的钱，还要替组长背锅。

组长姓侯，叫侯志强，是个湖北人，比我大三四岁。这个人长了一张笑面，见谁都笑眯眯的，开口闭口“兄弟”“一家人”，可转身就能把你卖了。他在厂里干了七八年，上上下下都混得熟，会来事，会说话，会巴结车间主任。

他不会干活。

准确地说，他懒得干活。上班的时候，他不是蹲在车间门口抽烟，就是跑到办公室去找女文员扯闲篇。线上的活儿撂给我，出了成绩他上去领功，出了问题他两手一摊：“小陈，你怎么搞的？”

工友们私下里跟我说：“树哥，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看看侯志强，活儿不干，奖金拿的比谁都多。你呢？累死累活，落着什么好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不说话。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谁说我不知道呢？可是我想，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踏踏实实干活，总有被看见的一天。侯志强这种人，靠嘴皮子吃饭，总有一天要露馅的。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想得太天真了。

那一年秋天，厂里接了一批大单，给日本的客户做电子表芯。质量要求极高，次品率不能超过千分之一。侯志强为了赶进度，三令五申地催工人们加快速度，质检那边他就去“沟通”。具体怎么沟通的我不知道，反正后来才知道，那批货的质检报告是动了手脚的。

结果可想而知。货到了日本，被查出大量质量问题，全部退货不说，还要赔违约金。这件事闹得很大，总部派人下来查，一层一层追责。

追到我们这条生产线的时候，侯志强做了什么呢？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

他对上面的人说，那段时间他家里有事，请假了几天，线上的管理工作都交给了我这个“临时负责人”。他说千叮万嘱让我盯好质量，是我一意孤行，为了赶产量放松了要求。

这些话是在车间办公室里说的。我是被临时叫过去的，进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侯志强当着车间主任的面，手指头都快戳到我鼻子上，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陈树，我拿你当兄弟，你就这么坑我？”

我整个人都懵了。

那种冤屈没有办法形容。就像你在路上好好地走着，突然被人从背后套了麻袋，一顿乱棍打得你晕头转向，你还不知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侯志强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连珠炮似的，把我批成了一个贪功冒进、不负责任的人。车间主任皱着眉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失望和不耐烦，好像在看一个麻烦。

我在厂里干了五年，兢兢业业，没出过什么差错。可是那一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开会的时候，平时跟我称兄道弟的工友们一个都没在。后来我才知道，侯志强提前跟他们打过了招呼，说谁要是站我这边，下个月就卷铺盖走人。大家都要养家糊口，谁也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去赌别人的清白云。

我没有被开除。但是被取消了当年的所有奖金，降了一级工资，从替补组长又撸回到了普通工人。这个处分记入了我的档案，跟着我走。

处理结果下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厂区后面的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发呆。南方的夜晚空气湿润，风里夹着海水的腥咸味道。街对面的夜宵摊子上，一群打工仔在喝酒划拳，声音大得震耳朵。

我想起我爹。想起来那年他在村里挨家挨户借钱的模样。想起他佝偻着背走回来，我迎上去说“我不念了”的时候，他拍在我肩上的那只手。

我想起在流水线上，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动作。夏天的汗水顺着胳膊往下淌，滴在发烫的机器上，嗞的一声蒸发掉。冬天的夜班，手指冻得通红僵硬，还得保持着拧螺丝的动作，一下又一下。

我想起每次去邮局汇款，填写汇款单的时候，邮局的人总要问我：“小伙子，你字写得太歪了，要不要重写一张？”我说不用，我字丑，但是心意不丑。

我五年的付出，就这样被一个人轻飘飘的一句话全部抹掉。

那种委屈，憋在胸口，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我没有哭，就是觉得没意思，特别没意思。你老实，你本分，你拼命地往前跑，可是别人耍个心眼，就能让你回到原点。这样的日子，到底有什么奔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宿舍里的人都没睡，但他们看见我进来，一个个都别过头去，不敢跟我对视。有人假装睡着了，把呼噜打得震天响。

我躺在上铺，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印子。那是一片暗黄色的痕迹，边缘洇开，像一朵形状怪异的花。

然后我就接到了老家的电报。

电报是我娘发的，就四个字：母病速归。

这四个字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我的后背一下子全凉了。我娘的底子本来就不好，常年操劳，胃病、腰病，一身的毛病。每次我回家探亲，她总是笑着说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不碍事。可是电报都用上了，那一定是顶不住了。

我爬起来就开始收拾东西。什么奖金，什么处分，什么冤屈，全都抛在了脑后。那些都是小事。天大的事情，也没有我娘重要。

我去跟车间主任请假，主任说眼下正是年底赶工期，不好批。我说那我辞职。主任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一向温吞吞的我，也有这么决绝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请假条上签了字，说算你事假，工资照扣，回来再说。

我揣上攒下来的五百块钱，把几件换洗衣裳塞进蛇皮袋，连夜赶到了广州火车站。

二

那年头的广州火车站，是一锅沸腾的粥。

广场上乌泱泱的全是人。排队买票的队伍从售票窗口一直甩到广场另一头，弯弯绕绕好几圈。有背着铺盖卷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穿着皱巴巴西装出差的小干部，还有拎着大包小包南下返乡的生意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焦急、疲惫，还有一点麻木。

我排了整整一夜的队才买到票。没有座位票，只有站票。售票窗口后面那个中年女人头也不抬，啪地一声把票和找零拍在台面上，张嘴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话：“下一位——”

我攥着那张硬纸板的车票，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车票上印着黑色的字体：广州—南阳，硬座，¥37.00。那时候的火车票就是一张小硬卡片，比现在的名片还小，容易丢。我把它贴身塞进内衣的口袋里，又拍了拍，确认它妥帖地待在那里。

上车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人多。

站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像锅里煮沸了的黑米粥，咕嘟嘟地往外冒。车门根本挤不进去，有人直接从车窗往里面爬，下面的人托着屁股往上推，上面的人伸手往下拽，场面像打仗一样。列车员举着喇叭喊来喊去，嗓子都喊哑了，根本没人听。

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中年男人从我身边挤过去，帽子都挤歪了，骂骂咧咧地说：“日他娘，这哪是坐车，这是逃难。”

我跟着人流挤到了两节车厢中间的连接处，那儿比车厢里面稍微松快一点，至少能站得住脚。我把蛇皮袋搁在脚边，两只手抓着旁边的扶手，总算稳住了身体。

火车开动了。哐当哐当的声音响起来，车身有节奏地晃动着。窗外的广州一点一点退远了，高楼大厦慢慢变成了低矮的房屋，再然后是一片一片的田野。南方的冬天，田里还有绿色，和我们北方光秃秃的土黄色不一样。

车厢里面热得要命。人太多，身体挨着身体，每个人的体温加起来，把整个车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暖气。有人脱了棉袄，有人卷起袖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热烘烘、潮乎乎，还混着各种各样的体味。

过道里挤满了人，有坐在地上的，有靠在座位靠背上的，有像我一样站着的。推车卖东西的乘务员想过去，得一路喊着“让一让”，可是人根本让不动，只能把推车举起来，从人们头顶上传过去。

我在连接处站了三四个钟头，腿都站木了。火车停了几站，每一次停下，都有人下去，但更多的人涌上来。车厢里不但没有变松快，反而越来越挤了。

那个姑娘就是在一站停下之后上来的。

我后来才知道那站是哪里——应该是韶关。当时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门一开，一股冷风灌进来，然后她就被后面的人流推进了车厢。

她进来的一瞬间，连接处这边的所有人都往里面挤了挤，给她腾出了一点位置。她侧着身子挪过来，一只手抓着行李架的下沿，一只手护着怀里的一个小布包。她的个头大概到我下巴的位置，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里面露出半截碎花衬衫的领子，领口洗得有点毛边了，但是干干净净的。

她站定之后，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又快速地垂下了眼睑。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像两片小扇子。

我这才发现，她其实不太像农村姑娘。她的皮肤虽然不白，但是有一种柔和的细腻感，和我们老家那些风吹日晒的姑娘不一样。她身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质，安安静静的，像一汪不动的水。

她上车之后，连接处就更挤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两拳变成了一拳，又变成了一寸。我的胳膊肘能碰到她的棉袄袖子，能感觉到布料下面软软的触感。

我很不自在。我是男的，身体结实，挤一挤倒没什么。她是姑娘家，被人挤来挤去的，肯定更难受。我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另外一边让了让，但是能让的空间实在有限——往左是车厢壁板，往右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人，鼾声震天地靠在门上打瞌睡。

火车进了一个弯道，车身大幅度地倾斜过来。我听见车厢里面传来一阵惊呼，有几个没站稳的人差点摔倒。我下意识地绷紧了手臂的肌肉，稳住了自己。

就在我以为已经稳住了的时候，火车猛地一个急刹车。

这个刹车来得太突然了。连接处所有的人都被惯性抛了出去，像一把黄豆撒进了簸箕里。我抓着扶手的那只手被甩脱了，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前扑。

就这么一下，我撞进了她的怀里。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瞬间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后背僵硬，肩膀缩紧，下巴因为我的撞击而微微扬起。我的脸贴着的地方，软软的，带着一股熨帖的温热。我意识到那是哪里的时候，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皂角的清香钻进鼻子。不是香水的味道，就是那种老式的皂角，煮水洗衣裳留下来的气味。清淡，干净，带着一点点草木的涩味。这股味道把火车上的所有浊气都隔开了，像浑浊的河水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清泉。

我慌乱地抬起头。

她正看着我。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刚从井里打上来的黑石子，水汪汪的，透着凉意。她的脸颊烧得通红，从颧骨一路红到耳根，耳垂红得像玛瑙珠子。她的嘴唇微微张着，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齿，牙齿咬着下嘴唇，咬得很用力。

我从来没有那么近地看过一个姑娘。

我能看见她额角细小的绒毛，能看见她鼻翼两侧浅浅的雀斑，能看见她瞳孔里映着的、我自己惊慌失措的脸。

时间大概只过了两三秒钟，但是那两三秒钟被拉得极长极长，长到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然后她就开口了。

“别乱动。”

声音很小，小到只够我们两个人听见。她的语气里没有呵斥，没有恼怒，倒像是在哄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带着一点点无奈，一点点羞怯，还有一点点我说不清楚的温柔。尾音轻轻往上挑了一下，像一个没有问完的疑问句。

我像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地定在了那里。

她的心跳隔着棉袄传过来，咚、咚、咚，节奏很快，和我自己的心跳声搅在了一起。我分不清那个声音是她的还是我的。

后面的人大概也觉得这个姿势不太对劲，有人伸手拉了我一把。我顺势往后撤了半步，重新抓住了头顶的扶手。这一次我抓得格外用劲，指节都发白了，生怕再出什么差池。

“对不住。”我低着头说了一句。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又干又涩。

她没有说话。我偷偷抬眼瞄了一眼，她低着头在整理被挤歪了的衣领，动作慢吞吞的。侧脸对着我，耳朵还是红的。

那一刻我心想，完了。

我连人家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就感觉自己欠下了什么。欠了一笔账，得还一辈子的那种。

三

火车继续往前开，哐当哐当的声音没完没了地响着。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她低着头，我偏着脸，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截沉默。那沉默是沉甸甸的，压在人胸口上，让人喘气都放不痛快。

打破沉默的是一阵风。

火车在平原上奔驰，外面的风呼呼地灌进来。连接处的密封条老化了，挡不住风。她缩了缩脖子，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拢了拢。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细细长长的，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不像我们这些常年干粗活的人那样粗糙。

“冷吗？”我问了一句。说出来就后悔了——这不是废话吗？

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我穿了一件灰扑扑的工作服外套，里面是件手织的厚毛衣，再里面是秋衣。毛衣是我娘织的，针脚粗疏，歪歪扭扭的，但是厚实。我把工作服脱了下来，犹豫了一下，递给她。

“先披着吧。”我说。

她没有接，摇摇头说：“你也会冷的。”

“我不怕冷。”我说着，把外套塞到了她手里。语气有点硬，不像是在给人家递东西，倒像是在跟人吵架。

她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这个刚刚撞进自己怀里的冒失鬼，也会有这么愣头愣脑的“凶”劲儿。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眼弯弯的，像两枚月牙。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她说。

就这一句话，我们之间的那道沉默就被打破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话来。她说她姓苏，叫苏婉。我说这名字好听。她又笑了，说她们村里叫这名字的不止她一个，她大伯的女儿也叫苏婉，叫大婉，她就叫小婉。

我说我叫陈树，木头的树。我爹说我命硬，得像树一样扎在地里，风吹不跑，雨打不倒。

苏婉听了，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车厢里灯光昏黄，照在她脸上，轮廓柔和得像是画上去的。她说：“陈树，树挺好的。树不动，一直在那儿。”

我知道她说的是我刚才撞她的那件事。脸上又热了起来，赶紧岔开话题，问她去哪里。

她说回家，在省城读书，念大一。这回是接到电报，说奶奶病重，赶回去看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也是接到电报回家，也是因为家里老人的病。

“你奶奶……”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还不知道。”她的眼睫毛垂了下来，声音低了一些。“我奶奶带大我的，我爹我娘走得早。”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情。可是我听得出来，那种平淡是装出来的。就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看上去纹丝不动，底下的水却在不停地流着。

