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遇帅哥问我哪个学校，我随口说北大，他：巧了我是北大老师

高铁车厢里冷气开得很足，我把外套往身上裹了裹，眼睛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这趟车是从长沙南开往北京西的，我趁着国庆假期回了趟老家，现在赶回学校。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不想在家里多待。我妈每顿饭都要念叨一遍考公务员的事，我爸虽然不说话，但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理解他们的焦虑，大四了，工作还没着落，考研又没考上，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是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社会的洪流里炸成一团废墟。

车厢里人不多，国庆返程高峰还没到，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我把背包放在邻座上，掏出耳机准备听歌睡觉。就在我低头翻歌单的时候，一个人影停在了我旁边。

“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

我抬起头，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一个年轻男人站在过道里，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里面是白衬衫，袖子随意地挽到小臂。他五官很端正，眉骨高，眼睛不大但是很深，下颌线条利落，整个人干净得像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电脑包，另一只手指了指我放在邻座上的背包。

“哦哦，不好意思。”我手忙脚乱地把包拿开，耳机的线被包带勾住，扯得我整个人往前一栽，额头差点磕在前排座椅靠背上。

他没说话，只是微微侧了侧身，等我折腾完才坐下来。我脸烧得厉害，假装专心整理耳机线，实际上耳朵竖得老高。余光里能看到他把电脑包放在脚下，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翻了开来。书封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几个我看不清的字。

我偷瞄了好几眼，终于看清了那本书的书名——《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这本书我太熟了，上学期当代文学课老师列在参考书目里，我翻过几页就放弃了，实在太晦涩。能看这种书的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就是搞这个研究的。

车厢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火车行驶的轰隆声和偶尔响起的报站广播。我戴着耳机，歌单循环了两轮，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旁边的男人一直在看书，偶尔用手指翻一页，动作很轻，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他身上有股很淡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可能是洗衣液，也可能是某种木质调的香水，清清冷冷的，和他整个人的气质很搭。

我承认我有点心猿意马。这不能怪我，一个好看的人在密闭空间里坐在离你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多看两眼。更何况他看书的样子确实很好看，侧脸的轮廓在车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分明，睫毛不算长但是很密，垂下去的时候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乘务员推着餐车过来，问我们要不要盒饭。我摆了摆手说不饿，他也没要。乘务员走后，车厢里又安静下来，他忽然合上书，转头看了我一眼。

“你也是去北京？”

他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低一些，带着一种不急不缓的从容。我脑子空白了大概零点五秒，然后点了点头：“对，回学校。”

“哪个学校？”他随口问道，语气很平常，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大脑飞速运转。我是二本学校的，这个事实每次说出来都让我觉得不自在。不是因为学校不好，而是因为每次说完之后，对方总会露出一种“哦，还行吧”的微妙表情，那种表情我太熟悉了，从小到大，从高考出分那天起，我已经见了无数次。别人可能没恶意，但我就是不想再看到那个表情了，尤其是在这个人面前。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搭错了，脱口而出：“北大。”

说完我就后悔了，心跳猛地加速，耳朵尖滚烫。但我面上没露出来，甚至还扯出一个自然的微笑。这种技能是大学这几年练出来的，在各种社团活动和兼职面试里摸爬滚打，我学会了把心虚藏得很好。

他听到“北大”两个字的时候，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变化。不是惊讶，也不是质疑，而是一种很微妙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态，像是意外，又像是在玩味什么。他微微挑了挑眉，嘴角弯起一个弧度，那个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巧了，”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是北大老师。”

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板。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偷偷穿了一件假的名牌衣服走在街上，结果迎面撞上了这个品牌的鉴定师。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耳机线，掌心开始冒汗。

但我不能露怯。一旦露怯，就全完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笑容维持住，甚至还放大了几分：“真的吗？这么巧！您是哪个学院的？”

“中文系。”他说，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不大，但是很有神，像是能把人看穿，“刚入职不久，教当代文学。”

中文系。当代文学。我脑子里飞速过了一遍中文系的课程设置，还好，我虽然不是学中文的，但大学四年泡在图书馆里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加上有个学汉语言文学的闺蜜整天在我耳边念叨，我对中文系的情况还算有点了解。而且我确实想过跨专业考研，从大二开始就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书，虽然最后没考上，但那些知识还在脑子里，没丢掉。

“那您认识陈晓明老师吗？”我问，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自然，“我上过他的当代文学课，讲得特别好。”

我确实知道陈晓明，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很有名，我看过他的书和论文，虽然很多地方看不太懂，但名字是记得住的。我说“上过他的课”是撒谎，但至少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不至于完全穿帮。

他笑了笑，点了下头：“陈老师是我读博期间的导师之一。”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截。完了，一脚踢到铁板上了。我脸上的笑容快要挂不住了，但我还是硬撑着说：“真的假的，这缘分也太绝了。”

“是很巧。”他说，合上了手里的书，随手放在了面前的小桌板上。这下我看清了书封上的完整信息——《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陈晓明著。我差点两眼一黑。

“你在哪个系？”他问。

“新闻与传播学院。”我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答案。我确实了解过北大的新传院，当初考研择校的时候疯狂研究过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北大的新传门槛太高了，我连名都没敢报，但基本信息是知道的。

他点了点头：“新传院这两年发展得不错。”

他看起来没有起疑，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一种更深的恐慌攫住了我——这场戏我该怎么收场？北京西站一到，各走各路，这事就完了。但如果他让我加微信呢？如果他提出以后可以一起吃饭呢？如果他要带我去见什么陈老师呢？我脑子里乱成一团，嘴上的话却越来越顺。

接下来二十分钟，我们聊了北大新传院的课程、中文系的教学楼、学校附近的美食、未名湖的风景。大部分内容是我从网上看来的，从考研论坛的经验贴里扒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那个考上了北大法学院的发小在聊天时无意中透露的。我像一个拼图高手，把各种碎片信息拼在一起，拼出一个看起来天衣无缝的“北大学生”形象。

他说话的方式让我慢慢放松了下来。他很会聊天，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类型，而是在恰当的时候接话，在恰当的时候抛出下一个话题，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他不卖弄学识，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压力，偶尔开个玩笑，分寸感极好。聊着聊着，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在撒谎，真的以为自己是北大的学生，真的以为我们就是校友和老师之间的一次偶遇。

“你大几了？”他问。

“大四。”我说，“正在准备考研。”

“想考哪个方向？”

“还是新传吧，”我说，“可能想冲一冲本院的研究生。”

他点点头：“加油，新传院的研究生竞争很激烈。”

“我知道。”我笑了笑，心里却在想，反正我也是胡编的，再激烈也跟我不沾边。

聊到一半，他去了一趟洗手间。趁他不在，我赶紧掏出手机，疯狂搜索“北大中文系新老师”“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翻了十几条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我又搜“陈晓明学生”，出来的全是一些学术圈的消息，根本看不出哪个是他。我把手机塞回口袋里，心跳还没平复。

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两瓶矿泉水，递给我一瓶。我接过来道了谢，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冰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但我的心却莫名地暖了一下。这个举动太自然了，不像是刻意的殷勤，就是顺手的事，像是他已经习惯了照顾别人。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我叫……”我顿了一下，用了自己的真名，“我叫余笙。剩余的余，笙箫的笙。”

说了真名，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连名字都骗他。

“余笙，”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好听。我叫沈辞舟。”

他主动报了自己的名字。我说了假的身份，他报了真的名字，这种不对等让我心里又泛起一阵不舒服。但这个名字确实好听，沈辞舟，听起来就像是小说里的男主角。我心里暗暗想着，这个名字和他这个人倒是挺配的。

“沈老师，”我顺着这个称呼叫了他一声，“您教本科生的课吗？”

“教，”他说，“这学期有一门当代文学概论，本科生的通选课。”

“那我下学期选您的课，”我笑着说，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又在撒谎了，心里一阵刺痛，“听起来很有意思。”

