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一家从新疆回来,眼眶红了:原来新疆人比想象的更温暖!
出发前,大伯母往行李箱塞了三十包压缩饼干
“听说那边买东西不方便”
结果第一天就被硬塞了满怀的馕
回来时行李箱全是干货
大伯红着眼眶说:
“新疆的太阳晒皮肤,但晒不透心”
“哥,我真服了你们了,这是去旅游还是去荒野求生啊?”
七月末的清晨,我在虹桥机场的出发大厅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大伯母正费力地把她那二十八寸的行李箱往托运带上抬。箱子鼓鼓囊囊,拉链都快崩开了,她不得不侧过身子,用胯部顶着,才勉强把它推上去。我下意识掂了掂大伯手里那个登机箱,沉得我手腕一酸。
大伯母擦了把汗,冲我咧嘴一笑,牙齿在机场白晃晃的灯光下显得特别白净。“听你大伯说,”她压低声音,带着那种准备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特有的神秘感,“那边买东西不太方便,有的地方连个像样的超市都没有。万一吃不惯呢?我可不想让你大伯饿着肚子看风景。”
她拍了拍那个巨型行李箱,像在安抚一头倔强的牲口:“三十包压缩饼干,二十根火腿肠,还有十包榨菜。够我们撑一阵子了。”
大伯在旁边呵呵地笑,没说话。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T恤,背着一个旧得边角都磨出毛边的摄影包,里面是他那台宝贝单反。他个子不高,但因为常年坚持晨跑,六十岁的人了,身形依然挺拔,只是两鬓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他是我爸的亲哥哥,退休前在单位搞了一辈子宣传工作,拍照片、写稿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能扛着相机走遍中国。
“新疆”这两个字,在他嘴里念叨了至少有十年。翻来覆去地看纪录片,研究攻略,买了又退、退了又买的各种户外装备堆满了书房一角。直到今年,堂姐终于下定决心,请了年假,又“威胁利诱”地拽上了她新婚不久的丈夫小周,凑齐了四个人,算是圆老爷子一个梦。
“小叔,你放心吧,”堂姐走过来,她穿着一身干练的防晒衣,脖子上挂着一个轻便的微单,“有我在呢,饿不着他们。我爸就是瞎操心。”
她又转向大伯母,有些无奈地笑:“妈,你带这么多饼干,回来行李箱装特产的空间都没了。”
大伯母不以为然地一挥手:“特产?能有什么特产?不就是些葡萄干核桃吗,网上哪买不到。”她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听隔壁老王媳妇说,那边有人专门坑游客,一斤核桃能给你报三斤的价。咱们还是自己带点干粮实在。”
我站在安检口外,看着他们四个人消失在通道尽头。大伯的背影有些佝偻,但步伐是轻快的,像个第一次去春游的小学生。我心里莫名有些发紧。关于新疆,我听到的版本太复杂了,有说美的,有说偏的,有说危险的,像一团被揉皱的彩色糖纸,亮闪闪的,却又看不清里头包着什么。大伯母那三十包压缩饼干,就像一小块阴影,投在了我们全家对这趟旅行的期盼上。
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我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第一张照片。
大伯发的。照片是从高处俯拍的,天空是一种让人失语的、纯粹的蓝,蓝得像要滴下颜料来。底下是成片成片的绿色沟壑,像大地突然裂开的皮肤,种满了层层叠叠的植物。远处是雪山,白得耀眼,静静地矗立在地平线上。
“到哪儿了这是?”我爸在群里问,带着点酸溜溜的羡慕。
“喀拉峻!”大伯回得很快,后面跟了一串大拇指和太阳的表情。
紧接着,又一张照片弹了出来。这次是个特写:一块金黄色的、烤得微微焦糊的圆形大饼,被一只沾着些面粉屑的手举着,占据了画面的大半。背景是模糊的蓝天和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当地大姐的笑脸,她的头巾被风吹起来一角。
“看看人家这馕!”大伯的语音消息发过来,声音里带着呼呼的风声和一种我没听过的兴奋劲儿,“刚出炉的!热乎的!香着呢!比咱们街上那个新疆馆子做的地道一百倍!你大伯母那压缩饼干,我看是派不上用场喽!”