我心里头忽然涌上了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起我自己，想起我娘的那封电报，想起我在厂里受的那些窝囊气。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只是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不说罢了。

“我去南阳。”我说，“我娘也病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这一次她的目光里没有了羞怯，而是一种温柔的、了然的光。她没有说那些“没事的”“会好的”之类的空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我的工作服抖开，披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那我们一起熬一熬。”她说。

这四个字，说得云淡风轻。可是落在我心里，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潭，咚的一声，水花四溅。

我活了二十一年，头一回听到有人说“我们一起”。在家我是中间那个，爹娘疼大的爱小的，中间的我就是帮衬的；在厂里我是干活的机器，上上下下的人需要我干活，但不需要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一起”这四个字。

我不敢奢望这四个字有什么别的意思，但它就是一颗掉进了淤泥里的种子，不声不响，不招不摇，却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发了芽、生了根、长成了一棵蔓藤，把我的心缠得结结实实。

我们从下午聊到了天黑，又从天黑聊到了深夜。

我告诉她我在电子厂打工，干了五年，被人坑了。我没有说被坑的细节，只是说“最近工作不太顺”。她也没有追问，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

她告诉我她在省城的师范大学读书，中文系，以后想当老师。她说她奶奶是村里第一个把孙女送进大学的人，为了供她读书，奶奶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都卖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眼眶红了红，但是她忍住了没掉泪，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憋了回去。

“所以不管怎么样，”她说，“我得回去看看她。书可以再读，奶奶只有一个。”

车厢里面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暗了。深夜了，大部分人都在打瞌睡，也有人靠着座位睡着了，打起了鼾。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声音，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像是一首永远停不下来的歌。

我和苏婉也困了。人一放松，困意就铺天盖地地涌上来。她靠在了车厢的壁板上，眼皮子开始打架。我的后背靠在另一侧的壁板上，也撑不住了。

迷糊中，不知道是谁先靠了过去。也许是火车的摇晃，把两个困倦的身体晃到了一块儿。等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她的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皂角的香气又钻进我的鼻子，这一次比之前更近了，近到我每一口呼吸里都带着那股味道。

我没有动。

她就那么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均匀，睫毛偶尔轻轻颤动，像蝴蝶翅膀的扇动。她的头发丝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凉凉的。

我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别乱动。

是啊，不能乱动。就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吧。

窗外的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泛起了鱼肚白，灰蒙蒙的晨光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照进来，照在她睡得安安静静的脸上。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轮太阳正在慢慢升起来，橙红色的光把整片天空都染暖了。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这趟火车一直开下去，永远不到站，该多好。

可是火车终究会到站的。

天光大亮的时候，车厢里的广播响了起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各位旅客，前方到站……”

苏婉一下子醒了。她直起身子，愣了一秒，大概是在想自己刚才靠在哪里睡着了。等反应过来之后，她的脸又红了，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我睡着了。”她说，声音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嗯。”我说。

“靠在你身上了。”

“嗯。”

“……你怎么不叫醒我？”

“你说让我别乱动的。”我说。

这句话是下意识说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脑。说出来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一个玩笑，而我和她之间，还没到能开玩笑的地步。

可是她没有生气。她愣了一下，然后弯起眼睛笑了起来，笑出了声音。那笑声轻轻的，像是冬天里敲开了一层薄冰，下面是潺潺的流水声。

“你还记着那茬呢。”她说。

我也笑了。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傻笑着，周围的旅客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大概觉得这两个年轻人脑子有毛病。我们才不管，就是止不住地想笑。

后来我才明白，人在巨大的疲惫和压抑之后，只需要一点点光亮，就能把心里的阴霾驱散一点。我和她，就是彼此在那趟火车上的那一点点光亮。

四

南阳站到了。

火车喘着粗气停下来的时候，我和苏婉之间，隔着一道门。门开了，冷风灌进来，外面是灰蒙蒙的站台，站台边缘长着几棵瘦巴巴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天空。

她要把我的工作服还给我，我没要。我说你穿着吧，外面冷。她犹豫了一下，低头从棉袄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个给你。”

是一支钢笔。银色的笔帽，深蓝色的笔杆，看得出来用了有些年头了，笔杆上的漆被磨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黄铜的底色。笔帽上刻着两个小小的字——“优秀”，大概是上学的时候得的奖品。

“我没什么好东西。”她说，“这支笔跟了我好几年了，你拿着吧。”

我握着那支笔，笔身上还带着她的体温。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等一下。”我说。

我蹲下身子，在蛇皮袋里翻了半天，翻出了那本《平凡的世界》。书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封面没了，书脊上的胶都开了，内页卷着毛边，上面还沾着机油印子。那是我从工友那里借来的书，本来要还的，可我一直拖着没还，一遍一遍地翻看。孙少平的故事，我读一次哭一次。

我把书递给她。

“这个给你。”我说，“我也没什么好东西。”

她接过书，低头看了看。翻开第一页，上面有我写的名字——陈树。字歪歪扭扭的，像一堆被打翻的柴火。她用手摸了摸那几个字，笑了。

“你的字可真丑。”她说。

这话要是换了别人说，我没准会不高兴。可是她说出来，我一点都不恼，反而觉得心里头暖暖的。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眼睛弯弯的，语气里没有嘲笑的意味，倒像是在说一件让她很欢喜的事情。

“我会好好看的。”她把书抱在怀里，认真地说。

列车员开始催人了，让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车厢里的人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拎着大包小包往门口挤。我知道，该走了。

“苏婉，”我鼓足勇气叫了她的名字，“你……你在哪个学校来着？”

“省城师大。”她说，“中文系九二级。你给我写信吧。”

她顿了顿，从怀里那本书上撕下了半页纸，是书的版权页，空白的那一半。她把纸按在膝盖上，用她那支钢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她歪着头看了看，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字也不咋好看，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这个动作让我心里猛地一跳，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她把纸条递给我。纸条上是她的通信地址，字迹清秀：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二级，苏婉。

“你呢？”她问，“你们家的地址是啥？”

我报了我家镇上的邮寄地址。那时候村里不通邮，信件只能寄到镇上的邮电所，然后再托人捎回村里。她认认真真地听了一遍，嘴里默念了两遍，然后对我点点头。

“记住了。”她说。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一句“记住了”，记得有多深。

列车员又在催了，声音比刚才更不耐烦了。我拎起蛇皮袋，看了她一眼。她站在车厢门口，穿着我那件灰扑扑的工作服，怀里抱着那本破破烂烂的《平凡的世界》。晨光照在她身上，给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轮廓光。她的辫子被挤松了，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

“你先走。”她说，“我看着你走。”

我转过身，朝出站口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朝我挥了挥手。我也冲她挥了挥手。

再走几步，再回头，她已经被人流淹没了。我只看见那件灰扑扑的工作服的一角，在人群中晃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站在站台上，愣愣地往车厢的方向看。人潮从我身边涌过去，撞着我的肩膀，推着我的后背，我浑然不觉。冷风呼呼地吹着，刀子一样割着脸，我也没觉得冷。

直到列车员推了我一把，说小伙子发什么愣呢，快出站。我这才回过神，跟着人流往出站口的方向走。

手里还攥着那半页纸。她的字，被我的汗水洇湿了一点点，“苏婉”两个字边上有一小片水渍，我赶紧把手掌摊开，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把水渍擦掉。

那是1991年的腊月十九。距离过年还有十一天。

后来很多很多年里，我反反复复地回想那趟火车，回想那个拥挤的连接处，回想那个急刹车，回想她说“别乱动”的时候脸上的红晕和眼里的羞怯。

我想，那就是我的命吧。有些人的命是写在生辰八字里的，有些人的命是刻在祖坟的风水里的，而我的命，是被一句话、一支笔、半页纸，轻轻巧巧地就改了去向的。

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命运给一个人改变了方向，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就是坦途。它只是把你从一条泥泞的小路推到了另一条路上，而那条路，照样有它自己的坑坑洼洼和风风雨雨。

五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冬天的天黑得早，四五点钟太阳就往山后头缩。

我从镇上下了车，又走了七八里山路，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村子的轮廓隐在夜色里，只有零零星星几盏煤油灯从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狗远远地叫起来，一声接一声，然后是有人开门的声音。

我家的门是虚掩着的，推开门进去，灶膛里的火还没灭，红彤彤地映在墙壁上。锅盖缝隙冒着白气，闻着是红薯稀饭的味道。

我娘坐在灶膛前面的小板凳上，正往灶里添柴火。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来，灶火映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差。当然算不上精神，脸颊还是瘦得凹了进去，但是眼睛里有光，身子骨也还算硬朗。

“树回来了？”她的声音有点哑，但还是那个熟悉的调调。

我站在原地没动，手里的蛇皮袋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娘……您没事？”

我娘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上下看了看。她的手粗糙得跟老树皮一样，硌得我手背生疼。

“能有啥事？”她说，“就是老胃病犯了，疼得下不了床，你二婶大惊小怪的，非要给你发电报。我说别发别发，你那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你二婶不听我的，背着我发了。”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嗔怪，但是眼睛里分明是高兴的。儿子回来了，哪有不高兴的娘呢？

我在灶台前面站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方面是松了口气，我娘没有大碍，这是天大的好事。另一方面，心里头某个地方，又觉得空落落的。我在广州受的那些窝囊气，我揣着五百块钱连夜赶火车的仓皇和慌乱，全都是冲着“娘病了”这三个字去的。现在这三个字变成了“老胃病犯了”，前面的那些都变得有点可笑——可是我又不能笑，也笑不出来。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这不是可笑，这是一种被生活戏弄之后回不过神来的迟钝。

那天晚上，我坐在灶膛前面，替我娘添柴烧火。红薯稀饭在锅里咕嘟嘟地冒着泡，甜丝丝的香味弥漫在厨房里。我娘坐在旁边纳鞋底，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在广州的情况。

我没说被侯志强坑了的事情。只是说厂里活儿紧，累了，想回家待一阵。我娘没追问，她这个人就这样，天大的事情到了她嘴里都变成一句“哦，累了就歇歇”。

我去看我爹。他比五年前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更驼了。他坐在堂屋里编筐，手指头还是那么灵活，竹篾子在他手里上下翻飞，一会儿功夫就能编出一只结实的背篓。他看见我回来，抬起头笑了笑，啥也没说，又低下头继续编筐。

我爹就是这样的人。他表达的极限就是笑一笑。

我弟弟上高中了，住校，周末才回来。我姐嫁到了隔壁的镇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家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爹、我娘，和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

晚上躺在小时候睡的那张木板床上，盖着娘新缝的厚棉被，被子上有太阳晒过的味道。窗外的风呜呜地吹，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这种安静和广州出租屋里的安静完全不一样——广州的安静里藏着车声和远处的喧哗，是暂时的、不踏实的安静；而陈家沟的安静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沉沉的，厚厚的，像盖了十几层的棉被，把人裹在里面，动弹不得。

我睡不着，把苏婉写的那半页纸从口袋里掏出来，就着窗外的月光翻来覆去地看。其实根本看不清，黑糊糊的一片，但是我记得上面的每一个笔画——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二级，苏婉。

她说让我给她写信。

写信。这两个字在黑暗里发着光。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内衣口袋，用手掌压了压，确认它妥帖地在原处。这个动作，后来变成了一种习惯，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一次。

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我把该串门的亲戚串了一遍，帮着我爹上山砍了两回柴，去镇上赶了两回集。日子过得很慢，慢到你能听见时间流过去的声音，像是山涧里的溪水，清澈，冰冷，不急不缓地往下淌。

村里人听说我回来了，碰到的时候总要问两句：“陈树回来了？广州咋样？电子厂挣钱不？”

我就笑着说还行还行。也不多说。

有一天我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碰见了周翠花。

周翠花是我们村的姑娘，跟我同岁，从小就认识。她长得不算好看，但是也不难看，圆圆的脸，爱笑，嗓门大，离着半里地都能听到她说话。她没念几年书，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了，后来去了镇上的一家饭店打工，算是我们村少有的“见过世面”的姑娘。

她看见我，远远地就喊上了：“哟，陈树！啥时候回来的？”

她穿着红色的棉袄，在灰突突的村口显得格外扎眼。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她噔噔噔地跑过来，脸冻得红扑扑的，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回来快一个月了。”我说。

“啧，也不说来找我说说话。”她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力度大得出奇，差点把我碰一个趔趄。“晚上有空没？上我家吃饭去？我爹老念叨你，说陈树这娃子出息了，去南方挣大钱了。”

我说不用不用，家里还有事。她又坚持了一会儿，看我实在不愿意，才有点失望地走了。走了几步还回头喊了一句：“改天一定得来啊！”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没有一丝波动。我知道我娘和我爹心里的盘算——翠花这姑娘不错，知根知底，能干活，性格也爽利，跟我又是同龄人，要是能成了，那是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可是我心里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那个影子穿着蓝布棉袄，梳着黑亮的辫子，在昏黄的车厢灯光下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嘴唇微启，轻轻地说出一句“别乱动”。

我不可能跟周翠花有什么。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不但不可能跟周翠花有什么，我也不可能跟陈家沟有什么了。我的心，已经在那趟火车上，被带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过年那天，我给苏婉写了第一封信。