“欢迎。”他也笑了，眼睛弯了一下，那个表情很温和，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里的灯光亮起，暖黄色的光洒在他脸上，把他原本有些冷峻的轮廓柔和了不少。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文学聊到电影，从电影聊到旅行，从旅行聊到美食。我发现他知道的东西很多，而且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知道”，是真的懂。他聊到川端康成的时候，不是在说《雪国》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而是在说《山音》里那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微妙心理；他聊电影的时候，不是在说票房和明星，而是在说镜头语言和叙事结构。

我小心翼翼地回应着，把自己那点可怜的文学积累全掏出来了。好歹我看过一些书，不算完全没话说。但我不敢聊得太深，怕露馅。每次话题快要深入的时候，我就巧妙地转移方向，把球抛回给他。他也顺着接，从不穷追猛打。

不知道过了多久，广播里响起了到站提示：“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北京西站，请您提前收拾好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

我如释重负，同时又有些怅然若失。这场偶遇终于要结束了，我不用再硬撑着了，但我也知道，车门一开，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再也不会相交。

“到了，”我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沈老师，今天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是。”他说，也站起身来，把电脑包拎在手里，“你住在哪个宿舍？”

我愣住了。宿舍？北大的宿舍是哪个楼来着？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之前背过的那些信息在这一刻全忘了。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畅春新园还是燕园？”他问，语气依然温和，但那双眼睛看着我，像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燕园。”我脱口而出，这个地名是最常听到的，应该不会错。

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但那个点头的动作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让我心里的警铃大作。他是不是知道了？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站台上人流涌动，各色各样的行李箱轮子在水泥地面上滚动，发出嘈杂的声响。北京的秋天夜晚已经有了凉意，风灌进站台，我打了个哆嗦。他走在我前面两步远的地方，风衣被风吹起来一个角，他伸手按住了。

走到出站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

“余笙，”他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在嘈杂的人声中显得格外清晰，“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那一瞬间，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加了微信之后呢？他迟早会发现我不是北大的学生。我不可能永远装下去。但如果不加，现在就拒绝，那不是等于直接告诉他我在骗人吗？进退两难，我站在出站口的灯光下，被后面的人流推搡着，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潮水裹挟的鱼。

“好啊。”我听见自己说，然后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二维码。

他扫了我的码，手机“叮”的一声，好友申请弹了出来。我点了通过，看到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黑白的照片，拍的是一扇老旧的木门，门楣上刻着模糊的花纹。朋友圈仅三天可见，封面是一张海边的日出。

“注意安全，”他说，“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好的，沈老师再见。”我冲他挥了挥手，转身走向地铁站的方向。

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他在后面看着。我的后背绷得紧紧的，每一步都走得僵硬。直到拐进地铁站的入口，确认他看不到我了，我才靠在墙壁上，大口喘气。手心全是汗，后背也湿了一片。

我打开微信，看着他的对话框，头像是那扇木门，昵称就是“沈辞舟”，干脆利落。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心里乱得厉害。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随手点进他的朋友圈，虽然只能看三天，但刚好有一条昨晚发的动态，没有配图，只有一句话：“明日返京，高铁上或许会遇到有趣的人。”

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像是被人用手狠狠攥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巧合吗？还是他真的在期待什么？

我退出来，把手机塞进口袋里，走向地铁闸机。地铁车厢里人不算多，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脑袋靠在车窗上，冰凉的玻璃贴着太阳穴，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开始复盘今天下午的一切。从他坐下来开始，到我们道别结束，我把每一句对话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到底露出了多少破绽？我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不靠谱的话？他到底有没有发现？

越想越乱，越乱越想。但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清晰得让我自己都觉得荒谬——我希望他没有发现。我希望在他心里，我就是那个北大新传院的大四学生余笙，我们只是高铁上一次愉快的偶遇，以后也许还能再见面。

但我凭什么希望这个？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我是二本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差距，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谎言。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他发来的消息。

“到了吗？”

两个字，简简单单，我却看了很久。我打字又删掉，删掉又打字，最后只回了三个字：“快到了。”

他很快回了一个“好”，然后又发了一条：“今晚风大，穿好外套。”

我盯着屏幕，鼻子忽然有点酸。这个人，明明才认识几个小时，却比任何人都细心。在高铁上他给我递水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声不响的，但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没有再回他。地铁轰隆隆地开过一站又一站，窗外的黑暗隧道里偶尔闪过几盏灯，灯光刺眼又转瞬即逝。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他坐在车窗边看书的侧脸。

回到学校宿舍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室友们都没回来，国庆假期还有好几天。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把外套脱了扔在上铺，坐在床沿上发呆。

手机又响了，还是他。

“安全到了就早点休息，今天坐了那么久的车。”

我咬着嘴唇，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后还是回了一句：“好的沈老师，您也早点休息。”

他回了一个“晚安”，附带了一个月亮的表情。我盯着那个小小的月亮图标，心里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酸酸涨涨的，说不清楚。

我翻身躺下来，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我闭上眼睛，开始思考一个我一直在逃避的问题：接下来怎么办？

最理智的做法是，从此不联系。微信可以放着，发消息就冷淡回应，慢慢地他就不会再找我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萍水相逢，过几天就忘了。这样最安全，最不会出问题，也最不会让我难堪。

但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我打开手机，开始疯狂搜索“沈辞舟”这个名字。北大中文系官网，教师名录，研究生导师名单，我翻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角落的页面里找到了他的名字。

沈辞舟，男，1993年出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

真的是北大的老师。我盯着屏幕上的那张证件照，照片里的他穿着白衬衫，表情严肃，和今天高铁上那个温柔的男人判若两人。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他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长长的一串，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这个人有多优秀，多遥不可及。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拉起被子蒙住了头。

我他妈到底干了什么蠢事。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了。我迷迷糊糊地摸到手机，打开一看，有三条未读消息，全是他发的。

第一条是早上七点：“早，北京今天降温了，出门记得加衣服。”

第二条是八点半：“我去学校了，今天有一节课。”

第三条是九点：“昨晚忘了问，你平时去哪个食堂吃饭比较多？农园还是家园？”

我坐在床上，头发乱成鸡窝，看着这三条消息发了好一会儿呆。他这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想跟我交朋友？还是说他对每一个在高铁上认识的学生都这么热情？又或者，他已经起疑了，这是在试探我？

我想了半天，选了最安全的一条回：“早呀沈老师，我一般去农园，离宿舍近。”

回完之后我就起床洗漱了。刷牙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我一手拿着牙刷一手点开消息。

“农园的麻辣香锅不错，有机会可以一起。”

我差点把漱口水咽下去。一起吃饭？在北大食堂？我连北大食堂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一进去就得露馅。我匆匆回了句“哈哈好啊”，就把手机扔在一边不敢再看了。

接下来三天，我们每天都聊天。他发消息的频率不算高，但很规律，早上一条“早”，晚上一条“晚安”，中间偶尔聊几句日常。他跟我分享学校里的趣事，说今天上课有个学生问了一个特别刁钻的问题，他差点没答上来；说中文系楼下的猫生了三只小猫，全是橘色的；说今天的晚霞特别好看，拍了一张发给我。

我则在网上搜北大的各种信息，食堂的名字、宿舍的分布、课程的时间安排、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甚至还去考研论坛翻了几十个帖子，把北大新传院的课程表和老师名单都记了个大概。我一边做这些事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我骗了一个人，然后为了维持这个谎言，又在制造更多的谎言。我就像一个滚雪球的人，雪球越滚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把我自己压在下面。

但我停不下来。他的每一条消息都让我心跳加速，他发的每一张照片我都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我知道这很蠢，我知道这是在给自己挖坑，但感情这种东西，从来就不讲道理。我甚至开始幻想，也许我可以一直装下去，也许我明年真的可以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到那时候谎言就变成现实了，一切就都合理了。