紧接着是堂姐发的一小段视频。镜头摇摇晃晃,拍的是他们坐在一辆看起来像是景区区间车的地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块馕,正龇牙咧嘴地啃着,脸上蹭了点油光。大伯母笑得最大声,冲着镜头喊:“哎呀妈呀,这比饼干好吃多了!人家大姐硬塞给我们的,不要钱!说自家做的,让我们尝尝!”
我看着视频里大伯母被风吹乱的头发和嘴角的面包屑,也忍不住笑了。那块压缩饼干投下的阴影,好像被那金黄色的馕散发出的热气,一下子冲淡了不少。
他们第五天的时候,大伯发了一条很长的文字消息,这在平时很少见。他一般就发照片,或者简短语音。
“今天从那拉提往巴音布鲁克走,独库公路。美!真他妈的美!(大伯难得爆了粗口,我妈在群里发了个‘敲打’的表情)但路上遇到点事儿。车胎扎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没信号。我们都傻了。”
看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时候过来一辆皮卡,是当地放羊的哈萨克族兄弟,叫阿依肯。汉语说得不太好,但比划着明白了。二话不说,把羊赶路边,从车上拿下工具帮我们换胎。那么大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他趴在地上弄了快一个小时。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给他烟,他摆了摆手,指了指我们车里的空矿泉水瓶子。我们开始没懂,后来看他拿个大袋子,把路边几个塑料瓶都捡了起来。小周才反应过来,把车上所有空瓶子都给了他。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拍了拍小周的肩膀,力气大得小周一个趔趄。”
“后来,他开着皮卡在前面带路,把我们一直领到一个有信号的岔路口,才掉头回去找他的羊。走的时候,从车窗里扔进来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个油桃,洗得干干净净的。”
文字下面是一张照片。一个戴着白色毡帽的中年男人,脸膛黑红,眼睛被强烈的阳光眯成一条缝,但笑得很开怀,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背景是望不到边的草原和一条蜿蜒向远方的黑色公路。
堂姐紧跟着发了一条:“我当时都快哭了。真的。我爸在那一个劲儿拍人家肩膀,话都说不利索了。小周说,这要在咱们那儿,拖车费得大几百。我妈偷偷跟我说,她压缩饼干准备多了,应该多带两瓶好酒送人家。”
群里沉默了一会儿。我爸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我妈说:“好人啊。”
我看着那张阿依肯的笑脸,感觉屏幕里那个黑红脸庞的男人,他的笑是有温度的,隔着几千公里,烫了我一下。
到了第八天,他们到了喀什。大伯的视频通话邀请弹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但屏幕里他背后是依旧热闹的街道,暖黄色的灯光,挂着各种乐器和小吃的店铺,还有维吾尔族老爷爷坐在店门口,慢悠悠地打着手鼓。
“看看!看看!”大伯把手机镜头转了一圈,“十二点了!还这么多人!这叫不方便?我看比咱们那夜市还热闹!”
镜头最后定格在一个正在烤包子的馕坑前。火光映照着摊主年轻的脸,他正用一把长铁钩,熟练地把一个个鼓鼓囊囊的烤包子从坑壁上取下来。大伯母凑到镜头前,手里举着一个纸袋,里面躺着两个金黄酥脆的烤包子。“刚出炉的!三块钱一个!全是肉!香死个人了!”她脸上油光光的,笑得眼睛都没了。
“还有那个那个……”大伯母把手机抢过去,对着旁边一个摊位,摊主是个戴着小花帽的姑娘,面前摆着各种颜色的果酱和蜂蜜。“这姑娘,叫阿迪拉,大学生,放假回来帮家里看摊。我们买了点蜂蜜,她非得塞给我们一罐自家熬的杏子酱,说给我们抹馕吃。汉语说得可好了,还帮我们跟隔壁卖毯子的老板讲价,说我们是她远方来的亲戚!”
屏幕晃了一下,出现一张年轻姑娘的脸,圆圆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牙,冲着镜头挥了挥手,用清脆的声音说:“欢迎下次再来新疆呀!”