我在镇上买了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红格信纸，还买了信封和邮票。回到家，我趴在那张木板床上，把信纸铺在一个硬纸壳上面，一笔一划地写字。我的字本来就丑，加上生疏了这么多年，写出来的字更丑了，大的大小的小，歪歪扭扭的像一群喝醉了酒在纸上爬的蚂蚁。

我写了很多遍，写废了十几张信纸，最后还是不满意。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娘没事，虚惊一场？写我在家过年，吃了什么？写村子里的老槐树，还是写山上的积雪化了？翻来覆去地写，撕了写写了撕，一整个下午耗在了上面。

最后寄出去的那封信，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苏婉同学：

你好。我是火车上的那个人。我到家了，我娘没事，虚惊一场，谢谢你挂念。

你奶奶怎么样了？希望她老人家安康。

你借给我的工作服，我一直没还。等有机会了，我去省城看你，当面还给你。

祝新年快乐，学习进步。

陈树

1992年正月初五

信寄出去之后，我就开始了等待。

每天下午，我都会走七八里山路到镇上的邮电所，问有没有我的信。邮电所的老王是个胖墩墩的中年人，秃顶，爱抽烟，一开始还耐着性子帮我找，后来见到我来了就直接摆手：“没得没得，有的话我给你留着，你莫天天跑了。”

可是我还是天天跑。不是因为不信任老王，而是因为在等待的那些日子里，跑一趟镇上，是我一天当中唯一有盼头的事情。

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山路两边的树还没有发芽，光秃秃的，土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脚底板生疼。风很大，灌进领口里，冷得人直缩脖子。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因为心里头有一团火在烧着，烧得暖洋洋的。那团火的名字，就写在信封的收件人那一栏上。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信没有来。

正月过了，二月二龙抬头也过了。山上的雪化成了水，土路变得泥泞不堪。我走在路上，脚底下打滑，摔了好几跤，裤子上全是泥巴。老王看见我这副模样，都有些不忍心了，说：“陈树啊，你是不是等啥要紧的信？我给你留意着，一有就让人捎话去你们村，你真的不用天天跑了。”

我说没事，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其实我心里知道，很可能是她没收到信。寒假期间学校没人，信寄过去之后没人签收，就会被退回，或者干脆就躺在收发室的某个角落里吃灰。这种可能性很大，我问过老王，老王说学生伢子的信最容易丢，尤其是寒暑假，收发室的大爷大妈也要过年，谁给你管那些东西？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人不死心。

我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我把信寄到了省城师大的学生处，在信封上特别注明：“烦请转交中文系九二级苏婉同学，多谢！”信里面附了一张纸，写了我家的地址，写得很详细，从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就差没把门牌号写上去了。

信寄出去之后，我照例每天往镇上跑。

三月份，山上的桃花开了。粉白粉白的，一簇一簇挂在山坡上，风一吹，花瓣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落在泥泞的路上，被我踩成泥。老王看见我来了，隔着老远就冲我摇头摆手，动作幅度大得像个发条玩具。

我站在邮电所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灰色的，桃花点缀在上面，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盒胭脂。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不是说等待没意思，是我自己这副样子没意思。

我一个大男人，天天往镇上跑，只为了等一封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信。这副样子，要是让我爹我娘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他们会怎么嚼舌根？更重要的是，要是让苏婉知道了，她会怎么看我——一个为了等信把正经事都撂下了的愣头青？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银白色。我把苏婉的那支钢笔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借着月光反复地看。笔帽上“优秀”两个字已经磨得更模糊了，我用手摩挲着它们，像是摩挲着一句听不清楚的话。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长着呢。苦嚼嚼，咽下去，就壮实了。”

我不能就这样等着。信我会继续写，继续等，但是在那之前，我得先把自己活出一个样子来。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爹我娘说，我不回广州了。

我娘正往灶里添柴，手顿了一下，回过头看我。我爹手里的竹篾也停了下来，老花镜后面的眼睛里带着询问。

“那个厂不去了？”我娘问。

“不去了。”我说，“我想在家这边找点事做。”

我娘看了我爹一眼，我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字：“中。”

六

不去广州了，但也不能在家闲着。我得想法子挣钱。

我们那地方穷，山地多，水田少，种粮食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山上有一样东西是别处比不了的——山货。核桃、板栗、木耳、香菇、柿饼，满山遍野都是。每年秋天，山里人把山货收下来，要么自己吃，要么等外地的贩子来收。贩子给的价格低得离谱，但是没办法，你不卖给他，就只能烂在家里。

我跟我发小赵大海说了我的想法。大海跟我同岁，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初中没念完就回家务农了。他脑子活络，胆子也大，在村里算是为数不多的“能折腾”的人。他搞过养鸡，养了两年赔了个精光；后来又搞过一段时间的拖拉机运输，给人拉砖拉沙子，也勉强糊口。我去广州那几年，他在家也没闲着，攒下了一辆旧的农用三轮车。

大海听我说完，一拍大腿：“树哥，你终于开窍了！”

他把我拉到院子里，指着他那辆三轮车说：“你看我这车，平时给人拉货也挣不了几个钱。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路数，我觉得能成。我们去山里收山货，然后拉到市里去卖。我打听过，市里那边的价格，比贩子给的高好几倍。”

我说：“你有进货的渠道不？”

他说：“渠道不敢说，但是我认识几个村里收核桃的，可以先从他们那里拿货试试。你要是敢干，咱们凑点本钱，明天就开始。”

我说干就干。

我们俩人凑了三百块钱的本钱。我出两百，是他出的那点份子钱的两倍——我在广州攒下来的那五百块钱，寄回家了一些，给了爹娘留了一些，剩下的就这么多。大海出了剩下的，还把三轮车算作了固定资产。

我们开着那辆突突突的三轮车，开始翻山越岭地去收山货。

那辆三轮车是旧的，发动起来像老人咳嗽，突突突突震天响，尾气管冒出一股一股的黑烟。车斗的挡板有一块是活动扇的，拿铁丝拧着，走在颠簸的山路上，咣当咣当地响。大海开车，我坐在车斗里，一只手抓着挡板，一只手护着怀里的钱袋子。

山路难走。不是现在修的那种柏油路，是土路，有一段还是石头路。三轮车走在上面，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了。遇到上坡，车子吭哧吭哧地往上爬，慢得像蜗牛。下坡的时候更吓人，刹车不太灵，全靠大海用低挡别着，轮子在碎石子上打滑，好几次差点翻到山沟里去。

我们去了离我们村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叫柳树沟的地方。那里核桃多，品质也好。大海认识那边的一个老农，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大爷。周大爷家里的院子堆了半院子的核桃，都是用蛇皮袋子装着，一袋一百来斤。

周大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我们开着三轮车过来，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笑了：“大海你个龟儿子，又来了？”

大海跳下车，递上一根烟，笑嘻嘻地说：“周大爷，我这回来是正经来做生意的。这是我兄弟，陈树。我们想收你这些核桃。”

周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不像贩子。也是，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怯生生的，确实不像走南闯北的生意人。

“收核桃？”周大爷吐了口烟，“你们出什么价？”

大海跟我说过，外来的贩子收核桃，一斤给两毛五。我们商量好了，比贩子多给五分，一斤三毛。

“三毛。”大海伸了三根手指头。

周大爷的眼睛亮了一下，但是马上就压了下去，摆出一副不情不愿的表情：“三毛？低了。我这核桃皮薄肉厚，拿到城里去，少说也得卖五毛一斤。”

大海笑嘻嘻地说：“周大爷，您也知道，我们能给的已经是良心价了。您这批货，贩子来了顶多给两毛五，多一分都不出。我们是看您面善，又是熟人，才给这个价的。”

周大爷抽了两口烟，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最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说：“行吧，三毛就三毛。但是有一条——现钱现货，不赊不欠。”

“成交！”大海伸出手，跟周大爷那只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握在了一起。

我们装了一车核桃，一共八百多斤。按三毛一斤算，是两百四十多块钱。我们手里的本钱差不多全砸进去了。付钱的时候，我把那一沓皱巴巴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数出来，手指头都有点抖。这是我全部的积蓄，要是赔了，我就什么都没了。

大海看出了我的紧张，拍了拍我的肩膀：“树哥，怕啥？大不了赔光了，咱俩再去广州打工。”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想的是：要是我赔光了，我还拿什么脸去省城找苏婉？

我们把核桃拉到市里的批发市场去卖。那是我第一次跟批发市场上的贩子打交道。那些人一个个都是老江湖了，看货的眼神毒得很，上手一摸就知道核桃的水分大不大、饱满不饱满。我们这个货，皮薄肉厚，品相不错。

可是人家给的价就是上不去。第一个贩子出四毛，第二个出四毛二，第三个干脆说不要。我急得满头是汗，大海也急了，说这帮人心太黑了，这么好的货才给四毛。

最后我们在市场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面善的老板，姓周，胖墩墩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看了看我们的货，又拿起一个核桃敲开尝了尝，点了点头说：“货不错。但是你们这个包装不行，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卖的——分拣、分装，大的归大的，小的归小的。你这样大小混在一起，人家饭店进货不好卖。”

我们听了直点头，确实是这个理。

周老板最后给了我们五毛一斤的价格，比前面几个都高。但是他有个条件——以后送货，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分拣好，大中小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价格不一样，大的可以给到七毛。

八百多斤核桃，我们卖了四百多块钱。除去本钱，挣了一百多。

一百多块钱，在1992年的春天，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两个人坐在三轮车斗上，面对面地傻笑。大海激动得把帽子摘下来往天上扔，帽子被风吹走了也没顾上捡。

“树哥，咱们这路子能行！”大海狠狠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没有他那么兴奋。我在算账，计算着这一趟的成本和利润，想着下一趟怎么把效率提上去，怎么做好分拣包装，怎么开发更多的货源。这些事情我在电子厂的时候就学会了——做一件事不能只做一遍，要想着怎么把它做成一个流水的线。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开着三轮车跑遍了周围十几个村子，挨家挨户地去收山货。我们给的价比贩子高，而且现钱结算，不赊账。村里人口耳相传，都说“那两个收山货的年轻伢子实在”，主动来找我们卖货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赚了一点钱。虽然不是大钱，但是已经比在电子厂打工强了。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己的事，不用看谁的脸色，也不用担心被谁背后捅刀子。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地装在口袋里，踏实。

我把赚的钱分成了三份——一份留着周转，一份寄回家给我爹我娘，还有一份，我偷偷留着，准备攒够了就去省城。

去省城找苏婉。

这个念头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断过。白天收山货的时候、晚上算账的时候、一个人走在山路上的时候，只要脑子闲下来，它就会冒出来。我也说不清找她要干什么——也许什么都不干，就是看一眼，确认她的奶奶安康，确认她在学校里一切都好，把欠她的那件工作服还给她，然后再坐火车回来。

我把那支钢笔一直带在身上。笔帽上“优秀”两个字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我用手指头反复地摸，把那个位置摸得锃亮。大海有一次看到了，问我这支笔怎么这么宝贝，走哪儿带哪儿。我说别人送的。大海嘿嘿一笑，没再追问。

四月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

那天我们从山里收了一车木耳回来，刚从山路上拐下来，就看见镇子外面的路口上停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旁边站了三个人，为首的那个歪戴着帽子，脸上有一道从眼角到嘴角的疤，嘴巴里叼着一根烟，斜着眼睛看我们的三轮车。

大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癞头。”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癞头是镇上的一个地痞。说是地痞，其实也算不上多大的混混，就是纠集了几个二流子，在镇子周围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收保护费、欺行霸市、敲诈外来的小贩。他脸上那一道疤，据说是年轻时跟人打架被镰刀划的。本名叫什么没人知道，大家都叫他癞头。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然后慢悠悠地朝我们走过来。

“哟，大海，又出货了？”他歪着脑袋看了看车斗里的木耳，伸手抓了一把，在手掌心里颠了颠。“品相不错嘛，挣了不少钱吧？”

大海赔着笑脸说：“癞头哥，这是头一回收的木耳，还没卖呢，不知道挣不挣钱。”

“不挣钱？”癞头把木耳扔回车斗里，拍了拍手上的碎渣，“不挣钱你跑这么勤快？我听说你们最近生意做得挺好的，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大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我知道癞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要“保护费”。以前我听大海说过，癞头这伙人在镇上收“管理费”，小商小贩，摆摊的、赶集的，每个月都得给他孝敬一点，不交的就要挨砸。

大海还想说什么，我拉住了他。

“多少？”我看着癞头的眼睛问。

癞头有些意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人会这么直接。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笑了：“这位兄弟面生，新来的？”

“他是我发小，陈树。”大海赶紧介绍，“刚从广州回来。”

“广州？”癞头哼了一声，“南方回来的，有钱。这样吧，看在大海的面子上，这一车，给我五十块钱就行了。”

五十块。我收一车木耳的利润，差不多也就这个数。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我一趟的辛苦全拿走了。

大海急了：“癞头哥，五十也太多了……”

“多？”癞头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身后那两个人往前逼了一步，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截钢管，在另一只手掌心里一下一下地敲着。“我告诉你们，这片地面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五十是给你们面子，下次再来，一百。再跟我讨价还价，我让你们这三轮车翻到沟里去，你信不信？”

我看着他那张横肉丛生的脸，心里头翻涌着一股火。这股火跟我在电子厂被侯志强坑了的时候一样——就是那种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却要被人欺负到头上的憋屈。