我知道这种想法有多荒谬。北大新传院的研究生，我考过一次，连初试都没过。明年再考，凭什么就能考上？但人就是这样，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给自己编造各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第五天，他发来了一条消息，让我彻底慌了神。

“周六有空吗？陈老师下周过生日，我们几个学生打算提前给他庆生，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他听说我在高铁上遇到了他的‘学生’，挺感兴趣的，说想见见你。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盯着这条消息，感觉血液都凉了。陈晓明教授，当代文学领域的大牛，要去见他？我一个连当代文学批评方法都没搞明白的人，去见他？三句话就得露馅。而且到时候在场的肯定都是他的学生，那些真正搞学术的人，我往那一坐，就像一个冒牌货混进了真品堆里，分分钟就会被拆穿。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颤抖着。拒绝，必须拒绝。但怎么拒绝？说自己有事？说周六有课？说身体不舒服？每一个借口听起来都那么苍白。

正在我纠结的时候，手机又响了，又是他。

“不用紧张，陈老师人很随和的，就是吃个便饭。”

他一定以为我是在紧张见大牛教授，谁会想到我是在害怕谎言被拆穿呢？我苦笑了一下，慢慢地打了几个字。

“沈老师，我周六可能去不了，社团有个活动走不开。”

发出去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同时心里又空落落的。这是我这辈子最怂的一次，明明想去，想见他，想和他的世界有更多的交集，却不得不亲手推开这个机会。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再说。”

看着这条消息，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知道。他从头到尾都知道我在撒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教当代文学的，每天都在和形形色色的学生打交道，他会分不清谁是自己的学生吗？他问了那么多问题，每一个都像是在给我机会，给我坦白的台阶，而我一个都没接。

如果他在高铁上就已经知道我在说谎，那他为什么不拆穿我？为什么还要加我的微信？为什么还要每天跟我聊天？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问题像一把钩子，挂在我的心上，扯得生疼。我打开了对话框，打了长长的一段话，承认自己撒谎，解释自己的真实情况，道歉，说对不起浪费了他的时间。打完我看了三遍，手指悬在发送键上，迟迟按不下去。

最后，我把这段话全删了。

我没有那个勇气。

周六那天，北京下了一场秋雨，气温骤降。我窝在宿舍里，拉上窗帘，假装自己不存在。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枕头旁边，一整天都没有他的消息。这是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发消息。

我告诉自己，这是好事，说明他可能对我失去兴趣了，谎言危机自动解除了，我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了。但心里那根弦却越绷越紧，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做。

晚上七点，手机终于响了。我几乎是秒点开了微信，但是消息不是我期待的那个人，而是宿舍群里的闲聊。我把手机扔到一边，翻了个身，脸埋进枕头里。

我在难过什么？我本来就不配。

晚上十一点，手机又响了。我懒洋洋地拿起来，一看屏幕，差点从床上弹起来。

“今天吃饭的时候陈老师还问起你，我说你有事没来，他说可惜了，还说有机会让你去听他的课。”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还想着我，还在帮我圆谎。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他的学生，却还在陈老师面前维持着这个谎言。为什么？他图什么？

我回了一条：“谢谢沈老师，有机会一定去。”

他很快回了一条：“不客气。晚安，早点睡。”

我握着手机，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就是安静地流泪，一滴一滴地砸在枕头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为自己的愚蠢，还是为自己的卑微，还是为那个明明看穿了一切却依然温柔待我的他。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坦白。

这个决定做得艰难，执行得更艰难。我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写了一篇将近两千字的消息，把自己从高考失利到大学迷茫，从高铁上随口撒谎到这些天的心路历程，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我写我来自一个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的是会计专业，当初撒谎是因为自卑，是因为不想在他面前显得那么不堪。我写我知道他可能早就发现了，谢谢他没有当面拆穿我。我写我不奢求他能原谅我，只是不想再活在谎言里了。

写完之后，我的手指停在发送键上方，停了好久好久。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催促我做出选择。我想起了这些天他发给我的每一条消息，想起了高铁上他递给我的那瓶矿泉水，想起了他说“注意安全”时的语气。这么好的一个人，被我骗了这么久，他有权利知道真相，我也有义务把真相告诉他。

我用尽了这辈子的勇气，按下了发送键。

消息发出去了。屏幕上出现了“已发送”三个字，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也跟着这三个字一起落了下去，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一分钟，没回。

五分钟，没回。

十分钟，没回。

半个小时过去了，对话框里依然只有我那段长长的文字，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一封寄不出去的信。我抱着手机，手心全是汗，后背也跟着冒汗。他是不是生气了？他是不是觉得被我耍了？他是不是再也不想理我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

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沉默。

我崩溃了。我倒在床上，眼泪流个不停，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这些天的每一个画面。高铁上他侧头看我的那个眼神，站台上他转身跟我说“注意安全”的那个瞬间，还有他发来的那些“早安”“晚安”，那些关于食堂和晚霞的闲聊。所有这些回忆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脏，疼得我喘不上气来。

下午三点，手机终于响了。我用颤抖的手指划开屏幕，消息来自“沈辞舟”。

只有一句话。

“我知道。从你跟我说‘燕园’宿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北大学生不会管自己住的叫燕园，那是游客的叫法。”

我盯着这行字，脑子里嗡嗡作响。他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所有的慌张、所有的掩饰、所有那些绞尽脑汁编出来的谎话，在他眼里大概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大人面前笨拙地表演。而他什么都没说，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演，甚至还配合着我演。

紧接着，他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既然你选择坦白，我也该跟你说实话。我其实也不是北大的老师。”

我的大脑宕机了。

什么？

他又发了一条，这次语气明显轻松了：“准确地说，我确实在北大待过，读博的时候是陈老师的学生，但我去年就离开北大了，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那本书不是我看的，是我们社新出的，我带着样书出差。高铁上我只是想逗逗你，因为你说你是北大学生的时候，表情太有意思了。”

我愣了整整三秒钟，然后趴在床上，笑了出来，笑着笑着又开始哭。我们俩，一个假学生，一个假老师，在高铁上互相骗了一路，然后又彼此试探了这么多天。这到底是喜剧还是荒诞剧？还是说，所有小心翼翼的靠近，本质上都带着那么一点笨拙的伪装？

我擦了擦眼泪，打了一行字发过去。

“所以我们这算是……扯平了？”

他回得很快：“算是吧。不过有一点我没骗你——沈辞舟这个名字是真的。”

紧接着又是一条：“还有一件事也没骗你——我说‘注意安全’和‘记得加衣服’，都是真心的。”

我抱着手机，眼泪又下来了。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金灿灿的。我忽然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好像也没有那么冷漠了。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我们还能做朋友吗？真实的身份，重新认识。”

“当然可以。”他回得很快，然后又发了一条：“不过这次，你得请我吃饭。作为骗了我这些天的补偿。”

“成交。”我打字的时候，嘴角忍不住上扬，“地方我挑？”

“你挑。不过别挑太便宜的，我可是很能吃的。”

“放心，为了赔罪，下血本了。”

他发了一个笑脸过来，然后又发了一条：“余笙，会计专业大四学生，湖南人，喜欢文学但是没考上研究生。我记性很好，这些基本信息不会记错吧？”

“没错，”我说，然后又补了一句，“那你呢？出版社编辑，曾经是陈晓明的学生，93年出生，对不对？”

“对的。不过有一点补充——我现在负责的是文学类图书的策划编辑，所以你之前跟我聊的那些川端康成什么的，倒也不算对牛弹琴。”

我被他的用词逗笑了，发了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过去。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从各自的真实经历聊到喜欢的书，从工作规划聊到生活理想。没有了谎言的负担，我第一次觉得和他聊天可以这么轻松，不用反复推敲每一句话有没有破绽，不用假装自己是一个我永远也成为不了的人。我就是我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二本学生，一个考研失败的文学爱好者，一个在高铁上说了蠢话的笨蛋。而他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北大教授，只是一个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年轻人，一个同样在高铁上说了蠢话的笨蛋。

