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你们好受不了
大舅上吊死了,临死前诅咒他子女们:“我死了,你们好受不了”。
接到表姐电话时,我正在给阳台上的茉莉浇水。她说大舅没了,用一根晾衣绳,挂在老屋房梁上。我手里的喷壶“咣当”掉在地上,水漫过瓷砖缝,洇湿了我的拖鞋。
“他说……他说……”表姐的声音像被揉皱的纸,“他说‘我死了,你们好受不了’。”
我闭上眼,仿佛又看见那双眼睛。大舅的眼睛永远布满血丝,看人的时候像要把对方钉在墙上。小时候我去他家玩,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瓷碗,他就那样盯着我,盯得我浑身发抖,最后是表姐冲过来把我拉走。表姐的手臂上,至今还有一道浅浅的疤,是那年大舅醉酒后扔酒瓶留下的。
丧事办得潦草。大舅的三个子女——我那两个表姐和一个表哥,匆匆买了口薄棺,请村里老管事走了个过场,连道场都没做。灵堂设在老屋堂屋,遗像上的大舅瞪着眼,嘴角向下撇,活像还在生气。
表哥守在灵前,眼皮浮肿。他十五岁就离家打工,十年没回来过。“爸最后那几天,”他哑着嗓子说,“天天坐在门槛上骂,骂妈死得早,骂我们不孝,骂我们一个比一个没良心。最后那天晚上,他突然安静了,我还以为想通了,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没再说下去。
出殡那天下了雨,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抬棺的队伍刚出村口,表姐突然捂住肚子蹲下去,脸色煞白。送葬的人七手八脚把她扶到路边,她说没事,就是突然绞着疼。可接下来的七天,她天天半夜惊醒,说梦见大舅站在床头,手里攥着那根晾衣绳,问她:“疼不疼?”
表哥那边更邪门。他在城里开的餐馆,第三天夜里莫名其妙起了火,烧了半个厨房。监控里什么都没拍到,火像是从排烟管道里自己蹿出来的。他站在烧黑的灶台前,脸色比墙灰还白:“爸以前说过,我要是敢去城里开馆子,他就让我血本无归。”
二表姐远嫁外地,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三岁的儿子突然开始发烧,吃什么吐什么,医院查不出病因。孩子迷迷糊糊的时候总指着墙角说:“有个爷爷,拿绳子,要带我走。”
消息像长了脚,在亲戚间传开。所有人都压低声音:“老宋家那仨孩子,怕是被咒上了。”
我最后一次去看老屋,是在头七那天。推开虚掩的木门,堂屋里的遗像已经被取走了,墙上留着一方颜色略深的印记,像一个人形。供桌上还摆着未燃尽的香,灰白的香灰弯成诡异的弧度。
我站在房梁下仰头看,那根晾衣绳早被剪断了,只剩一截绳头悬在半空。梁上积年的灰尘被蹭掉一道,露出底下深褐色的老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听母亲说,大舅年轻时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结婚那会儿,会用竹子编小蚂蚱给孩子们玩,编得活灵活现。后来舅妈生病走了,他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性子就一天天拧起来。
“他就是太苦了,”母亲曾经叹气,“苦到最后,只剩下恨了。”
我伸手碰了碰那截绳头,指尖突然一阵刺痛。缩回手时,食指上多了道细小的伤口,血珠慢慢渗出来,像一粒红得发黑的痣。
从老屋出来,天色已经暗了。远处传来表姐的哭声,隔着几道田埂,细细的,断断续续的,被风吹散了又聚拢。表哥在电话里说,他决定关掉餐馆回老家。“就算爸真有什么……我也得接着。”他的声音疲惫,却比前几天稳了些。
我低头看手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一阵晚风吹过,背后老屋的破窗“吱呀”响了一声,像是谁在叹气。
大舅死了。他说的那句话,到底是诅咒,还是别的什么,没人说得清。但我知道,那三个曾经逃离这个家的人,现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往回走了。
也许有些绳子,不是用来吊死人的,是用来把人拉回家的。只是大舅到死都没学会怎么好好拉,只能死死攥着那一头,把自己先勒断了。
我锁上老屋的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半圈,“咔嗒”一声,轻得像谁在说:回来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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