但是我忍住了。不是因为我怕他，而是因为我清楚，以我和大海两个人，跟三个拿着家伙的混混硬碰硬，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逞一时之勇没有用，得从长计议。

我伸手拦住了要冲上去的大海，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块钱，递给了癞头。

“今天这五十，我们给。”我说，“但是癞头哥，我丑话说在前头——我们有本本分分做生意的权利，谁也拦不住。”

癞头接过钱，往手指上吐了口唾沫数了数，满意地揣进口袋。听完我的话，他脸上的疤抽动了一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这是在教我做事？”

“不敢。”我说，“就是提醒您一句。”

癞头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声很难听，像钝刀子刮锅底。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拍得我肩膀生疼。

“有种。”他说，“我就喜欢有种的人。但是陈树，你记住了——有种的，容易死得快。”

说完，他朝身后两个人摆了摆手，三个人跨上摩托车，轰着油门走了。摩托车的尾气管喷出一股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们走了之后，大海一拳头砸在三轮车的挡板上，咣当一声巨响。

“凭什么！”他红着眼睛说，“我们辛辛苦苦收来的货，凭什么给他们上供？”

我坐在车斗边上，一声不吭地抽了一根烟。那是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几次抽烟，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心里头的火气压下去了一些。

“大海，”我把烟头弹到地上，站起身来，“这个事没完。但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实力不够，硬来不行。等我们站稳了脚跟，有了钱，有了人，这个事儿咱们跟他慢慢算。”

大海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意外。大概在他印象里，我还是那个在村里不言不语的闷葫芦陈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嘴巴里也能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来了。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从广州开始，也许是从那趟火车开始，也许是苏婉那句“别乱动”让我学会了在动之前先想一想。

但是有一件事我心里很清楚——我陈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负了。

七

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山里的核桃树开花了，一串一串的黄绿色小花挂满了枝头。等到入了秋，花落了，青皮的小核桃就开始挂果了。山上的板栗也熟了，刺猬一样的果球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油亮亮的板栗。

我们两个人的小生意，磕磕绊绊地做下来，虽然被癞头那帮人隔三差五地敲一笔，但总体上还是挣了钱。三月份到现在，我们前前后后出了十几趟货，把镇子周围方圆五六十里的核桃、板栗、木耳、香菇收了个七七八八。市里那个周老板是我们的固定客户，每次送货他都不还价，因为我们的货分拣得仔细，品质稳定。诚信这两个字，在生意场上比什么都值钱。

到了九月份，我手里攒下了将近两千块钱。

这笔钱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个穷山沟里，两千块钱够一家人吃喝嚼用好几年了。我把一半拿给了爹娘，剩下的留着做本钱，再从本钱里抽出了一些来，买了一身像样的衣裳——白衬衫，深蓝色裤子，一双黑皮鞋。

大海看见我这身打扮，下巴差点掉到地上：“树哥，你这是要去相亲？”

我没理他的打趣，说我要出趟远门。

“去哪？”

“省城。”

大海愣了一下，然后嘿嘿地笑起来，笑容里带着一种“我早就知道”的笃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吧去吧，早去早回，这边交给我。见了人家姑娘，可别又说你那一套‘别乱动’，该动就得动。”

我给了他肩膀一拳，没使劲。

去省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那天在火车上的画面——她站在车厢门口，怀里抱着那本《平凡的世界》，辫子散了几缕，在晨风里轻轻晃着。她说“我在省城师大等你”，声音软软的，尾音往上挑。

她会记得我吗？

这大半年来我给她写了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我不怨她，我知道大学里的收发室有多乱，尤其是一个新生，信件被弄丢或者被积压是常有的事。可是不怨归不怨，心里的那点忐忑还是挥之不去——万一她收不到信，忘了我这个人了呢？万一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呢？

我带着这些忐忑上了去省城的汽车。

从我们镇上到省城，要先坐班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长途汽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车子走的是国道，一路颠簸，走了将近五个钟头。车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平原。快到省城的时候，路两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楼房，越靠近市区楼越高。

省城汽车站是一个乱哄哄的地方。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拉客的三轮车夫扯着嗓子喊“坐车不”，卖烤红薯的大婶推着油桶改装的火炉子边走边叫卖。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眼前这陌生的一切，心跳得咚咚响。

我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跟车夫说去省城师范大学。车夫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原色的蓝布褂子，蹬起车来特别有劲。三轮车在省城的街道上穿行，穿过一条条种着法国梧桐的马路，梧桐叶子开始变黄了，金灿灿地挂了一树。

师大的校门是一扇老式的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口有门卫，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三轮车停在门口，我付了车钱，整了整衣领，朝门卫走过去。

“师傅，请问中文系怎么走？”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门卫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判断我不像坏人，指了指校园里面：“进去直走，第二个路口右拐，红砖楼就是文科楼。中文系在四楼。”

进了校门，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学。

师大的校园比我们整个村子都大得多。一条笔直的主路通进去，两边种满了梧桐树，树冠遮天蔽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树影。路边是大片的草坪，草坪上三三两两地坐着学生，有人抱着书在看，有人靠在树底下聊天。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踢球，欢呼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最神气的是教学楼——不是我们村那种土坯房，是红砖砌的楼房，窗户明亮，墙面整洁。

我走在其中，感觉自己像一滴油掉进了水里，怎么都融不进去。这里的男生穿着运动服、牛仔裤，女生穿着裙子、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走过，说话的声音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新买的衬衫和皮鞋，在镇上穿的时候还觉得挺精神的，可是到了这里，却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那种不自在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我只是一个从山沟里跑出来收山货的。

文科楼是一栋四层的红砖老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藤蔓铺了大半面墙。我上了四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某个教室里传出讲课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

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中文系办公室”的牌子。我站在门口，深呼吸了好几下，才伸手敲了门。

里面传来一声“请进”。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翻看什么材料。她大概三十多岁，短发，表情温和。

“老师您好，”我尽量让自己显得有礼貌，“我找中文系九二级的苏婉同学，请问她在吗？”

女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翻了翻桌上的一本花名册。

“苏婉……”她嘴里念叨着，手指头在花名册上一行一行地划过。翻了两页之后，她的手指停住了。

“苏婉，九二级，确实有这个人。”她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女老师抬起头看着我，推了推眼镜，“她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

我整个人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到脚都凉透了。

“不……不在了？”我的声音都有点变调了，“她去哪儿了？”

女老师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着急，语气放温和了一些：“大一下学期转走的，跟她家里有关。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好像是父母工作调动，她跟着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我们这边只办理了转学手续，她的档案都调走了。”

调走了。

她说她爹娘早就不在了，她是奶奶带大的。父母工作调动——那就是说，她现在跟着的不是亲生父母，很可能是养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具体情况这个老师不清楚，我也不可能再追问下去了。

“老师，那您知道她转到哪个学校了吗？”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

女老师摇了摇头：“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转学都是学生自己联系的，我们只管办手续。要不你去问问学生处那边？他们是主管学籍的，档案调动应该有记录。”

我谢过女老师，又跑了一趟学生处。学生处在一栋灰色的行政楼里，接待我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态度比刚才的女老师差远了，爱答不理的。听我说完来意，他翻了半天的柜子，最后摊摊手说：“九二级的？时间太久了，转走的档案调动记录已经归档了，得去档案馆查。今天肯定不行，你留个联系方式，我们查到了通知你。”

我留了镇上的邮寄地址。走出行政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斜斜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金色的光斑。有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欢声笑语的，我恍恍惚惚地听着，觉得那些声音离我好远好远。

我站在师大的校园里，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叫“无处可去”的感觉。

来的时候心里装着一团火，现在那团火被人兜头浇灭了，只剩下几缕青烟，还在不死心地往上冒。我没有她的新地址，不知道她去了哪个城市、哪个学校。她给我写的通信地址，现在成了一行没有意义的字，和一支笔杆上磨掉了漆的钢笔一起，是我手里唯一的、也仅有的凭证。

证明那趟火车上的相遇是真实发生过的。证明那句“别乱动”不是我在拥挤的车厢里做的一场梦。

我在省城待了一个晚上，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墙壁上糊着发黄的报纸，被褥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

枕头底下的钢笔硌着我的后脑勺。我把笔拿出来，对着昏黄的灯光翻来覆去地看。笔杆被磨得油亮油亮的，铜底子露出来，在灯光下泛着温和的金属光泽。

我想起她说的话——“你的字可真丑。”

我想起她吐舌头的样子。

我想起她靠在车厢壁板上睡着了，辫子散了，碎发贴在脸颊上，呼吸均匀，睫毛偶尔轻轻颤动。

我想起她把那本破烂的《平凡的世界》抱在怀里，认真地对我说：“我会好好看的。”

这些画面历历在目，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可是人却不在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哭。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从小就是。我爹说我的眼泪金贵，打都打不出来。可是那一晚，我心里比哭还难受——是一种闷闷的、钝钝的、挥之不去的难受。像被人蒙在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里，喘不上气，又挣不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省城的火车站。不是要坐车，就是想看看。

站台上人来人往，绿皮火车喘着粗气进进出出。我站在站台边上，看着那些上上下下的旅客，看着那些告别的人和人。有抱在一起哭的，有隔着车窗挥手的，有拎着大包小包挤上挤下的。91年那趟火车上的影子，和眼前的景象重叠在一起，影影绰绰地晃动着。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半页纸。纸已经折得起了毛边，被我的手汗浸过很多次，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辨认出那一行清秀的小字。

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二级，苏婉。

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火车一列一列地进站出站，人群一波一波地涌过来涌过去。我像一块礁石，杵在原地一动不动。

临离开火车站的时候，我看见站台边上的一个小卖部。玻璃柜里摆着信纸、信封、邮票，还有花花绿绿的明信片。我买了一套信纸和信封，又买了十张邮票，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了出来。

回去的车上，我把信纸铺在膝盖上，开始写第九封信。信封上的地址，还是那一行字——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二级，苏婉。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也许永远都收不到。但我想，我得写。一封一封地写。哪怕最后都躺在收发室的某个角落里吃灰，哪怕被当成无人认领的信件销毁掉，我也得写。

这是我欠她的回信。从92年正月到现在，所有的等待和思念，我都得一笔一划地还上。

八

从省城回来之后，我变了。

以前收山货的时候，我虽然也认真，但骨子里还是有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随意。觉得能挣点钱就行，不用想太远。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心里头有一个空着的位置，那个位置需要用什么东西去填满。钱填不了，但是努力可以。拼了命地努力，把自己累到倒头就睡，就没空去想那些让人睡不着的事情了。

大海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以前收山货，一天跑两个村就觉得辛苦了，现在一天跑四五个村，天不亮出门天黑了才回来。以前分拣核桃，差不多就行了，现在我拿着卡尺一个一个地量，大中小三个等级，差一毫米都不行。以前算账，粗枝大叶地在烟盒纸上划拉两笔就完事，现在我专门买了一个账本，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清楚楚。

“树哥，你这次去省城，到底碰见啥了？”大海有一次实在忍不住问我。

我把晾在院子里的木耳翻了翻，没抬头。

“人没找着。”我说。

“那你……”

“人没找着，日子也得过。”我打断了他，“不但要过，还得往好了过。大海，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把这个生意做大？”

大海愣了一下：“多大？”

“我们搞一个正经的收购站。不用再开着三轮车到处跑了，让下面的人去收，我们统一分拣、统一包装、统一出货。”

“那得多少钱？”

“一步步来。”

我的想法其实不复杂——要想不让癞头这种人骑在头上，就得把自己的实力做大。一盘散沙好欺负，捏成了石头就不好咬了。同样，要想让自己配得上去找苏婉，也得先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拿什么去见心里头的人？

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转个不停。春天收山野菜，夏天收木耳、香菇，秋天收核桃、板栗，冬天收柿饼、红薯干。山里的每一条路都被我跑遍了，哪个村的什么东西品质好，哪个村的货源稳定，哪个村的农户讲信用，我全都门清。

我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的加工点——其实就是租了镇上一间废弃的仓库，水泥地，有屋顶。我们在里面搭了几个木架子，用来晾晒和分拣山货。又从村里雇了几个手脚麻利的婶子和姑娘，按天算工钱，专门做分拣包装。

这个加工点虽然简陋，但是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有了固定的场地，就可以规模化地分拣和储存，就可以跟下游的客户谈更大的订单。

市里的周老板来看过一次，在仓库里转了一圈，抓起一把我们分拣好的核桃看了看，又拿起一颗尝了尝，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小子是个做事的人。好好干，销路你不用愁。”

我把他送出仓库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对了，你有没有想过注册商标？”

“商标？”

“对，就是给你的山货起个名字，印在包装袋上。这样城里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家的货，下次还想买，就知道找谁。这个叫品牌。”

我琢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找大海商量。大海听不太懂什么叫品牌，但是听说印了名字能多卖钱，马上表示赞同。

我想来想去，决定用“树”字——陈树的树，木头的树。树这个东西，扎根在地里，风吹不倒，雨打不动，一年一年地长，看着慢，但是根越扎越深，树冠越撑越大。

我让镇上的刻字师傅刻了一块木头牌子，上面用楷书写了四个字：大树山货。

牌子挂到仓库门口的那天，我站在牌子底下看了很久。大海在旁边抽烟，看我这副样子，笑着说：“树哥，你跟供祖宗似的看这块木头，它能给你开出花来？”