哦对了，他跟我坦白了一件事。他说在高铁上他问我住哪个宿舍的时候，他听到我说“燕园”，差点没绷住笑出来。他说他当时心里想的是：“这姑娘连北大学生管燕园叫什么都不知道，还在这儿跟我装。”但他没有拆穿我，因为他觉得我编谎话的时候眼神特别亮，亮得他舍不得打断。

“你什么恶趣味。”我打字骂他。

“彼此彼此，”他回，“你假装是我学生的时候不也挺起劲的吗？”

我无法反驳。

我们约好下周六见面，我说要请他吃饭赔罪，他说好。地方我挑，但还没想好挑哪里。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我看着他的头像，那张黑白的老木门照片，心里忽然涌上来一个念头。

也许我应该带他去吃一顿正宗的湘菜，辣得他满头冒汗的那种。

作为报复。

周六的北京，天气好得不像话。

十月的阳光褪去了夏日的燥烈，变得温和而清澈，天空是那种被秋风洗过的蓝，干净得几乎透明。我站在五道口地铁站的出口处，手心全是汗，握着的手机屏幕被我来回点亮了不下二十次。

我和沈辞舟约了十一点，在五道口地铁站A口碰面。现在是十点四十，我提前到了二十分钟。这个习惯从小就有，每次重要的事情我都会提前很久到，好像多等一会儿就能多攒一点勇气似的。

我靠着地铁口的栏杆站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五道口这一带人流密集，学生、上班族、带着孩子的家长，形形色色的人从我面前经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礁石，嵌在人潮中间，静默而突兀。

昨晚我几乎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明天见面了该说什么，该穿什么，该用什么表情。我把自己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翻了出来，摊在床上，一件一件地试，最后选了一件白色的卫衣和一条牛仔裤，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不想刻意打扮，那样会显得我太在意这次见面。但我确实在意，在意得不得了。

十点五十，我的手机响了。沈辞舟发来消息：“我到了，你在哪个位置？”

我猛地把头抬起来，四处张望。然后我看见了他，从马路对面的方向走过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卫衣，下面是黑色的休闲裤和白色运动鞋，整个人看起来比高铁上那次年轻了很多，像是刚毕业没多久的研究生。他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步子不快不慢，走路的姿态很舒展，像是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最舒服的节奏上。

我举起手，朝他挥了挥。他看到我了，嘴角弯起来，也抬手示意了一下。

他穿过马路走到我面前，站定，低头看着我。他比我高了大概一个头，我得不自觉地微微仰起脸才能看清他的表情。他的眼睛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浅琥珀色的光泽，很温暖，带着笑意。

“等很久了？”他问。

“刚到。”我说谎了，但这次说谎的感觉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是一种谁都会说的、无关紧要的小谎，不会让我心虚，反而让我觉得有点亲切。

“走吧，”他说，“你说要请我吃饭，地方挑好了吗？”

“挑好了，”我说，“六道口那边有一家湘菜馆，我同学推荐的，据说特别正宗。”

“湘菜？”他挑了挑眉，“你这是要借机报复我？”

“我可没说。”我别过脸去，忍住笑。

我们沿着成府路往东走。阳光透过路边银杏树的枝叶洒下来，在人行道上投出斑驳的光影。银杏叶刚开始泛黄，边缘像是被火烤过一样，卷起一圈金黄。北京的秋天最美的时候就在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整座城市会被银杏叶染成一片金黄。我们并肩走着，中间隔了大概半个手臂的距离，不近不远，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生疏和试探。

“你是怎么想到要当编辑的？”我开口打破了沉默。这个问题我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属于安全话题，既不会太私人，又能让对话自然地展开。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说，目光看着前方的路，“读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太适合做学术。不是说做不了，就是不喜欢那种节奏。写论文、发核心期刊、评职称，十年如一日地做同一个方向的研究，我觉得我会疯。”

“但是你博士论文不是写得挺好的吗？”我之前搜过他的资料，知网上有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主体建构》，下载量还挺高的。

“你知道我的论文？”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表情有些意外。

我脸一热，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就……随手搜了一下。”我含糊地说。

他没追问，但嘴角的笑意加深了几分。“论文写得好不好，跟适不适合做学术是两回事。我喜欢文学，喜欢和文字打交道，但我更喜欢那种可以接触不同作品、不同作者的工作。做编辑可以满足这一点。去年我们社出了一套青年作家的丛书，从选题策划到最终的封面设计，我全程跟了下来。书印出来那天，我抱着样书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那种感觉比发一篇核心期刊要真实得多。”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能听出来他做这份工作的热情。高铁上他跟我聊川端康成的时候也是这种语调，不急不缓，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你呢？”他问，“会计专业，怎么就喜欢上文学了？”

这个问题戳到了我心里的一个柔软角落。我沉默了几秒钟，整理了一下思绪，才开口。

“大概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吧。我妈在镇上开了一家小书店，不是那种很有格调的独立书店，就是学校门口卖教辅资料顺便带点课外书的那种。小时候放学了我就往店里跑，写作业的桌子就支在收银台旁边，写完作业就翻架子上的书看。那时候什么书都看，童话、武侠、言情、名著，不分好坏，有字就行。”

我没有说的是，那家书店后来在我初三那年关了，因为镇上的学生越来越少，买教辅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妈关了书店之后去县城的一家服装厂做工，每天站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挣两千八。那些书架被当废品卖掉了，我妈留了十几本给我，现在还放在我宿舍的床底下。

“后来上了大学，”我继续说，“学的会计，跟文学八竿子打不着。但我还是喜欢看书，有空就去图书馆泡着。大二的时候想跨专业考研，报了北大的现当代文学，没考上。”我说到这里，耸了耸肩，“分数差得还挺远的。”

他说了真话，我也要说真话。这是我们之间新的约定。

沈辞舟安静地听我说完，没有急着接话。我们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他侧头看了我一眼。

“考北大现当代文学确实很难，”他说，“我那届报了将近两百人，最后录取了六个。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跟你竞争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从大一就开始准备了，他们的本科导师就是圈内的学者，他们手里有各种资源和人脉。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外校考生靠几个月突击就能弥补的。这不公平，但这是现实。”

红灯变绿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的话没有安慰我，但让我觉得舒服。他没有说“没关系，明年再考”“你很棒，一定能行”这种廉价的鼓励，而是客观地告诉了我一个事实——这个游戏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认清这一点比所有的“加油”都重要。

“所以你现在还考吗？”他问。

“不考了，”我说，“我在准备考公务员，我妈念叨了好几年了。”

“你自己想考吗？”

这个问题让我顿了一下。我张了张嘴，又闭上。身边有自行车骑过，车铃叮铃铃地响了一串。我看着自行车远去，才慢慢地说：“以前不想，现在觉得，人总得先活下去，再谈别的。”

他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认真的重量。那种目光不是在审视你，而是在理解你。

六道口的湘菜馆藏在一排商铺的二楼，门面不大，但生意很好。我们到的时候刚好十一点半，店里已经坐了大半。服务员引我们到一个靠窗的双人桌坐下，窗外是老旧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有一种接地气的市井烟火味。

我把菜单推给他：“你点吧，我请客，别给我省钱。”

他接过菜单翻了翻，点了三个菜：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蒜蓉空心菜，然后把菜单递给我。“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够了，两个人吃三个菜差不多了。”我把菜单交给服务员，然后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普通的大麦茶，颜色深黄，带着一股焦香味。

“你在出版社主要做什么类型的书？”我问。

“文学类为主，小说、散文、诗歌都做，偶尔也做一些人文社科。最近在跟一个关于非遗的选题，跑了几个地方做调研，还挺有意思的。”