大伯的声音从画外传来,有点激动:“这儿的人啊,你跟他问个路,他能把你领到目的地!你买他个瓜,他能再搭你两个桃!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拍景拍人,头一回觉得,镜头装不下那种……那种热乎劲儿。”
他说“热乎劲儿”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第十三天,他们已经到了吐鲁番。那天下午,我收到堂姐发来的一张照片。不是什么著名景点,就是葡萄沟里一户人家的院子。巨大的葡萄架遮天蔽日,垂下一串串碧绿晶莹的无核白。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落在铺着花色毡子的土炕上。炕上坐着大伯、大伯母、堂姐和小周,还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和一个裹着头巾的老奶奶。老奶奶正往大伯手里递什么东西,老爷爷在旁边端着茶杯,笑呵呵地看着。桌子上摆满了西瓜、哈密瓜、馕、还有几盘看不出是什么的菜肴。
配文只有几个字:“被‘捡’到家里做客了。”
晚上,大伯发来一条长长的语音,背景音里有隐约的民族乐器声和笑声。
“我们今天在葡萄沟闲逛,走到一条小巷子里,看到这家院子门开着,葡萄特别好。我就站门口拍了几张。结果这家的老大爷,热合曼,七十多岁了,硬是把我们往里拽。他不会说汉语,就指着葡萄,又指着嘴,意思让我们吃。然后把他老伴也叫出来了。老奶奶也不会说,就拉着你大伯母的手,让她上炕坐。然后……哈哈,然后就给我们整了一桌子!手抓饭、拉条子、大盘鸡、还有他们自己酿的葡萄酒!我们给钱,老爷子急了,脸都涨红了,一个劲摆手,呜哩哇啦的,后来他小孙子放学回来了,当翻译,老爷子说,远方的客人到家里,是安拉的安排,收钱是侮辱了他们的心。”
“你大伯母,”大伯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有点哑,“你大伯母偷偷抹眼泪。她说她带那三十包压缩饼干,真是……真是把人心想小了。”
语音到这里停顿了很久,只有电流的沙沙声和远处隐隐的欢笑。我以为他挂断了,正准备关掉,他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次更轻,更慢:
“我拍了快四十年照片,走过那么多地方。有些地方,风景美,但人是冷的;有些地方,人热情,但景又差点意思。这儿……这儿不一样。这里的太阳是真晒,晒得你皮肤疼。但这里的人,他们的心,比那太阳还热乎。他们的笑,是从眼睛底下透出来的,亮堂堂的,晒不透。”
他又停顿了一下,我听到他吸了一下鼻子。
“回来了,”他说,“感觉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他们回来那天,我去接机。远远地就看到大伯走在最前面。他瘦了点,也黑了很多,脸膛红里透黑,典型的新疆晒痕。但精神矍铄,眼睛特别亮。大伯母跟在他旁边,那个巨大的二十八寸行李箱此刻显得更加臃肿,拉链似乎随时会崩开,鼓得像个发酵过度的面包。
“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我迎上去,想帮堂姐拿包。
大伯母笑得合不拢嘴:“不多不多!都是些干货!主要是人家送的!你看,这是阿依肯让他邻居捎到镇上的马肠子,这是阿迪拉姑娘给寄的玫瑰花酱,还有热合曼爷爷非得让他孙子送到我们住的地方的葡萄干,说比外面卖的好吃多了……哦对了!还有这个!”她费力地从箱子侧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已经有点蔫了的油桃,“阿依肯那天给的,我们没舍得吃,一直留着,带回来给你尝尝。”
那几个油桃表皮已经有些发皱,颜色也暗沉了,一看就放了很久。大伯母却像捧着宝贝一样递给我。
大伯一直没怎么说话,就站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要出停车场了,他回头望了一眼机场大厅的方向,好像透过那扇玻璃门,能看见几千公里外那片蓝得惊人的天空和那些有着明亮笑容的脸。
他眼眶突然就红了。眼泪在他黑红的脸上无声地滑下来,他没有去擦。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声音沙哑而温和:
“新疆的太阳晒皮肤,但晒不透心。”
停车场里有风穿堂而过,带着夏天傍晚特有的闷热。我捏着那个装着蔫油桃的塑料袋,塑料袋发出轻微的窸窣声。那一刻,我仿佛也闻到了馕坑里麦子烤焦的香气,看到了独库公路上那个弯腰换胎的沉默背影,听到了葡萄架下老爷爷听不懂但暖到心里的笑声。那三十包压缩饼干,安静地躺在大伯母行李箱的夹层里,它们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却成了一个笨拙的注脚,注解着一次关于偏见被融化的旅途。
原来有些温度,是天气预报永远预报不出来的。
大伯回来后整整一周没怎么说话。不是不高兴,是把自个儿关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屏幕修图。我去看过他两回,屏幕上全是在新疆拍的照片,一张张地过,一张张地调色,偶尔停下来盯着某张发呆,手指悬在鼠标上半天不动弹。
我妈背地里跟我爸嘀咕:“你哥这是魔怔了吧?”