我说：“它现在不能，以后能。”

1993年秋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坎。

那一年山里的核桃是大年，满山遍野的核桃树挂果挂得密密麻麻，产量比往年多了三成。产量多了，价格就往下掉。外面的贩子趁机压价，原来三毛一斤的压到了两毛，原来两毛五的压到了一毛五。山里的农户急得跳脚，可是没办法，核桃这东西不经放，放在家里受潮了会长霉，不卖就只能烂掉。

我们也急。仓库里堆了满满当当的核桃，码得比人还高。这些货都是我们按去年的价格收上来的，如果卖不出去，这一波我们就得赔得底掉。

大海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天天往市里跑，找销路。可是市里的批发商也精得很，知道今年是大年，都不急着出手，全等着你扛不住了主动降价。

那段时间我压力大得吃不下睡不着，嘴角也起了泡，眼眶深深地凹进去。白天在仓库里盯分拣包装，晚上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辙。

有一天半夜，我忽然坐了起来，把旁边的大海吓了一跳。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

“我们不卖核桃了，卖核桃仁。”

大海愣了：“核桃仁？”

“对。大个的核桃，我们把它敲开，把仁取出来，真空包装。城里人不是嫌剥核桃麻烦吗？我们替他们剥好。价格至少能翻一倍。”

大海的眼睛亮了一下，马上又暗了下去：“可是……敲核桃得用人工，成本不低。”

“所以我算过了。请工人敲核桃，一斤核桃出四两仁，人工成本摊下来，我们的核桃仁比别家带壳的核桃贵一半左右。但是省了人家剥壳的工夫，这个价钱城里人愿意掏。”

说干就干。我们马上从村里又雇了七八个人，专门负责手工敲核桃。要求很细——核桃仁要尽量完整，不能碎了，碎了的降一个等级另卖。第一批敲出来的核桃仁，我亲自盯着装袋，透明的塑料袋，真空封口，印上我们的“大树山货”牌子，还专门找人设计了包装——虽然是简单的白底绿字，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农贸市场上，已经算是很体面的了。

第一批货拉到市里的批发市场，周老板看见我们的包装，眼睛瞪得像铜铃。

“小陈，你这是从哪学的？”

“自己琢磨的。”我说。

他拿起一包核桃仁，翻来覆去地看，又拆开尝了尝，然后猛地一拍大腿：“你小子可以啊！”

那批核桃仁在市场上走得特别好。不但周老板这边全收了，他还介绍了另外几个做干货生意的老板来拿货。我们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核桃，不到一个月全部出完了。不但没有赔，反而比往年多赚了三成。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多动一步脑子，多走一步路，就能把同行甩开一大截。大家都在一条河里摸鱼的时候，你就得上岸去织一张网。

这件事之后，“大树山货”在附近几个镇上慢慢有了名气。农户们愿意把货卖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收购价公道，不压价；下游的批发商也愿意跟我们合作，因为我们的货品控好，供货稳定。

规模大了，我就开始琢磨解决癞头的问题。

癞头那伙人隔三差五还是来骚扰，要的钱也随着我们生意做大而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五十涨到了一百，又从一百涨到了两百。大海好几次想跟他们动手，都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的办法不是硬碰硬，而是“借力”。

我先去找了镇上其他几家做山货生意的小老板。这些人也或多或少被癞头欺负过，有的比我更惨——摊子被砸了，人也被打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但是谁也不敢先出头。

我把他们叫到一起，在镇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我站起来说：“各位老哥，咱们都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人，起早贪黑挣点辛苦钱不容易。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一个混混动动嘴皮子就要拿走那么多？”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吭声。

我继续说：“我知道大家怕他。他手底下有几个二流子，身上带着家伙。但是咱们怕他，他就不怕咱们吗？咱们人多，十几号人，拧成一股绳，他一个癞头，拿什么跟我们斗？”

终于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板开了口：“陈树，你说的道理咱们都懂，可是怎么拧成一股绳？总不能一人一根扁担去打群架吧？打了架，警察来了，我们有理也变没理了。”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不打。”我说，“我们去镇里申请成立山货协会。”

“协会？”

“对。正规的，民政备案的，有章程、有组织的山货行业协会。他癞头凭什么收保护费？凭他是官还是凭他有理？他什么都不是。我们成立了协会，就是有组织的人了。他再来收保护费，我们一封联名信递到镇里、递到县里，看谁扛得住。”

这番话说完，桌上的人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年轻一点的老板啪地把筷子拍在桌上，说：“陈树说得对！咱们不能一辈子让人骑在头上拉屎！我第一个报名！”

有人带头，其他人的胆气也跟着上来了。那天晚上，我们七八个人达成了一致——联合起来申请成立山货协会，推举我当筹备组的组长。

这件事传到癞头耳朵里之后，他带人堵在了我回家的路上。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从仓库出来，走到镇子外面的那条土路上，远远就看见他的摩托车横在路中间。癞头靠在车上抽烟，身边还是那两个马仔，钢管在手心里一下一下地敲着。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陈树，”癞头把烟头弹到地上，慢慢朝我走过来。月光照在他脸上的那道疤上，让那道疤看起来更加狰狞。“我听人说，你最近挺能蹦跶。”

“我就是做我的生意。”我说。

“做生意？”他冷笑了一声，“你做的事可不是光做生意。你纠集人去镇里告我？嗯？”

“我没告你。我是在组织山货协会，合法合规，民政备案的。”

癞头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他逼近了一步，离我很近了，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烟臭和酒气混合的味道。

“姓陈的，你是不是觉得你从广州回来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别说你是从广州回来的，你是从天上回来的，在这片地面上也得给我老老实实趴着。识相的，把那个什么协会给我撤了，以后每个月该交的份子钱一分不少地交。不识相——”

他把手伸进怀里。我的心猛地一紧，浑身的肌肉都绷了起来。

他掏出来的不是刀，是一个铁皮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着，火苗在他脸上跳跃，把那道疤照得更加扭曲。

“不识相的话，你那仓库，下次就不是上锁能保得住的。”

我看着火苗在他的瞳孔里跳动，心里头的火也跟着烧了起来。但是我在心里默念着——别乱动。

苏婉说的“别乱动”，不是懦弱，不是退缩，是在没把握的时候先稳住阵脚，等有把握了再一击必中。现在还不是跟癞头硬碰硬的时候，我的牌还没攒齐。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癞头，你今天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但是我也劝你一句——时代不一样了，靠拳头和刀子吃饭的日子，快到头了。你好自为之。”

说完，我绕开他，继续往前走。

背后传来他的骂声，还有钢管敲在地上的咣当声响。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后背绷得笔直，步子迈得又稳又沉。

我娘在灶台前面等我吃饭，看见我进门，问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我说没事，路上碰见了一条狗。

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山货协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到镇里跑了无数趟，填了一大堆表格，托了好几个人，终于把审批手续办了下来。1994年的春天，陈家沟镇山货行业协会正式挂牌成立。牌子挂在了镇工商所的旁边，白底黑字，端端正正。

协会成立之后，癞头果然消停了一些。他再嚣张，也不敢跟一个有组织、有合法身份的群体公开叫板。他手底下那几个人也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路上碰见我们协会的人，虽然还是横眉竖眼的，但已经不敢随便动手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九

时间是一条河，不管你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它都不会停下来等你。

1994年、1995年、1996年，日子就这么水一样地淌过去了。

“大树山货”的生意在这几年里翻了几个跟头。我们收购的范围从周围的几个村扩大到了整个县，又从县扩大到了周边两三个县。运输工具从三轮车变成了小货车，后来又变成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仓库从镇上那间废弃的旧屋，搬到了镇子外面新盖的一座大院里——水泥地面、钢架棚顶，门口还修了一条能并排走两辆卡车的石子路。

我从一个收山货的小贩，变成了镇上有头有脸的生意人。

这中间，我拒绝了不下十家上门说亲的。

我娘为这事跟我急了好几回。眼瞅着儿子二十六七了，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满地跑了，我这个光杆司令连个女朋友的影子都没有，你说她能不急吗？有一回她托人介绍了一个姑娘，人家姑娘都到了家里来相亲了，我愣是在仓库里躲了一个下午没回去。我娘气得差点拎着烧火棍来仓库找我算账。

我不是对找对象有什么抵触。只是心里那个位置，一直被人占着。不管她还在不在，不管还能不能找到她，那个位置就是她曾经来过的地方，我不愿意让别的人坐进去。

那些年我隔三差五还是会写信。地址写的还是省城师大，虽然在信封左下角总会备注一句“如收件人已离校，烦请退回”。寄出去的信，大部分真的退回来了，盖着“查无此人”或者“已毕业去向不明”的红章。还有一部分，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不回。

我没有扔掉那些退回来的信。我把它们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和我那支磨掉了漆的钢笔放在一起。信封上的退信章，一个摞一个，密密麻麻，像是一排排被封印了的话语。

其实到了后来，我已经不太奢望信能寄到她手里了。写信这件事，从一开始的急切期待，慢慢变成了后来的习惯，又从习惯变成了某种类似于仪式的东西。就像庙里的香客，明明知道对着泥塑的菩萨许愿不一定能实现，但还是要虔诚地跪下去，把心里的话说一遍。我也一样——我把每一次写信，都当成是一次遥远而隐秘的告解。写完了，心里的那个角落就踏实了一些。

大海结婚了。

1995年秋天，他娶了隔壁镇上的一个姑娘，叫小梅，长得清清秀秀的，性格温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婚礼在镇上的饭店办的，摆了十几桌。我当了伴郎，穿着我最好的一身衣服，站在新人旁边咧着嘴傻笑了一整天。

喝交杯酒的时候，大海端着酒杯的手都在抖，小梅的脸红得像秋天的柿子。我看着他们两个，心里头又高兴又酸涩。高兴的是大海有了归宿，酸涩的是不知道我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那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大海醉醺醺地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树哥，你也抓紧啊。咱哥俩说好的，将来生了小孩，要结娃娃亲的。”

我说好好好，你先把你自己的新娘子照顾好。

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山路上。远处的村庄零零星星地亮着几盏灯，像夜空里的星星倒映在了地面上。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的星星比村里的灯还多，密密麻麻地缀在夜幕上，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发光的河。

我忽然想，苏婉现在在做什么呢？她是不是也像大海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结婚生子了？如果在火车上那次偶遇，只是她人生中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插曲，她可能早就不记得我了。那个莽莽撞撞撞到她怀里的愣头青，那个把自己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借给她披上的傻小子，那个寄了无数封石沉大海的信还不死心的偏执狂——在她记忆里，还有没有这个人？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越缠越紧。

1996年夏天，我接待了一个从省城来的客人。

这个客人姓郭，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西裤，皮鞋擦得锃亮，一看就不是我们镇上的人。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车身虽然在土路上跑得满身泥点，但还是掩不住城里人的气派。

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省城万佳商贸公司总经理，郭明远。

“陈老板，久仰大名。”他跟我握手的时候，力度和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一看就是在商场上打滚多年的老江湖。“我们公司是做连锁超市的，在省城有十几家门店。最近我们在做干货区的供应商筛选，你们的‘大树山货’在市场上口碑很好，我想来看看能不能建立长期合作。”

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兴奋——连锁超市，那是比批发市场高一个量级的渠道。但是马上又冷静下来，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是这么大的馅饼。一个省城的商贸公司，犯不着大老远亲自跑到我们这个穷山沟里来找货源。

“郭总，”我给他倒了杯茶，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不卑不亢，“我们当然愿意合作。但是说实话，以贵公司的体量，找供应商应该不愁才对。是什么原因让您专门跑这一趟？”

郭明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大概是嫌茶太粗，微微皱了皱眉，但还是客客气气地放下了。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陈老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实话说，我们来之前做过调研。省城干货市场上，‘大树’这个牌子的口碑是这几年打出来的——品控稳定，分级细致，价格公道。但是这些别人也能做到。真正让我们下决心来找你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听说，你们这边有个山货协会，是你张罗成立的。下面几百号农户、小贩，都在协会的统一标准下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跟你合作，我们拿到的不是一个散户的货，而是一整个区域的供应链。这对连锁超市来说，比便宜的价格更重要。”

我听明白了。他要的不是便宜，是稳定。而我在过去这几年里做的所有事情——品控、分级、协会、供应链整合——恰好满足了他的需求。

后面的谈判，顺理成章。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价格谈到包装，从供货周期谈到物流配送。郭明远是个精明的商人，步步为营，每一个细节都要抠。我也不含糊，该让步的地方让，该坚持的地方半步不让。谈到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

签意向书的时候，郭明远忽然问我：“陈老板，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没上过大学。”我说，“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他推了推眼镜，明显地意外了一下。

“那你的这些经营理念，是从哪里学的？”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从踩过的坑里学的吧。每摔一个跟头，就学会一点东西。摔得多了，也就学会了不少。”

这话半真半假。摔跟头是真的，但是从跟头里学到的东西，并不是全都跟做生意有关系。比如我学会的“别乱动”，就是在拥挤的火车上，从一个姑娘的口中学到的。

郭明远走后，大海激动得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发达了发达了发达了”。他大概是觉得，搭上了省城连锁超市这条线，我们就一步登天了。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上了船而已，真正的风浪，还没来呢。

果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郭总来考察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了癞头的耳朵里。