“非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想做一个系列的纪实文学，找作家去写那些快要消失的手艺和老手艺人。上个月我去了趟湘西，采访了一个做蜡染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整个村子只有她一个人还在做这个。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会蜡染，姑娘出嫁的嫁妆里必须有自己染的被面。现在没人学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机器印花又便宜又方便，谁还费那个功夫。”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专注的光芒，和他在高铁上看书时一样，沉静而投入。我能感受到他是真的在意这件事，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把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对这个世界的关切放在了里面。

“书出了吗？”我问。

“还没，还在前期采写阶段。那位老太太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交流起来有点困难。下次去我打算带个会说苗语的助手一起。”他喝了一口茶，“你呢？学校在哪儿？离这儿远吗？”

我报了我学校的名字，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院校，在昌平那边，坐地铁得倒好几趟。

“昌平啊，”他说，“那确实挺远的。今天几点起的？”

“六点半。”我说了实话。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余笙，你知道十一点见面，你六点半就起了？”

“我怕迟到。”我低头搅着杯子里的茶，不敢看他。深黄的茶水在杯中旋转，几粒麦壳碎屑浮上来又沉下去。

他没有继续取笑我，而是说了一句让我心猛地一缩的话。

“下次我去昌平找你吧，省得你跑这么远。”

下次。他说了下次。这两个字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的湖面，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我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尽量平淡地说：“昌平没什么好玩的，你会后悔的。”

“那可不一定。”他说，语气轻巧，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每个字都落在我的心尖上。

菜上来了。剁椒鱼头盛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瓷盘里，鱼头上铺满了红艳艳的剁辣椒，油光发亮，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辣椒和蒜末混合的浓烈香气。小炒黄牛肉油汪汪的，牛肉片切得薄而均匀，配上青红椒丝，颜色鲜亮得让人食欲大增。蒜蓉空心菜翠绿翠绿的，清爽地躺在盘子里，是唯一一道看起来不那么“凶残”的菜。

“尝一口，”我用筷子指了指鱼头，“看看正不正宗。”

他夹了一筷子鱼肉，放进嘴里，咀嚼了两下，然后表情就变了。先是微微皱眉，接着眼睛瞪大了，再然后就开始找水喝。他端起茶杯猛灌了两口，放下杯子的时候眼眶都红了。

“你果然是在报复我。”他哑着嗓子说，额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夹了一筷子牛肉塞进嘴里，嚼得面不改色。“这才哪到哪儿，剁椒鱼头在我们那儿只能算微辣。”

“微辣？”他的声音都劈叉了，“你管这叫微辣？”

我看着他的狼狈样子，终于没忍住，趴在桌上笑出了声。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笑得服务员都朝我们这边看。他一边喝水一边瞪我，但那瞪眼里没有生气，全是无奈和纵容。

“你笑够了没有？”他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哭笑不得的意味。

“快了快了。”我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一对上他那双被辣得泛红的眼睛，我又绷不住了，再次笑了出来。

“行，你笑吧，”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搁，抱着手臂靠在椅背上，用一种“我等你笑完”的表情看着我，“你最好祈祷以后别落在我手里。”

“你能怎么样？”我挑衅地看着他，“给我寄你们出版社最难看的书？”

“比那个狠多了，”他说，“我会给你寄一套精装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全套十六册，每一册都让你写读后感。”

“你赢了。”我立刻认怂。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剁椒鱼头他其实没吃几口，大部分是我消灭的。小炒黄牛肉和空心菜他倒是吃了不少，一边吃一边喝水，桌上空了两个茶壶。

结账的时候我掏出手机扫码，他拦了我一下。“真请啊？我开玩笑的。”

“说好了的，赔罪。”我把手机对准二维码，嘀的一声，支付成功。

从饭馆出来的时候，阳光正猛。正午的光线直直地砸下来，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站在饭馆门口的遮阳棚下，陷入了一个短暂的犹豫——饭吃完了，接下来该干什么？各回各家，还是继续待着？

“下午有事吗？”他问我。

“没事。”我说。

“那走走？去清华转转，就在前面不远。”

我点了点头。

清华的校园在周六的下午格外热闹，游客、学生、带着孩子的家长混杂在一起，在校道上川流不息。我们从东门进去，沿着主路往西走。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高大茂密，树冠在空中交织成一个绿色的穹顶，把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斑洒在地上。空气里飘着一股草木的清香，混着远处飘来的不知名花香。

我们走得很慢，不像是在逛校园，更像是在散步。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我们俩像是被裹在了一个独立的气泡里，外界的喧嚣传到这里都变得模糊了。

“你在高铁上发现我在说谎的时候，到底怎么想的？”我忽然问他。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一个星期，我一直想问，但之前没有勇气。现在，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这样一段不紧不慢的散步中，我终于问出来了。

他想了想，嘴角浮起一个微妙的弧度。“第一反应是，这姑娘胆子真大。”

“就这？”

“第二反应是，这姑娘撒谎的时候眼睛特别亮，像是一个在玩火又怕被烫到的小孩。”

这个比喻让我耳朵热了一下。“你当时就应该拆穿我。”

“为什么？你演得挺投入的，我要是拆穿了，后面的旅程多无聊。”他顿了顿，又说，“再说了，我也没资格拆穿你。我骗你说我是北大老师的时候，脸也没红一下。”

“说到这个，”我转过身来倒着走，面对着他，“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先说的你是北大老师，我是被你带了节奏才撒谎的。”

“喂喂喂，”他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是你先说你北大的好不好？我只是顺着你的话往下接。严格来说，你先撒的谎，我是被动参与。”

“你是主动加码，”我毫不退让，“我说北大，你说你是北大老师，你这个谎比我大多了。”

“那我后来坦白的时候态度诚恳不诚恳？”

“勉强及格。”

“只有及格？”他做出一副被冒犯的表情。

“好吧，良好。”我笑了一下，转回身去，和他并肩继续走。

走到二校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学士服的学生在拍毕业照。看他们衣服上的绶带颜色，应该是研究生。他们排成两排站在日晷前面，摄影师举着相机大声指挥：“一二三，茄子——”所有人齐声喊“茄子”，笑脸在秋日的阳光里绽放得无比灿烂。

我和沈辞舟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那些毕业生的脸上有一种我也曾经很向往的东西——笃定。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手里的学位证书就是通往那个未来的通行证。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公务员考试像一团迷雾，考不考得上是个未知数，考上了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是个未知数。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不会在昌平那个学校再待太久了，学生时代的庇护即将到期，我必须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

“想什么呢？”沈辞舟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没什么，”我收回目光，“就是觉得他们挺厉害的。”

“你也会的。”他说。

我没接话。这种安慰太过空泛，我听过太多次了。但下一秒钟，他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不是在安慰你，”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愿意在高铁上对陌生人撒谎自己是北大学生，至少说明她心里觉得自己配得上那个地方。自卑和自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有多不想承认自己来自二本学校，就有多坚信自己不应该只值一个二本的标签。”

我停住了脚步。

身边依然有人来来往往，但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深处的那块病灶，不疼，但是酸酸涨涨的，好像有什么被堵住的东西突然被捅开了。

“你一个做编辑的，怎么还兼修心理学？”我故作轻松地说，声音却有点发颤。

“做编辑就是跟人打交道，”他说，“看不透人，怎么做书？”

他淡淡地说完这句，迈步继续往前走。我看着他的背影，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他身上，浅灰色的卫衣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那一瞬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陌生的感觉——不全是心动，不全是感动，更像是一种被理解的踏实感。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不需要我解释就能明白我在想什么。

我们在清华逛到了下午四点多，从东门走到了西门，经过了荷塘、图书馆、大礼堂、水木清华，最后在近春园附近找了一条长椅坐下来休息。秋天的午后阳光绵软无力地洒在身上，温暖而不灼人。荷塘里的荷花早就谢了，只剩下一池残荷，枯黄的荷叶耷拉着，茎秆歪歪斜斜地插在水里，有一种颓废的美感。

沈辞舟坐在我旁边，手臂搭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头顶的树冠。银杏已经开始落叶了，小扇子一样的黄叶飘飘悠悠地落下来，有一片正好掉在他肩膀上。他拿起来，捏着叶柄转了转，然后递给我。