我爸翻了个白眼:“你不懂,老家伙这辈子拍的东西加起来,没这半个月拍的有魂儿。”
第八天傍晚,大伯突然在家族群里发了个相册链接,标题只有四个字:一些温度。
我点进去,第一张就是阿依肯趴在地上换轮胎的背影。他整个身子几乎贴到滚烫的柏油路面上,一只手撑着地,另一只手在拧千斤顶,后脖子晒得又红又黑,汗珠子顺着耳根往下淌,T恤后背洇出一大片深色。照片是从侧面抓拍的,构图谈不上多讲究,但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手臂上暴起的青筋和专注的神情。
第二张是喀什老城里那个卖烤包子的年轻摊主,他正好把长铁钩探进馕坑,火星子溅起来,在他年轻的脸前迸开一团暖光。那双眼睛亮得不像话,盯着坑壁上的包子,像盯着什么稀世珍宝。
再往下翻,是阿迪拉站在蜂蜜摊后面的样子,她正歪着头听大伯母说话,嘴角翘着,那双月牙一样的眼睛里映出对面店铺悬挂的彩色灯具,整个人被镀上一层金边。
然后是热合曼爷爷家的葡萄架。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打在大伯母和奶奶握在一起的手上。两个女人比划着什么,脸上全是笑,桌上葡萄亮晶晶的,西瓜切得像朵花。
最后一张是独库公路上拍的。阿依肯开车走的时候,从车窗里扔出那个塑料袋的瞬间被记录了下来,塑料袋在半空中展开,几个油桃的影子模糊不清,背景是望不到尽头的草原和远方雪山的轮廓。
大伯在相册底下写道:“我拍了一辈子照,以前总觉得得找角度、等光线、构图要完美。这次在新疆我才明白,最好的照片用不着找,因为那些人本身就在发光。”
我妈第一个回了条语音,声音有点哑:“行了行了,别说了,看得我眼窝子浅。”
那个相册很快被我爸转发到他的战友群、棋友群、甚至老同学群。大伯母更狠,直接把照片洗出来,挑了几张最大的挂在了客厅墙上。阿依肯换轮胎那张挂沙发正对面,大伯母的原话是:“客人一来就能看见,让人家知道咱出门在外受过人家的恩。”
但事情没这么结束。
第二个礼拜的周末,大伯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个事想请我帮忙。“你认识搞展览的人不?就那种社区文化站就行,不用太大。”
我问他干嘛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把在新疆拍的那些照片弄个小展览。不用多隆重,就是摆出来给人看看。我觉得……我觉得我拍到了好东西,想让更多人看见。”
我说行,我帮你问问。
其实我心里明白,大伯这辈子拍过的照片没一万也有八千,从没见他动过办展览的念头。他以前总说拍照是记给自己看的,翻翻相册自个儿乐呵乐呵就得了。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好像捡着了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揣在怀里捂热了,非得掏出来让别人也摸摸那个温度。
文化站那边还真给安排了,不大的一间厅,就在街道办二楼。大伯自己掏钱做了十五块展板,又去打印店把照片一张张放大过塑。展期定在九月中旬,前后一共七天。他没正儿八经地宣传,就在朋友圈发了个通知,说欢迎大家来看。
结果开幕那天,来了将近六十号人。多数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但也有好多我不认识的生面孔,据说是看了朋友圈转发的相册找过来的。文化站那间小厅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在阿依肯的照片前面站了很久,有人指着热合曼爷爷家的葡萄架问大伯这是哪儿的村子,还有人把阿迪拉的照片拍了发到自己朋友圈。