那天晚上我正要关门，仓库门口忽然来了两个人。不是癞头本人，是他的那两个马仔，就是三年前在路上堵我的那两个人。几年不见，他们俩也老了，眼角的皱纹多了，精气神也不如从前了。混混这碗饭也不好吃，尤其是当你发现以前被你欺负的人现在一个个都比你过得好、比你有底气的时候。

“陈树，”那个拎钢管的混混先开了口。这几年他没拎钢管了，改空手了，但是说话还是那副欠揍的调调。“癞头哥让我们来问候你一声。听说省城的大老板来找你做生意了？运气不错嘛。”

我把仓库的门锁好，转过身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三年之前，我看见他们心里会打鼓。三年之后的现在，我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有点好笑。

“有什么话就说吧，不早了，我得回去睡觉。”我说。

两个马仔对视了一眼，大概没想到我态度这么硬。还是那个拎钢管的开了口：“癞头哥说，你现在发达了，以前的事他也不想计较了。只要你……”

“只要我什么？”

“只要你每个月给协会的地盘费涨到一千块，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一千块。1996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块。癞头这是狮子大开口。

我看着那个马仔的眼睛，看得很认真。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眼神躲闪了一下。

“你回去告诉癞头，”我慢慢地说，“三年前我跟他说过，靠拳头和刀子吃饭的日子快到头了。现在三年过去了，你们应该也有感觉了——镇上的铺面越来越多，正经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你们能收保护费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这个趋势，不是癞头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你什么意思？”马仔的脸色变了。

“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分钱都不会涨。不但不涨，从下个月起，协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给你们交所谓的保护费。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去镇里反映，可以去法院告我们。但是私下里来骚扰我们的人，我保证，每一次我都会报警。”

我说完，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

背后传来那个马仔的骂声，声音很大，在夜空中传出去很远。但是他没有追上来。他们已经不敢随便动手了。因为现在镇子上的人都知道，“大树山货”的陈树，是真的能把事闹到镇里、闹到县里的人。

癞头后来也并沒有真的消停。他私底下还是搞了几次小动作——我们的货车被扎过轮胎，仓库的锁被人堵过胶水，还收到过几封匿名的恐吓信。但是这些下三滥的手段，除了让人恶心一下之外，已经伤不到我们的根基了。

因为我们的根已经扎得够深了。我身后有几百号农户，有十几个合作的老板，有镇里和省城客户的支持。癞头这棵歪脖子树，再也压不住我了。

十

1998年，我二十八岁。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树山货”正式更名注册成了“大树食品有限公司”，我当了总经理，大海是副总经理。公司员工从最初的四五个人发展到了三十多号人，有了自己的加工车间、冷库和物流车队。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山货干货了，还做了一些初加工的产品——核桃仁、板栗仁、柿饼，都用真空包装，印着我们“大树”的牌子，摆进了省城十几家超市的货架上。

跟万佳商贸的合作越做越顺，我们的供货额在对方干货类供应商里排到了前三位。郭明远有一回来视察，站在我们新建的加工车间里，看着流水线上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帽子的工人们忙而不乱地操作，感慨地说了一句：“陈树，你要是念了大学，现在没准已经在省城的大企业里当高管了。”

我笑着说：“郭总，我要是念了大学，就遇不到您了。”

这句话也是半真半假。我要是念了大学，也许就遇不到火车上的苏婉了。这些年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往前追溯，都能追到她身上。她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只在我生命里出现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却改变了后来的所有。

1998年秋天，我去了一趟省城，跟万佳商贸谈下一年度的供货合同。谈判很顺利，双方续签了三年的长约。签字之后，郭明远做东，请我在省城一家挺高档的饭店里吃饭。

席间觥筹交错，郭明远喝了几杯酒，话明显多了起来。他说起自己的发家史，说当年也是从摆地摊起家的，后来一步一步做到现在。又说很欣赏我，想挖我去万佳做副总，薪资待遇随便开。

我婉拒了。我说我这个人，习惯了给自己干活，不习惯给别人打工。

郭明远也不勉强，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说可惜了可惜了。

吃完饭出来，天已经黑了。省城的夜空格外的亮，霓虹灯把街道染成了五颜六色的河。我喝了点酒，脑子有点晕，没有叫车，一个人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

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省城师范大学的校门口。

校门还是那扇老式的铁栅栏门，门柱上的牌子被路灯照得泛着白光。校门口有进进出出的学生，年轻的脸庞，意气风发的步子，和六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梧桐树更高了，树冠更浓密了，路灯的光透过叶子洒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碎碎的金色。

我站在校门口，六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个穿着白衬衫、蓝裤子、黑皮鞋的愣头青，揣着两千块钱的积蓄和满心的期待，怯生生地走进这扇门。然后兜头挨了一盆冷水——她要是不在学校了，转走了，不知所踪。

如今那个愣头青变成了二十八岁的公司老板，可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没填上。

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久到门卫都用狐疑的眼神看了我好几回。最后我转过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孩从我身边跑过去，差点撞到我。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跑得气喘吁吁的，嘴里喊着：“让一下让一下，快迟到了！”

她的侧脸在路灯下闪了一下。

我的心猛地漏跳了半拍。那个侧脸的轮廓，那双眼睛的形状，那个微微上扬的嘴角——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苏婉！”我脱口而出。

那个女孩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看着我。正面看清楚了——不是她。虽然轮廓有点像，但是眉眼之间的距离，鼻梁的高度，嘴唇的弧度，全都对不上。而且这个女孩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左右，跟当年的苏婉差不多大。而苏婉，现在应该已经二十八岁了。

“你叫我？”女孩疑惑地看着我。

“对不起，认错人了。”我说。

女孩耸了耸肩，转身继续跑着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心脏还在咚咚咚地狂跳。那一瞬间的错觉，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久久无法平息。我才发现，原来我以为已经平复了的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平复过。它们只是被我压在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被工作和时间一层一层地盖住了。但是只要有一个契机，哪怕只是一个长得有一点点像的陌生姑娘，就能把那些东西全都掀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宾馆的床上，又把那支钢笔和那一沓退回来的信翻出来看了一遍。和往常一样，看完之后，我把它们重新放回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摆好，然后关灯睡觉。

我以为这次也跟以前一样，翻一翻，念一念，然后生活继续。

但我没想到，命运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按你预想的剧本走的。

十一

1999年春节前夕，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件，我用的是一部诺基亚的直板机，花了两千多块钱买的，是我们镇上除了镇长之外第二个用手机的人。电话是大海从公司打来的，说有人找我，问我要不要接。

“谁呀？”我问。

“他说他是省城来的，姓郑，说是师大的老师。”

师大。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在我脑门上。我的手指头一下子收紧了，差点把手机捏碎。

“电话给他。”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是拿手机的那只手在微微发抖。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斯斯文文的，带着知识分子的腔调：“请问是陈树陈先生吗？”

“我是。”

“陈先生你好，冒昧打扰了。我叫郑启明，是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最近系里整理一批积压多年的信件，发现有好几十封写着‘中文系九二级苏婉收’的信，寄件人都是您。这批信因为年代久远，加上苏婉同学早就转学了，所以一直压在收发室的角落里，最近清理库房才重见天日。”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郑老师，这些信……”

“信当然是不好拆的，毕竟是私人信件。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么多封信、这么多年，寄信人一定很在意收件人的下落。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从信件上的寄件地址找到了您这边的联系方式。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您的信我们替您收着呢。如果您方便的话，看是寄回给您，还是怎么处理？”

“郑老师，”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快要绷断的弦，“我能问您一件事吗？”

“请说。”

“苏婉……您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那几秒钟的沉默，漫长得像是几个世纪。

“这个……”郑老师的语气有些为难，“按说学生的个人信息我们是不方便透露的。但是您的情况确实特殊……这样吧，陈先生，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来一趟省城？我们当面聊。有些事情，电话里不方便说。”

他话里有话。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有些事情，电话里不方便说”——什么事情？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苏婉她还好吗？她是不是……

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明天就到。”我说。

挂了电话，我靠在办公室的椅背上，手脚冰凉。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远处的山在黑夜里连轮廓都看不清。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日光灯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铺了一地。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半页纸。六年了，这张纸被我折了又折，边缘已经起了一层绒毛，有些地方薄得透光了。上面的字迹洇过水、沾过汗，墨迹已经晕开了，但还是一笔一划地待在那里，像是刻在纸上的，也像是刻在我心里的。

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二级，苏婉。

明天，我就要去找你了。

十二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了省城。

那时候我已经买了一辆二手的桑塔纳，就是受郭明远启发买的。做生意的人，有一辆车方便谈业务，也体面。我天不亮就出发，一路踩着油门往省城赶。冬天的早晨雾气很大，能见度不高，车子在浓雾里穿行，远光灯打出去只能照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我双手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

到了师大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冬天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没什么温度。校园里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地上铺了一层枯黄的落叶。放寒假了，校园里没什么学生，偶尔有几个留校的裹着厚棉袄匆匆走过。

中文系的办公室在文科楼四楼。六年了，楼道还是那个楼道，爬山虎还是那个爬山虎，只是藤蔓更粗了，把半面墙都覆盖得严严实实。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抬手敲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看起来就是那种典型的高校老师。他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反应过来。

“您是……陈树先生？”

“是我。您是郑老师？”

“对对对，请进请进。”

郑启明的办公室不大，到处都堆着书。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摞着一沓一沓的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书特有的纸墨味道。他手忙脚乱地把一把椅子上的书搬走，腾出个位置让我坐。

“不好意思啊，太乱了。我们中文系的老师都这样，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书多。”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又从饮水机里给我接了一杯水。“您喝口水。”

我接过水杯，没喝。我的心思不在喝水上。

“郑老师，苏婉她……”

郑启明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人们在做为难的事情之前，往往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陈先生，我先给您看样东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子，打开来，里面厚厚的一摞——都是信。我的信。那些从92年到96年寄出去的、石沉大海的信，一封不少，全都在这儿。信封已经泛黄了，有些边角被老鼠咬过，还有几封上面沾着水渍的印子。但全都在，一封都没少。

我伸出手，指尖碰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像是碰到了某一段被冰冻起来的时光。那些在灯下写字的夜晚，那些翻山越岭去邮电所的日子，那些满怀期待又失望而归的下午——全都凝结在这些薄薄的纸片上了。

“这些信，是前几天清理收发室的时候翻出来的。压在柜子最底层，上面堆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报纸和废纸，要不是这回大清理，估计还能再压个十年八年的。”

“苏婉呢？”我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郑启明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读不太懂的情绪。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陈先生，苏婉同学的奶奶，在92年那年春天就去世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她赶回家的时候，奶奶已经走了。”郑启明缓缓地说，“操办完丧事之后，她处理了家里的事情，然后回学校办了转学手续。走的那天，她来过系办公室，正好是我接待的。她跟我说，她要跟养父母去北京了，以后可能不回来了。走的时候她留了一样东西。”

他从抽屉的最里面掏出了一个小布包。蓝底白花的土布，针脚细密，洗得有些发白了。他把布包打开，里面包着的东西，让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了椅子上。

是一本书。

《平凡的世界》。

那本我送给她的《平凡的世界》。封面还是没的，书脊上的胶还是裂的，内页还是卷着毛边，上面还是沾着机油印子。只是书比六年前更旧了，纸页发黄，边角磨损得更厉害了，有很明显的被反复翻阅的痕迹。

我伸出手，接过那本书。手在颤抖，抖得很厉害。翻开第一页，我当年写的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字还在——陈树。然后，在旁边，多了一行娟秀的字迹，墨水的颜色和我的不一样，是后来添上去的。

“孙少平找到了他的田晓霞。陈树，你能找到你的苏婉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活了将近三十年，哭过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我爹说我的眼泪金贵，打都打不出来。可是现在，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完全不受控制地往下淌。我不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八岁那年被村里的狗咬了，也许是十六岁那年决定不去念书了，但那些哭跟现在这种哭完全不一样。这种哭是从心底里翻涌上来的，根本压不住，也不想压。

郑启明没有说话，把纸巾盒推到我面前，然后起身去倒水，背对着我，给了我一点体面的时间。

我擦了擦眼泪，翻着那本书。书上很多地方都有她画的线、写的批注。她的字跟她的人一样，清秀，整齐，一笔一划都不马虎。在孙少平给田晓霞写信的那一章旁边，她写了一行小字：“他说他的字丑，可是丑得让人想哭。”

在书的最末尾，空白的版权页上，她写满了字。我认认真真地辨认着那些字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陈树：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本书。也许有一天，你还会来找我。也许不会了。

奶奶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无条件爱我的人，没有了。

走的那天，我把你送我的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孙少平失去了田晓霞，可是他还要继续往前走。我想我也应该往前走。

我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以后的人生会怎样。但是我会记得火车上那个笨拙的男孩，记得他说‘我不怕冷’，记得他脱外套时愣头愣脑的样子。那件外套我洗干净了，一直收着，想有一天还给他。

我留了这个布包和这本书给系里的老师，想着也许有一天，那个人会找过来。如果找过来了，请把书交给他。

如果他一直没找来，那就让这本书在这里待着吧。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翻开它的。

陈树，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将来不管和谁在一起，你都会对人家好的。别太老实，别让人欺负你。