“送你。”

我接过来，叶脉清晰，金黄透亮。我小心地把它放进了手机壳里。

“这是银杏，”他笑着说，“在我们老家那边，银杏叶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什么？”

“自己去查。”

“你无不无聊？”我嘴上骂着，心里却把这个细节牢牢地记住了。

他笑而不语。

天色渐晚的时候，他送我去地铁站。五道口的人流在傍晚时分达到了顶峰，熙熙攘攘的，成府路堵成了一锅粥。我们并排走在人行道上，肩膀偶尔碰在一起，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在我心里激起一阵细小的电流。走到地铁站入口的时候，他停下来。

“今天很开心。”他说。

“我也是。”我握着手机，指尖能感觉到手机壳里那片银杏叶的凸起。

“回去发消息给你。”

“好。”

“路上小心。”

“知道了。”

我转身往地铁站里走，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他还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目送着我。见我回头，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快进去。我冲他笑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进了闸机。

坐在回昌平的地铁上，我掏出手机，把手机壳拆开，拿出那片银杏叶看了又看。叶子被手机的温度捂得微微发烫，金色的叶面在车厢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我拍了张照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叶子放回去。

手机响了。沈辞舟发来一条消息。

“查到了吗？银杏叶代表什么？”

我打开浏览器搜了一下。搜索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银杏叶的花语：坚韧与沉着，永恒的爱。

我盯着屏幕，耳朵尖慢慢红了起来。我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两个字。

“查到了。”

他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没有追问，没有穷追猛打，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微笑。

我靠在座椅上，地铁在黑暗的隧道中穿行，车窗上映出我自己的脸。那张脸上带着一种陌生的表情——是笑，但不是大笑，是一种安静的、从心底漫上来的笑意，压都压不住。

回到宿舍已经快七点了。室友程欣正盘腿坐在床上追剧，见我推门进来，摘下耳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哟，回来了？容光焕发的，见着谁了？”

“一个朋友。”我把包放下，换上拖鞋。

“什么朋友能让你大周六的六点半就爬起来出门？”程欣歪着头，一脸八卦的笑，“老实交代。”

“真的是普通朋友。”我说完自己都觉得心虚，赶紧转身去倒水喝。

程欣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这四年没少被我缠着问各种文学问题。她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所以还能在学校多待三年。她性格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写在脸上，跟我这种什么事都喜欢憋在心里的性格刚好互补。

“余笙，”程欣把电脑合上，认真地看着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脸红什么？”

“热的。”

“十月份的北京，你说热？”

我没理她，端着水杯坐到自己床上，拉上了床帘。床帘里面是我的一方小天地，枕头边摞着一堆书，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海报，小台灯的暖光照着这个逼仄的空间，让我有一种被包裹的安全感。我掏出手机，打开和沈辞舟的对话框。

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他发的那个微笑表情上。我往上翻了翻，把今天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把上周的一起看了。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左右，他都会给我发一条“早”。没有多余的话，就是一个“早”字，但从不间断。

明天会有吗？

带着这个念头，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闭上眼睛。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场景是高铁车厢，他坐在我旁边看书，窗外是不断后退的田野。一切都和现实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梦里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我是会计专业的，学校在昌平，考研失败了，现在在准备考公务员。梦里的他合上书，看着我说：“那又怎么样？”

然后我就醒了。

宿舍里很安静，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丝晨光。我摸到手机，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屏幕。

早上七点零二分。

有一条新消息。

“早。”

一个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对话框里，像一颗清晨的露珠。

我抱着手机，笑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像秋日里的银杏叶，不急不缓地往下落，金黄灿烂，安静从容。北京的十一月来得悄无声息，气温一夜之间就掉了下来，校园里的梧桐一夜之间就秃了半边。我换上了厚外套，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收到一条“早”字开头的消息，有时候后面会带一句“今天大风”或者“昨晚加班到凌晨，现在还在床上”，我窝在被子里回他“那你再睡会儿”，他回“不行，九点有选题会”。

我们从来没有明确地定义过这段关系。没有谁说过“我喜欢你”，没有谁问过“我们是什么关系”。但有些事情不需要说出口，就像银杏叶不需要向秋天解释它为什么变黄。每天不间断的消息、偶尔的电话、周末若有若无的见面邀约，这些细碎的日常拼在一起，分明就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程欣说我变了。她说我以前像个闷葫芦，什么事都憋在心里，现在整个人松快了很多，偶尔还会哼歌。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对着手机笑，沈辞舟刚发来一张他们出版社楼下那只流浪猫的照片，橘色的，圆滚滚的，他说这只猫叫“社长”，因为整天蹲在出版社门口，比真正的社长还像社长。我笑着把照片给程欣看，她盯着我看了三秒钟，说：“余笙，你完了，你陷入爱河了。”我说“别瞎说”，然后把“社长”的照片存进了相册。

但现实生活不会因为一段暧昧的感情就停下它碾压的脚步。十一月上旬，国考的报名确认信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像是在看一张来自未来的判决书。

我报了名。我妈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好好复习，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考不上就不好找工作了，女孩子稳定最重要。她的声音隔着电话线传过来，沙哑而急切，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我小时候就开始重复的咒语。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看着桌上那摞行测和申论的辅导书，心里涌上来一阵深深的倦怠。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沈辞舟约我去国家图书馆。他说他要在那里查一些资料，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我说好，然后在衣柜前站了二十分钟，换了三件外套，最后选了那件他第一次见我时我穿的白色卫衣。程欣趴在床上看我折腾，叹了口气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特别像一个要去见男朋友的少女？”我把一个枕头砸了过去。

国图的气氛是我喜欢的那种安静。高大的阅览室里，阳光从穹顶倾泻而下，落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和油墨混合的气味。来这里的人各色各样，有学生，有老者，有戴着眼镜翻阅古籍的学者，也有像我这样纯粹来蹭氛围的闲人。沈辞舟坐在我对面，面前摊着好几本厚重的书，是关于民间手工艺的文献资料。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样子很斯文，和他平时不太一样。

我面前也摊着一本书，但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去。我在偷偷看他。

他工作的时候很专注，眉心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按在书页上，一行一行地往下看，偶尔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两笔。他的字很好看，笔画清晰利落，和他这个人一样干净。我假装看书，实际上余光全在他身上。他翻了一页书，推了推眼镜，抬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看我干吗？”他问，声音压得很低，阅览室里不能大声说话。

“没看你。”我把目光迅速移回书上。

“你书上拿反了。”

我低头一看，差点没钻到桌子底下去——书没拿反，但他的笑容已经告诉我他是在诈我。我的耳朵烧了起来，把书立起来挡住脸，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极轻的、带着鼻音的笑。

中午我们从国图出来，沿着中关村南大街往北走，找地方吃饭。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法国梧桐瑟瑟发抖，满地都是枯黄的叶子，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缩着脖子走在他旁边，他看了我一眼，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递给我。

“不用，我不冷——”

“嘴唇都紫了还说不冷。”他把围巾塞到我手里，然后加快脚步走到前面去了。

灰色的羊绒围巾，很软，上面有他身上的味道，那种清冷的、木质调的气息。我把它围在脖子上，柔软的织物贴着我的下巴，暖意一点一点地从脖颈蔓延到全身。我追上他的步伐，和他并肩走在十一月的风里，心里像是揣了一个小太阳。

吃饭的地方是一家兰州拉面馆，开在路边，店面不大，但人很多。我们各要了一碗牛肉面，热腾腾的面汤上浮着碧绿的葱花和香菜，白生生的萝卜片，薄薄的牛肉片，红的辣椒油。我往碗里加了两勺辣椒，他看了一眼，做了个“佩服”的表情。

“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他忽然问。

我夹面的筷子停了一下。“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发呆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他说，“刚才在国图，你对着同一页书看了四十分钟。”

