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时,我的相机包里还装着三块备用电池。做旅行纪实这行五年,我见过恒河边的苦行僧,拍过缅甸长颈族的铜环,但这次选题让我犹豫了很久——尼泊尔偏遠山区的"一妻多夫制"。临行前主编扔给我一句话:"别带偏见,只记录。"
我租了辆吉普车往西开,路越来越窄,最后只剩碎石和泥浆。向导桑吉是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在加都读过大学,他说:"姐姐,你要去的那户人家,是我表姐家。"
"你表姐?"
"嗯。"他握着方向盘没回头,"她叫德玛,十七岁嫁的。"
车子在山腰的一栋石头房子前停下。门开了,出来一个女人,瘦小,裹着暗红色的头巾,眼窝很深,看向我的时候带着那种山里人特有的、既不欢迎也不排斥的平静。桑吉用尼泊尔语跟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侧身让我们进去。
屋里很暗,火塘里烧着柴,四面墙被烟熏得发黑。德玛给我的陶碗倒茶,手腕上缠着褪了色的珠子,指甲缝里有泥。三个男人从里屋走出来,高的那个叫巴桑,是大哥;矮壮的是次仁,老二;最小的那个看着不过二十出头,叫丹增,老三。
三个人都叫德玛"妻子"。
我坐在火塘边,相机放在膝盖上,一时不知道从哪儿开口。德玛在我对面蹲下来添柴,火光在她脸上跳。桑吉在旁边翻译,我说:"你问德玛,她的丈夫们......对她好吗?"
德玛听完翻译,笑了笑,是那种没什么内容的笑。她说:"好。他们不打我。"
然后就没话了。
那天下午,我跟着德玛去村口的溪边打水。她走得很慢,背上一个铜壶,两个塑料桶。路过一片荞麦田时她停了一下,指着远处山顶的雪:"我的家在那里。"我顺着看过去,雪山在云里若隐若现。"嫁过来之后,十二年没回去过了。"她说。
我问她想家吗。她没回答,把铜壶往肩头掂了掂,继续走。
晚上,我住在他们家偏房的地铺上。隔着一道薄薄的木板墙,能听见隔壁的动静。德玛在给最小的丹增洗脚,水声哗啦的,丹增在玩手机,偶尔笑一声。然后老大巴桑喊了一句什么,德玛就起身过去了。我听见她在地上铺被褥的声音,然后是沉默。
第二天早饭时,我注意到德玛只坐在火塘最边上的小凳子上,三个男人围桌吃饭,她等他们吃完了才过去。我用相机拍了一张:空碗、残渣、还有她低头收拾的背影。快门声很轻,但她还是抬了下眼,又迅速垂下去。
真正让我震动的是第三天。
村头有人家盖新房,全村都去帮忙。男人们在上梁,女人们在山下背石头。德玛也在那列队伍里。她弯着腰,背篓里装了七八块石头,压得她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我从取景框里看见她的脸——汗从额头淌进眼睛,她顾不上擦,脚步一步一顿地往上挪。
而坡顶上,巴桑正站在新房的木梁上指挥,手里夹着烟,跟旁边的男人说笑。
我放下相机走过去,想帮她托一把背篓底部。她猛地侧身躲开了,用蹩脚的英语说:"No, no, bad luck."我愣在原地。桑吉后来告诉我,在他们这儿,女人背东西时别人不能碰,碰了会带来厄运——倒霉的是男人。
"所以她们就只能自己背着?"
桑吉沉默了一会儿:"规矩就是这样。"
最后一天,我坐在德玛的院子里整理照片。她在旁边劈柴,斧头落下时准、狠、力道十足。劈完一摞,她直起腰擦了把汗,忽然冲我指了指相机。
我举起来,透过取景框看见她难得地笑了一下。就一秒,嘴角动了动,然后她转身走了。
那天傍晚我要离开,桑吉去发动车,德玛站在门口送我。我掏出一包从加都带来的糖果塞给她,她接过去,低头看了看,忽然用英语说:"Thank you."口音很重,但每个音节都清楚。
车子启动时我回头看。她还在门口站着,红头巾被山风吹起来,三间石头房子在她身后依次排开。三个男人的身影从屋里晃过,没有人出来。
我在副驾上翻看这几天拍的照片。几百张里,德玛的脸出现过无数次——背水、劈柴、煮饭、背石头。只有一张是她正面看着镜头的,就是最后那个不到一秒的笑容。那笑像投进深井的一颗石子,我听见了回响,但井太深了,什么也照不亮。
桑吉突然开口:"姐姐,你拍到的这些,会发出去吗?"
我说会。
他沉默了很久。车子颠过最后一段石子路,终于驶上柏油路面时,他说:"德玛不会识字,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但你如果写她,她可能就真的存在了。"
窗外天色暗下来,我关掉相机,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上。后视镜里,那座石头房子缩成一个小点,红头巾看不见了。
但德玛的样子在我脑子里清清楚楚。背着水的,劈着柴的,蹲在火塘边的,还有那个一秒钟的笑容。
存在。对,就是存在这两个字,突然变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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