还有就是——谢谢你的书。谢谢你那年在火车上，安安静静地让我靠了一整夜。

苏婉

1992年4月”

我合上书，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滴在书页上，洇湿了一小块，我连忙用袖子去擦，手忙脚乱的样子，像六年前那个在南阳站台上、小心翼翼擦掉纸条上的汗渍的愣头青。

“郑老师，”我抬起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她去北京哪个学校了，你知道吗？”

郑启明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鼻梁，表情有些为难。他犹豫了一会儿，起身走到一个文件柜前面，从里面翻出了一个泛黄的本子。那是一本旧的工作日志，他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一行字给我看。

“她走的那天，我记了一下。她转学去的学校是——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

我死死地盯着那行字，把它一笔一划地刻进脑子里。

“但是陈先生，我得提醒你一句，”郑启明把日志放回去，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那是七年前的记录了。七年了，一个学生早就毕业工作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而且那个年代学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很多记录都不全。你想在北京找到她，难度恐怕不比你当年在这儿找到她小。”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1992年到1999年，整整七年。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工作，中间经历了多少事情，换了多少个地址，谁说得清呢？更何况北京那么大，茫茫人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是我的心里，那团已经快要熄灭的火，此刻又烧了起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旺。

我把那本书和那个牛皮纸袋子一起抱在怀里，对郑启明鞠了一个躬。鞠得很深，腰弯成了九十度。

“郑老师，谢谢您。”我直起身来，“这几封信，这本书，您替我保管了这么久。这份情，我陈树记一辈子。”

郑启明摆摆手，笑了。他的笑容里有一种文人特有的、淡淡的东西——说不清是感慨还是欣慰，也许两者都有。

“陈先生，我教了十几年书，见过无数学生来来去去。像您这样的，是头一个。我祝您早日找到她。”

走出文科楼的时候，外面起风了。冬天的风冷得刺骨，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把棉袄的拉链拉到头，把书和信紧紧地护在怀里，低着头往停车的地方走。

梧桐树的枯叶被风卷起来，在地上打着旋。灰蒙蒙的天空低低地压着，远处的教学楼在雾气里朦朦胧胧的，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过去的。

我上了车，发动了引擎。暖风吹出来，我的手和脚慢慢恢复了一点知觉。我坐在驾驶座上，把苏婉写的那段话又看了一遍。

“陈树，你能找到你的苏婉吗？”

能的。一定能。

北京的冬天一定比这边更冷，我得赶紧去。这一次我不会再寄信了，我要亲自去找她。

七年前在火车上，是我遇见她。七年后，换我向她走去。

十三

1999年的冬天，我开始了两地跑的日子。

公司那边的业务不能撂下，我就把日常经营交给了大海。大海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管理者了，再说他对我的事比谁都清楚，拍着胸脯让我放心去，公司有他。

我把去北京的频率定成了每个月一趟。从省城坐火车到北京，那时候的火车提速了，不像91年那样要晃荡一天一夜，但也要十几个小时。我一般都是坐夜车，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北京，办完事再坐夜车回来，不耽误太多时间。

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在朝阳区。我第一趟去的时候，站在校门口，心里想的是七年前站在省城师大校门口的那一天。两个场景重叠在一起，让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找她？

找人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难。七年前的转学记录，学校里的老师换了好几茬，问来问去谁也不知道。找学生处，学生处说档案已经移交到北京市教委的档案馆了。去档案馆，档案馆说要单位介绍信，个人的查询申请不受理。我拿着公司的介绍信去，人家看了一眼说你不是公检法的，不能查个人信息。

一条一条的路都被堵死了。

我蹲在档案馆门口的台阶上，北京的冬天冷得邪乎，零下十几度，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我抽了一根烟，看着自己呼出的白色雾气被风吹散，心里头那点火苗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就是不肯灭。

我不信邪。

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思路。不找学校了，找校友。

我在北京联大文理学院的门口站了整整两天，看见面善的就上去问：“请问您是哪个系的？您是九二级的吗？您认识一个叫苏婉的同学吗？”大部分人都摇头，少数几个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也摇头。

到第二天的傍晚，终于有一个路过的年轻女老师停了下来。她听了我的描述，想了一会儿说：“九二级的苏婉……我好像有点印象，不是我们系的，是中文系的吧？我跟她不熟，但是你可以去问问学校附近的书店和打印店。学生们常去的地方，老板也许有印象。这些地方的人员流动小，不像老师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

这句话像一道光，给我指了一条路。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跑遍了文理学院附近的每一家书店、打印店、小卖部。我把苏婉的体貌特征描述给每一个老板听：女孩，南阳口音，一九七〇年前后出生，高矮大概到我下巴，辫子又黑又粗，眼睛大而亮，气质安静。九二年到九六年之间应该在这附近活动。

大部分老板都摇头。只有学校后门那家旧书店的老板娘——一个烫着卷发、嘴皮子利索的北京大姐——听了我的描述之后，眯着眼睛想了半天。

“你说的这个姑娘，我好像有点印象。”她说，“她常来我这儿买书。那时候我这店刚开，她每次来都只买旧书，挑得很仔细，但是从来不还价。”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您还记得她后来去了哪儿吗？”

“后来？”老板娘往身后的书架上一靠，抱着胳膊想了想，“好像有一阵没来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她来买书，说以后可能来得少了，她毕业了，要去中学教书。我记得她说是去了丰台那边的一所中学，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丰台。

这个范围虽然还是很大，但已经比“北京”小得多了。北京有十六个区，丰台是其中之一。丰台区有多少中学？几十所总是有的。我一所一所地找，就不信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坐夜车回到省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个通宵。我在一张白纸上列出了丰台区所有中学的名字——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从区重点到普通中学，从完全中学到职业高中，列了满满一页纸。

大海第二天一早来上班，看见我眼睛通红，桌上摊着一堆纸，吓了一跳。

“树哥，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大海，我下个月可能要多请几天假。”

大海走过来，拿起桌上那张写满学校名字的纸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纸，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吧。公司有我。找不到就别回来。”

我苦笑了一下。大海这个人，说话永远是这个风格。

从2000年的春天开始，我开始了一所一所学校走访的日子。

那是一种近乎于偏执的方法。我带着苏婉当年的体貌特征描述，一家一家中学地去问：请问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位叫苏婉的语文老师？南阳人，大概二十八九岁。

丰台区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跑了一所又一所学校。门卫们对我这个操着外地口音、打听女老师的中年男人无不投以警惕的目光。有的直接挥手让我走，有的盘问半天才让我进去，有的压根不搭理我。

那几个月里，我遭到了无数次冷眼、白眼、闭门羹。门卫把我当成了骗子、骚扰者、不怀好意的外地人。有一次，在一所中学的门口，门卫直接叫了保安，两个人把我架了出去，我的胳膊被拧得生疼。

那之后我在路边蹲了很久。北京春天的风沙很大，打在脸上像砂纸。路上的行人裹着头巾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路边蹲着一个灰头土脸的外地男人。

我摸了摸怀里口袋里的那半页纸和那支钢笔，还在。还好，都在。

再起来继续找。

一个春天过去了，没有找到。夏天来了，北京的夏天热得像蒸笼，我穿着衬衫走在滚烫的马路上，汗水把后背湿透了一遍又一遍。我又跑了半个夏天，依然没有消息。

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丰台区四十多所中学了。笔记本上的名单划掉了一行又一行，只剩下最后几所。

2000年十月的一个下午。秋天的北京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天高云淡，阳光温暖而不炽烈。我坐公交车来到了名单上倒数第三所学校——丰台区第七中学。

那是一所不太起眼的学校。校门不大，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操场上的跑道是煤渣铺的，教学楼是那种六七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已经开始变红了，远远看去像一面面燃烧的旗帜。

我走到门卫室，照例对门卫说：“师傅，请问贵校有没有一位叫苏婉的语文老师？南阳人，大概三十岁左右。”

门卫是个六十来岁的大爷，穿着蓝色工作服，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正在喝茶。他听了我的话，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你找苏老师？”

苏老师。

这两个字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传到我的耳朵里，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我的心上。我的腿一下子有点软，赶紧扶住了门卫室的窗台。

“您……您认识她？”

“怎么不认识，苏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教了好几年了。”门卫大爷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上下打量着我，“你是她什么人？”

我的嘴唇在发抖，抖得很厉害，以至于说话都变得不利索了。

“我……我是她的一个老朋友。很多年没见了。您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门卫大爷大概是看我激动成这样不像是装的，态度软化了一些。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语文组吗？苏老师在不在？门口有人找她，说是老朋友……什么名字？哦。”他捂着话筒问我，“你叫什么？”

“陈树。我叫陈树。”

门卫对着话筒说：“叫陈树。”

挂了电话，门卫说：“苏老师在办公室，你等一会儿，她说马上下来。”

马上下来。

我站在门卫室外面，秋天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可我浑身都在发抖。我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一样，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深蓝色夹克，黑色裤子，皮鞋上还沾着从长途汽车上带下来的灰尘。我下意识地整了整衣领，又用手扒了扒头发，忽然觉得自己的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九年前。九年前在南阳火车站的站台上，我回头看她的时候，也是这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被拉得极长极长。

然后，我看见教学楼里走出一个人。

她穿着一件淡米色的风衣，里面是高领的浅灰色毛衣，头发剪短了——不再是九年前那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了，而是齐耳的短发，用一个简单的发卡别在耳后。身材比九年前清瘦了一些，面容也从当年的青涩变成了如今的成熟。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但是那双眼睛没有变，依然是黑亮亮的、水汪汪的，像两颗从深井里打上来的黑石子。

她走过操场的煤渣跑道，走到校门口，看见了站在门卫室旁边的人。

她停住了脚步。

隔着校门的铁栅栏，我们两个人就这么对望着。九年的时光在两个人之间翻涌流淌，无声无息，又震耳欲聋。

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像当年在火车上那样，咬着下嘴唇，咬出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然后她笑了。一边掉眼泪一边笑，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她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九年前在火车连接处，她也是这副表情——红着脸，红着眼，努力忍着不让自己失态。

我的眼眶也热了。忍了这么多年的眼泪，这一刻再也没有忍住。

“陈树。”她叫了我的名字。声音还是九年前那个声音，软软的，尾音轻轻往上挑，像问句又像感叹。

“是我。”我说，“苏婉，我找到你了。”

十四

丰台七中附近有一家小茶馆，不大，很安静。周末的下午没什么客人，我们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木桌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茶是我点的。我也不知道该点什么，就随便要了一壶铁观音。茶水端上来之后，我们都没心思喝，就让它在那里冒着热气，一缕一缕的白雾袅袅地升起来，散在秋天的阳光里。

沉默了很久。

九年没见的人，心里攒了太多的话，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可是看着对面坐着的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不再是写在半页纸上的苏婉，我忽然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

“你的头发短了。”她说。然后大概觉得这句话太傻，忍不住笑了一下，眼睛弯弯的，跟九年前在火车上她笑我字丑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也短了。”我说。

“是啊。以前那两条大辫子，洗起来太麻烦，工作之后没时间打理，就剪了。”

“短发也好看。”

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大概是借着喝茶的动作来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这个动作也没有变——她还是那么容易脸红。九年前在火车上我撞进她怀里的时候，她的脸也是红成这样的。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她放下茶杯，双手捧着杯子，像是在暖手。

我把那本书从随身的包里拿了出来。那本破烂的《平凡的世界》，九年前我送给她的，如今又回到了我手里。书比当年更破了，我用一个塑料书皮把它包了起来，免得它散架。

她把书接过去，低头看着。手指摩挲着书脊上那道裂开的胶痕，摩挲着卷了毛边的内页。翻到我写名字的那一页，她的手指停住了，指尖轻轻划过那行“陈树”，又划过她当年写的那行字。

“我去过省城师大，看到了你留的这本书。”我说，“也看到了你在后面写的话。”

她的睫毛垂了下去，像当年在火车上那样，覆盖住了那双黑亮亮的眼睛。

“我以为你收不到的。”她轻轻地说。

“我也以为。”我说，“可是有个叫郑启明的老师，帮我把那些信存了七年。你留给我的信——你写在书上的那些字——他也替我保存到了今天。”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亮晶晶的，但是忍着没掉下来。

“对不起。”她说，“那时候我走得急，奶奶刚走，家里的房子要处理，养父母那边催着去北京。我想给你写信来着，可是……”

“可是你把地址弄丢了。”我替她说完了。

她有些惊愕地看着我。

“我也是。”我说，“你在火车上给我写的那个地址，后来被雨泡了，字迹全都糊了。我只记得‘省城师大’和‘苏婉’，剩下的信息全都没了。这些年我给你写了很多信，全都寄到了那个糊掉的地址上。”

她从我的表情里读出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两个人，一个弄丢了对方的地址，一个弄丢了对方的地址。然后各自给对方写了无数的信，一个石沉大海，一个压在收发室角落吃灰。明明两个人都没忘了彼此，却偏偏隔着一层薄薄的纸，隔了整整九年。

她忽然笑了。一边笑一边掉眼泪，眼泪滴在茶杯里，叮咚一声，小小的涟漪荡开来。

“我们俩可真笨。”她说。

“是挺笨的。”我说。

气氛因为这相互的坦诚而轻松了一些。我们又聊了很多——聊这九年各自经历了什么。

她告诉我，她奶奶去世之后，她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转学到北京之后，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念书念不进去，跟同学也不怎么交往。后来是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每天去那里看书，一本一本地看，用书来填满心里的空洞。孙少平用劳动来战胜痛苦，她就用阅读。