原来他也在看我。这个认知让我心里微微一颤。

“国考快考试了。”我说。

“紧张？”

“不是紧张，”我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红亮的汤面，“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考公务员是我妈的想法，不是我的。我按照她的想法活了二十二年，选了她让我选的理科，考了她让我考的学校，学了她让我学的专业，现在又要去做她让我做的工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人写好了程序的机器，每一步都是预设好的，没有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些话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程欣，包括我妈，包括我自己。但在沈辞舟面前，它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了，像是堵了很久的水龙头终于被拧开了。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慢慢喝了一口面汤，放下碗，用纸巾擦了擦嘴。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始终看着我，那种目光不是同情，也不是可怜，而是一种安静的、不加评判的倾听。

“我以前也这样，”他说，“我爸是工程师，我妈是医生，两个人都是那种特别有计划性的人。在他们的规划里，我应该学理科，考清华，出国读研，回来进研究院。但我高二的时候自己跑去学了文科，他们差点没把家拆了。”

“后来呢？”

“后来他们妥协了。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了我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管不住我了。”他笑了一下，“但那之后的很多年，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僵。读本科的时候我几乎不怎么回家，过年也就待两天就走。真正和解是这两年的事，年纪大了，互相都软了。”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余笙，我可以跟你说很多大道理，比如坚持自我、勇敢追梦、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但这些话你肯定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对吧？”

我点了点头。

“所以我不说了，”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我只有一句话——不管你怎么选，你要确保那是你自己选的。哪怕是弯路，是你自己选的，走起来也不一样。”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面碗的热气里。那碗面最后吃完了，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出了面馆的门，我把围巾解下来还给他，他接过来重新围上，动作自然流畅。我们站在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风吹乱了我的头发，他伸手帮我把一绺飞到头上的碎发拨下来，指尖轻轻划过我的额头。这个动作太轻太快，快到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但我额头上的皮肤记住了那个触感，微凉的、干燥的，像一片银杏叶落在上面。

绿灯亮了。

十二月，国考如期而至。考场在城东的一所中学，我早上五点半就起了床，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才到。校门口乌泱泱的全是人，考生们排着长队等待入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疲惫。我在人群里站着，手里握着准考证和身份证，手指冻得通红。

手机响了。沈辞舟发来一条消息：“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考完了带你去吃涮羊肉。”

我笑了一下，紧张的情绪竟然真的缓解了几分。

行测和申论，两场考试，考了整整一天。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行测的题目做得一般，申论倒是不太难，但也谈不上多出彩。能不能进面试，全看运气。

手机响了，沈辞舟打来的。

“考完了？”

“考完了。”

“怎么样？”

“不好不坏。”我说，声音有气无力的。

“那就够了，”他说，“在哪儿？我去接你。”

“不用了，太远了，你过来得一个多小时——”

“地址发我。”

他说完就挂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地址发了过去。四十分钟后，他的身影出现在校门口。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他小跑着过来，看到我坐在台阶上，皱了皱眉。

“这么冷的天你坐在石头上？快起来。”

他伸手把我拉起来，掌心是温热的，包裹着我冰凉的手指。他低头看了看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拽进了他羽绒服的口袋里。口袋很大，里面暖和得像一个巢穴，我们的手指在狭窄的空间里自然而然地交缠在一起，十指相扣，天衣无缝。

“走吧，涮羊肉。”他说，语气稀松平常，好像把手塞进他口袋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脸烧得通红，但我没有把手抽出来。我们就这样并排走着，两个人的手在同一个口袋里紧紧握着，羽绒服的布料遮住了所有的小动作，路过的人谁也看不出来。

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一下一下的，像是无意识的，又像是在确认什么。每一下都像一个小小的电流，从我的手背传遍全身。

那顿涮羊肉是在东来顺吃的，铜锅炭火，羊肉切得薄如纸片，在沸水里一涮就变了色。他把涮好的羊肉一片一片地夹到我碗里，我面前的蘸料碗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说够了够了，他说你今天烧了一天的脑细胞，得多补补。

“你以前不是挺能说的吗？”我边吃边问，“在高铁上滔滔不绝地讲川端康成，今天怎么这么沉默？”

“那是装的，”他诚实得令人发指，“第一次见你，想给你留个好印象，把压箱底的存货全掏出来了。”

“所以你真实的水平是？”

“真实的水平是，我上次看完一本书还是一年前。”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差点把嘴里的肉喷出来。“你们出版社的编辑都不看书的？”

“编辑是做书的，不是看书的，”他振振有词，“我看稿子就已经看够了，下班了只想刷短视频看猫。”

“你这个人设崩塌得也太快了。”

“早晚的事，”他笑了笑，“早点塌早点轻松。”

我看着他的笑脸，火锅的热气氤氲在我们之间，他的轮廓在雾气里显得温柔而模糊。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喜欢的不只是高铁上那个谈吐风雅、知识渊博的沈辞舟，我更喜欢现在这个坦诚自己一年没看书、下班只想刷猫视频的沈辞舟。前一个沈辞舟太完美了，完美得不真实；后一个沈辞舟会偷懒、会自嘲、会在火锅店里把涮好的肉全夹给一个女孩，真实得触手可及。

国考之后的日子变得很轻。没有了考试的压力，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挥霍时间。十二月的北京干冷干冷的，天空常常是那种凛冽的湛蓝，阳光充足但没有温度。我和沈辞舟见面的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两三次，有时候是周末一整天，有时候是他下班后坐地铁来昌平找我吃个晚饭。

程欣终于见到了沈辞舟本人。那天他请我们宿舍三个人一起吃饭，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烤鱼店。程欣全程用一种审问女婿的目光打量他，问了他一连串问题：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几口人、有没有房、会不会做饭。沈辞舟一一作答，不卑不亢，甚至还反客为主地问程欣：“你对我们家余笙的大学表现有没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

“你们家余笙？”程欣抓住了这个关键词，眉毛挑得老高。

沈辞舟若无其事地喝了一口饮料：“口误。”

但他的嘴角翘着，完全没有“口误”的歉意。我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他面不改色地夹了一块烤鱼放到我碗里，还在鱼皮上多放了一筷子酸菜。

程欣用一种“你们给我等着”的眼神看着我们俩。当天晚上回到宿舍，她就在宿舍群里发了十几个八卦的表情包，并且配文：“余笙同学，请你如实交代，和沈先生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把手机屏幕扣在床上，装死。

但我心里清楚，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我们牵手了，拥抱了——准确地说，是上周看电影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我自然而然地靠了过去，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好像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一千次了。但我们谁也没有说过那三个字，也没有明确过彼此的身份。他是我男朋友吗？我是他女朋友吗？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但每次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

我害怕。害怕一旦挑明，有些东西就会改变。害怕我配不上他，害怕这段关系经不起仔细审视。毕竟我们的相遇始于一场谎言，我骨子里那个自卑的、觉得自己不配被爱的余笙还没有完全消失。她只是藏起来了，藏在甜蜜的日常底下，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探出头来，悄悄地问：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你其实没那么好，他还会留下吗？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沈辞舟带我去参加他们出版社的一个活动。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在美术馆旁边的一家独立书店里，发布的书是一本关于非遗手工艺的纪实文学，就是之前他在做的那个选题。书店不大，但布置得很有格调，暖黄的灯光，木质的书架，座位区的椅子是各种复古的款式，没有两把完全一样的。墙上挂着民间剪纸和蜡染作品，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的香气。

来的大多是文化圈的人，有作者、编辑、记者，还有几个高校的老师。沈辞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穿着一件藏蓝色的西装外套，比平时正式了几分，在人群中穿梭着和人寒暄，游刃有余。我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手里端着一杯咖啡，默默地看着他。

他在工作场合的样子和平时很不一样。更沉稳，更自信，措辞精准，笑容得体，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有一个做蜡染的老手艺人专程从贵州赶来，穿着民族服饰，满头银发，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捧着一块自己染的蓝花布，在台上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讲到动情处，老人抹了把眼泪，台下鸦雀无声。

沈辞舟站在台下，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侧，微微仰头看着台上的老人。他的眼眶也红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他当初为什么从北大辞职。他不是不喜欢学术，他是想做更有温度的事情。学术论文里的那些“民间叙事”“文化记忆”“主体性建构”，在他看来都不如让一个老手艺人站在台上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得有力量。他做的书就是把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变成文字，让更多人听见。

发布会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我帮沈辞舟收拾现场的资料和展架，把椅子归位，把桌上的杯子收进垃圾桶。他一边干活一边接电话，是他妈打来的，问他这个周末回不回家吃饭。他说“这周可能回不去，下周吧”，语气平淡，但我注意到他接电话的时候下意识地往旁边走了两步，好像不想让我听到太多。

挂了电话之后，他回来继续收拾。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爸妈住在北京？”

“嗯，海淀那边。”他低着头整理资料，没有多说什么。

“他们……做什么的？”

“我爸退休前是清华的教授，工程力学。我妈是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我的心却微微往下沉了沉。清华教授，人大教授，这样的家庭背景，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金光闪闪的。我想起了自己的爸妈，我爸在镇上的邮政所工作了一辈子，我妈从书店倒闭后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我们家的书架上一本学术专著都没有，餐桌上讨论的话题永远是工资、物价和亲戚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

我不是在自卑，我只是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我和沈辞舟之间隔着的，远不只是“北大老师”和“二本学生”这样一个虚假的身份差距。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轨迹。他在清华园里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学术圈的游戏规则和知识精英的行为方式；我在湘中小镇的街巷里长大，从小听到的是麻将声和菜市场的讨价还价。我们的世界在高铁上偶然交叠了，但那只是两条平行线之间一次美丽的误会。

“想什么呢？”沈辞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面前，手里拎着两袋垃圾。

“没什么，”我笑了笑，“就是觉得你们家基因真好。”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把手里的垃圾袋分了我一袋。“走吧，扔完垃圾请你吃夜宵。”

我们扔完垃圾，沿着美术馆后街走。冬夜的北京有一种独特的美，街道比白天安静了很多，路灯的光是橘黄色的，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老胡同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和电视的声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们的影子并排映在青灰色的砖墙上，他的影子比我的长出一截，看上去像是在并肩前行。

“今天那个老奶奶的故事，挺感人的。”我说。

“她叫韦阿婆，”沈辞舟说，“贵州丹寨人，做蜡染做了六十年。我们去采访她的时候，她带我们看她年轻时候染的被面，一条一条地翻给我们看，每一块布她都能说出是哪一年做的、给谁做的。说到后来她就哭了，说这些以后都没人看得懂了。”

他的声音在夜风里显得有些沙哑。“她年轻时候的蜡染作品现在在国外的博物馆里有收藏，但她自己一辈子没走出过那个村子。我们做这本书，就是想让她走出去，哪怕只是她的故事走出去。”

“你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很有意义。”我由衷地说。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路灯的光。“余笙，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你听别人讲故事的时候，眼睛会跟着那个人的情绪走。今天韦阿婆讲的时候，我在后面看你，你的表情一直在变，她笑的时候你也笑，她难过的时候你眼眶也红了。这种共情能力是天生的，装不出来的。”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图钉，把我牢牢地钉在了原地。我的鼻子有点发酸，不是因为被夸奖了，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注意到的细节。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看到了你，不是看到了你的简历、你的学历、你的家庭背景，而是看到了你灵魂的纹路。

“谢谢你。”我说，声音有点发颤。

“谢我什么？”

“谢谢你看到了那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我。”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我。胡同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传来的一声猫叫和更远处的隐约车声。他站在路灯下，脸上半明半暗，眼神认真得让我心跳加速。

“余笙，有些话我一直想说，但又怕太快了会吓到你。”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从高铁上的那杯水到现在。我见过你说谎的样子，也见过你说真话的样子；见过你逞强的样子，也见过你在我面前哭的样子。我觉得我已经看了足够多，可以确定一件事了。”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

“我喜欢你。”他说，“不是高铁上那个假的北大女生，是真的余笙。会计专业、二本毕业、国考不知道能不能考过、吃辣能把我吃哭的那个余笙。”

我的眼泪在他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北京的冬夜冷得刺骨，但我的心脏滚烫得像要炸开。我站在那条不知名的胡同里，站在橘黄色的路灯下，哭得像个傻子。眼泪止都止不住，把我这几个月的忐忑、不安、自卑、挣扎全部冲了出来，流了一脸。

他慌了，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纸巾。“我说错什么了？你别哭啊——”

“你没说错，”我抽泣着说，“是你说得太对了。”

他把纸巾递给我，我擦了擦眼泪，但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努力地深呼吸了几次，终于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然后我做了一件连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我往前走了一步，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很短的一下，嘴唇碰到的皮肤是凉的，带着冬夜的寒意。我亲完就退回来了，脸红得能煎鸡蛋，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愣了大概两秒钟，然后笑了。不是高铁上那种克制的、有分寸的笑，也不是刚才发布会上那种职业的、得体的笑，而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纯粹而明亮的笑。像是有人在他的眼睛里点亮了一盏灯。

“你这算是回应吗？”他问，声音里有笑意，也有一种小心翼翼的确认。

“算。”我说，声音小得像蚊子。

“那我能不能追加一个请求？”

“什么？”

“做我女朋友。正式的，官宣的，可以跟所有人说的那种。”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是认真的，眼睛里有光，嘴角的笑还挂着，但眼神是正正经经的，不容玩笑的那种。他知道我之前所有的不安和自卑，他是在用最正式的方式告诉我：你不是我暧昧的对象，不是一段偶然的邂逅，不是高铁上无聊时的消遣。你是我沈辞舟喜欢的人，是我认真想在一起的人。

“好。”我说。

他伸出了手，掌心朝上。我把自己还带着泪痕的手放在他的掌心里，他收拢手指，把我的手完完整整地包在了他的手心里。他的手很大，很暖，骨节分明，握住我的时候像是一个承诺的具象化。

然后他忽然正色道：“不过有一点我要提前声明。”

“什么？”

“我虽然不能吃辣，但我会努力练的。”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笑得眼泪又出来了，笑得胡同里的野猫都被我吓跑了。他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两个人的影子在身后的路灯下拖得很长很长，最后融在了一起。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把今晚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的那句“我喜欢你”，他慌乱递纸巾的样子，他手心的温度，还有他最后那句关于练吃辣的声明。这些记忆碎片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播，每一个都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手机响了。他发来一条消息。

“忘了问你一件事。”

“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在高铁上见到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看的那本书？”

“记得，《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你怎么问这个？”

“那本书，你不是一直没看完吗？”

“所以呢？”

“我打算把它送给你。作为我们正式在一起的第一份礼物。”

“你认真的？”

“当然。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看完之后，写一篇读后感给我。不少于两千字。”

我盯着屏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刚刚才表白完，转头就给我布置作业？我打字的手指都在颤抖。

“沈辞舟，你是魔鬼吗？”

他回了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又发了一条：

“开玩笑的。不过书是真的想送给你。那是一本好书，虽然很难，但值得一读。就像你一样。”

我愣愣地看着这行字，心里的某个角落被轻轻触动了。他说的是书，又好像说的是我，又好像两者都是。我抱着手机，在黑暗的宿舍里笑得像个小傻子。

程欣的床帘动了动，传来一声带着困意的抱怨：“余笙，你能别在那儿对着手机傻笑吗？我都能看到你屏幕的光透过床帘闪来闪去了。”

我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但笑容怎么都消不掉。

窗外，北京的冬夜静悄悄的，远处传来零星的汽车声。银杏叶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树枝直直地刺向夜空。但我心里那棵银杏却枝繁叶茂，满树金黄，簌簌地落着温暖的叶子。

一片一片，全是他的名字。

全文完结

感谢大家的阅读与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