毕业后，她来了丰台七中当语文老师。教了六年书了，孩子们喜欢她，她也喜欢教书。

“我喜欢这份工作。”她说，“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孙少平、讲田晓霞的时候，我会想起你。”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低下头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梗子。

“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借我工作服的男孩，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被人欺负，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欺负的人。”

“变成一个谁也不敢欺负的人了。”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询问，也有关切。

我把这九年的经历简单地跟她说了一遍。电子厂被坑，回家收山货，被癞头欺负，一步步做到现在。我说得很平淡，没有渲染，没有诉苦，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是在讲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的眼眶越来越红，手指越收越紧，指甲都掐进了掌心里。

“你吃苦了。”她听完之后，只说了这四个字。声音很轻，但是里面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像冬日里的棉被，厚实地压下来，把人裹得暖暖的。

“不苦。”我说，“嚼嚼咽下去，就壮实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九年前在火车上，她对我说的。她大概是没想到我还记得。不光是记得，而且这些年一直把它当成座右铭一样的东西，含着咬着，把自己从一个被人欺负的打工仔，嚼成了一个谁也欺负不了的老板。

她低下头，用纸巾擦了擦眼角。

“你都记得。”她轻声说。

“记得。”我说，“那趟火车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我都记得。”

窗外的阳光慢慢偏西了，金色的光线透过玻璃斜斜地照进来，在她的短发上镀了一层毛茸茸的光晕。茶已经凉了，茶叶梗子沉在杯底，一动不动。茶馆里放着一首老歌，旋律轻轻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我看着她。九年了，她依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眼睛还是那么亮，嘴角还是那抹轻轻的笑意，说“别乱动”的时候还是那副让人心跳停半拍的表情。可是又不一样了——她更沉稳了，更坚定了，眉眼之间多了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温润的光。

“苏婉，”我叫了她的名字。这个我念了九年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一瞬间，让我觉得前面所有的等待都值了。

“嗯？”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她端着茶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的沉默，对我来说，比在省城师大门口等门卫打电话的那几分钟还要漫长。

然后她放下茶杯，抬起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温柔，有坚定，还有一点狡黠的、像当年在火车上说“你的字可真丑”时的那种光芒。

“是。”她说，“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一个人还我那件工作服。”

我心里那块悬了九年的石头，扑通一声落了地。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等。

十五年

2001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和苏婉结了婚。

婚礼是在我们镇上办的，按老家的规矩，摆了二十桌流水席。大海当了主持人，拿着话筒站在台上，比他自己结婚那天还激动。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我树哥等了九年不容易”之类的话，说了一半自己先哭了起来，把小梅在旁边乐得不行。

我爹那天穿着新买的藏蓝色中山装，背比当年更驼了，但是脸上一直挂着笑，从早到晚都没停过。我娘拉着苏婉的手不松，左看右看，越看越欢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姑娘好姑娘”。那架势，恨不得把苏婉直接揣进怀里当亲闺女疼。

苏婉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头发虽然短，但是盘了一个精致的小发髻，别了两朵红色的绢花。她有些害羞，脸红红的，跟九年前在火车上的样子如出一辙。我穿着西装，别扭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大海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说“树哥你自然点”。

敬酒的时候，大海把陈年旧事翻出来说。说到我在火车上撞进人家姑娘怀里那一段，满桌的亲戚笑得前仰后合，碗筷都差点震到地上。苏婉的脸红到了耳根，在桌子底下掐我的手，小声说：“你连这个都跟他讲？”

我说：“我没讲，他自己猜的。”

“这种事还用猜？”大海耳朵尖，隔着半张桌子都听见了，“你看看你俩那眼神，我早就知道有问题！”

婚后，苏婉继续在北京教书，我则把生意扩展到了北京。我们公司在丰台设了一个办事处，我两头跑，虽然辛苦，但是心里是满的。每个周末，只要不出差，我都去学校接她下班。门卫大爷已经认识我了，每次看见我的车停在门口，就冲教学楼那边喊一嗓子：“苏老师，你家那口子来啦！”

苏婉从教学楼里出来，还是穿着那件淡米色的风衣，只是头发比一年前稍微长长了一点，又可以扎起来了。她坐进车里，第一句话往往都是：“今天累不累？”

我说不累。她不信，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不是在发烧说胡话。

2003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陈念苏。苏婉说这个名字太直白了，我说不直白怎么能让你知道我的心意。她拗不过我，只好默许了。但是在女儿的出生证明上，她在“母亲签名”那一栏旁边，偷偷加了一个小小的括号，里面写了两个字：苏婉。

念苏长得像她妈妈，尤其是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黑石子。她妈妈教她背唐诗，她爸爸教她认山货——核桃和板栗有什么区别，木耳和香菇哪个贵。大海每次来北京，都要逗她：“念念，你爸爸当年在火车上，一脑袋扎进你妈妈怀里，你妈妈才跟了他的。你说你爸爸是不是特别有本事？”

念念奶声奶气地说：“大海叔叔，我爸爸本来就很有本事！”

苏婉在旁边红了脸，假装去倒水，其实是不好意思了。我笑着看她的背影——这个女人，当了妈妈了，脸红的毛病还是没改。

2005年，我们公司在几个大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年销售额突破了两千万。这年的秋天，我应邀去县里参加企业家座谈会，座谈会有个环节是优秀企业家发言。我站在发言席上，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侯志强。

他坐在后排的角落里。他老了，瘦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那种圆滑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的疲惫。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领带松松垮垮地系着。我后来听人说，他早就不在电子厂了。当年那批日本客户的质量事故之后，他虽然推卸了责任暂时躲了过去，但没过两年又出了类似的事。这一次没人替他背锅了，他被厂里开了。后来辗转做过不少行当，都不顺，现在在一家小作坊里给人跑业务。

散会之后，我在走廊里被他叫住了。

“陈……陈总。”他的声音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当年的侯志强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八面玲珑，现在却小心翼翼的，带着一点讨好的卑微。他站在我面前，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双手递过来。

“这是我的名片。听说您的公司做得很大，如果需要包装材料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做……价格好商量。”

我接过名片看了看，纸的质量很差，印的字还是歪的。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目光躲闪着，不敢跟我对视。

当年他在车间办公室里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算计和冷漠。现在我看到的，是生活本身对他进行的清算。他没有被谁打倒，他是被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一点一点地消耗掉的。

“好。”我把名片收进口袋，“有名片了，我让人联系你。”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说“好”。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缩成一个小小的影子。

我没有报复他。我甚至觉得，我连报复他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打败他的不是我，是他自己。

2008年，苏婉评上了高级教师，她们学校给她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我那天专门从外地赶回来，捧着一束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她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跑过来，接过花，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这么多人呢。”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美得冒泡。

“管他们呢。”她挽着我的胳膊，抬头看着我，眼睛弯弯的，“陈树，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找到我。”

我低头看着她，抬手帮她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这个动作我已经做了无数遍了，但是每一次做，都像第一次那样认真。

“我也谢谢你。”我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年在火车上，没有喊人，也没有骂我。只是说了一句‘别乱动’。”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用手里的花束轻轻打了我一下：“你这个人，都当爸爸了还念叨那件事。”

夕阳下，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往家的方向走。远处的操场上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城市的上空飘着几朵被晚霞染红了的云彩。我们走得很慢，像当年在火车上那样，谁也不着急到达终点，只想把这路上的时光拉得长一点、再长一点。

因为有些路，走一辈子都不嫌长。

十六

2010年的冬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苏婉说，女儿叫念苏，儿子得叫念什么？我说叫念树吧。苏婉说那也太自恋了，哪有爸爸给儿子取名字把自己名字带进去的。后来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给他取名叫陈安——安是平安的安，也是安宁的安。

这个名字的寓意很简单。我这一辈子，从山沟里走出来，走南闯北，跌跌撞撞，到如今有家有业，所求的无非就是一个“安”字。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必像我一样颠沛流离，不必像我一样用整个青春去追一个背影。我希望他们平安、安宁、安心地长大。

念念六岁，已经上小学了。弟弟出生之后，她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摇篮边上去看弟弟，用胖乎乎的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戳弟弟的脸蛋。苏婉在厨房里做饭，我在客厅里看念念逗弟弟，窗外的夕陽光灑進來，整個屋子都是暖洋洋的。

有一天晚上，念念忽然问我：“爸爸，妈妈说你以前找了她好久好久。有多久呀？”

我想了想，说：“九年。”

“九年是多久？”

“就是从你出生到现在，再过三个这么长的时间。”

念念瞪大了眼睛，显然是被这个数字震撼到了。她跑到苏婉身边，拽着苏婉的衣角说：“妈妈妈妈，爸爸找了你三个念念那么久！”

苏婉蹲下来，摸了摸念念的头，看了一眼我，眼角的细纹里全都是笑意。

“是啊，”她说，“所以你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人。”

念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跑回去玩她的积木了。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苏婉，下巴搁在她的头顶上。她瘦了，但也更温柔了，身上那股皂角的清香早就换成了家里洗衣液的味道，但我总觉得，那股香味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就像火车上的那个瞬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

时间到了2011年，我四十一岁。

这一年的腊月，我因为生意的缘故，需要去一趟广州。苏婉正好放寒假，说想陪我一起去，顺便看看我当年打工的地方。我们把孩子交给了外公外婆——苏婉的养父母，这些年我们走动得很勤，他们对我也很好，早就把我当成了亲女婿。

广州的变化太大了。二十年过去了，整个城市像是被重新造了一遍。当年我打工的那片工业区已经被拆掉了，电子厂的铁皮房子早就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楼大厦。我凭着记忆找到当年那条马路的方位，站在路边看了很久。

苏婉挽着我的胳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我。

“就是这里。”我指着前面一栋写字楼说，“原来那个位置，就是电子厂的后门。我被降职那天晚上，就坐在那边的马路牙子上，看着对面的夜宵摊发呆。”

“你在想什么？”苏婉问。

“想我爹。”我说，“想他当年弯着腰出去借钱，回来的时候佝偻着背的样子。想我娘纳鞋底纳到半夜，煤油灯把她头发都烧焦了一撮。想我自己在流水线上拧螺丝，从早拧到晚，手指头都伸不直了。然后就想——我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资格遇到一个好姑娘。”

苏婉把我的手握紧了一些。

“然后你就在火车上遇到了。”她说。

“然后我就在火车上遇到了。”我说。

我们在广州待了三天，办完正事之后，我还带苏婉去了当年我寄钱的那家邮局。邮局还在，只是翻新过了，当年的木头柜台换成了不锈钢的，窗口也加装了玻璃。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当年每个月来寄钱的时候，邮局的人总要笑话我字丑。我说我不怕被笑话，字丑心意不丑。

苏婉说，你这个人啊，从二十岁到四十岁，轴得一模一样。

我说，那当然。不轴的话，怎么可能花九年的时间找一个连地址都没有的人。

她笑着打了我一下。我们在邮局门口合了一张影，背景就是那扇翻新过的邮局大门。照片洗出来之后，苏婉把它夹在了那本《平凡的世界》里，和当年那张写着她通信地址的半页纸放在一起。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买了两张软卧票。绿皮火车早就换成了空调特快，车厢里干净整洁，没有了当年那股子复杂的味道。但是我坐在卧铺边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还是能清晰地闻到那股皂角的清香——那是只属于记忆的味道，不用鼻子就能闻得到。

苏婉靠在我肩膀上，半眯着眼睛。她大概是困了，但是没睡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着话。

“陈树，你说当年要是没有那个急刹车，咱俩是不是就擦肩而过了？”

“可能吧。”我说。

“那要是擦肩而过了，你现在会在哪里？”

“大概还在收山货吧。一个人在仓库里翻核桃，无聊了就给你写信，写完了塞进铁皮盒子里。”

“然后呢？”

“然后一辈子不结婚，老了之后变成村里一个古怪的孤老头子，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攥着一支磨掉了漆的钢笔。”

苏婉睁开了眼睛，抬头看着我。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也许是心疼，也许是庆幸，也许两者都有。

“还好你没有变成那样。”她轻轻地说。

“是啊，还好。”我说，“还好那个司机踩了一脚刹车。”

苏婉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笑得浑身都在抖。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把一切都染成了金红色。

我想起二十年前的那趟火车。那趟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在华北平原上奔跑，车厢里弥漫着复杂的味道，我被挤在连接处，双脚虚站，人生灰暗。然后一个急刹车，我一头撞进了一个姑娘的怀里。皂角的清香，黑亮的辫子，通红的脸颊，和一句低如蚊蚋却清晰无比的话。

“别乱动。”

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转了方向。从一个被人欺负的打工仔，变成了一个谁也欺负不了的人。从一个漂泊无根的浮萍，变成了有家有业的丈夫和父亲。从一个只会逆来顺受的老实人，变成了在人生这个更大的牌桌上，敢于下注、敢于坚持、敢于等待的人。

苏婉说，是我找到了她。

但是我知道，是她先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在二十年的风雨里发了芽、扎了根、长成了一棵大树。风吹不倒，雨打不动，站得笔直，枝叶繁茂。

那棵大树的名字，叫陈树。木头的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