大伯那天穿了件崭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展板旁边给每一个人讲照片背后的故事。他的普通话本来有点方言口音,但那一天讲得特别顺溜。“这个哈萨克族兄弟,叫阿依肯,汉语说得不好,但人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卖烤包子的小伙子,你们看他手上那层茧子,十几年了,他从十二岁开始跟他爸学这门手艺……”“这个老爷爷,七十多了,把我们四个陌生人拽进屋,让老伴做了一桌子饭……”
他一遍一遍地讲,讲到第三遍嗓子就哑了,但眼睛始终亮着。
我站在人群后头,看见隔壁单元那个出了名挑剔的赵阿姨,她平时在小区里谁家晾衣服滴水她都要念叨两句,此刻正对着阿依肯那张照片端详了半天。她转头问她老伴:“你看看人家,路上碰见不认识的都能趴地上帮你换一个小时的轮胎,你说咱们平时在楼道里碰见对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她老伴讪讪地笑,没接话。
展出的第三天,阿迪拉居然从喀什给大伯发了条微信,说她朋友圈有人转发了展览的照片,她认出了自己的蜂蜜摊。“叔叔你好厉害呀!把我也拍进去啦!我爸爸妈妈都看到了,他们特别高兴!”
大伯把这条微信拿给我看的时候,手都在抖。“你说,”他问我,“我这就拍了几张照片,人家在那么远的地方,隔了几千公里,还能看到,还能高兴。这感觉……这感觉比当年评上先进工作者还踏实。”
第五天闭馆的时候,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过来跟大伯商量,说区里的宣传口有人来看过了,觉得这些照片特别好,想借去参加一个更大点的社区巡展,问大伯同不同意。
大伯当场就答应了,连条件都没提。
那天晚上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饭,算是庆祝大伯的“首展成功”。席间喝了点酒,大伯脸上红扑扑的,话也多了起来。他端着杯子站起来,说要敬所有人一杯,尤其是大伯母。
“得谢谢你那三十包压缩饼干啊,”大伯笑着,眼眶又开始泛红,“要不是你非得塞那么多饼干进去,行李箱也不会那么沉,我也不会在机场突然跟你开玩笑说咱这像是去逃荒的,你也不会气得追着我打,然后我们就不会在候机的时候一直聊这事儿聊到登机,然后你也不会在飞机上一直念叨说到了地方先找超市……”
他颠三倒四说了一长串,桌上的人都笑了。大伯母拿筷子敲他碗沿:“喝多了喝多了,说的什么醉话。”
“我说的是实话。”大伯放下杯子,正色道,“那些饼干一块都没吃上,但我觉得带着它们特别好。那是个提醒,提醒我出门的时候带了多少心里的小疙瘩小别扭,到了那边全让人家用热馕热包子热手抓饭给化开了。”
他顿了顿,环顾了一圈饭桌上的我们:“你们知道我回来最想说啥不?我就想说,咱以前老觉着远方的东西都隔着一层纱,看不透,摸不着,心里头那点怕呀,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其实真把脚迈出去了,把手伸出去了,你就会发现,天底下大部分人的心,都是热的。”
我爸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没说别的,就是“滋溜”一口干了。两个老头子对视一眼,我分明看见我爸的眼角也有点湿。
那顿饭吃到很晚。散场的时候我帮着收拾,大伯母从厨房拎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带回去吃,我从新疆带回来的巴旦木,还有那罐玫瑰花酱,你抹面包吃,香着呢。”
塑料袋上有机场行李托运的贴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我接过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那个油桃呢?你们带给我的那几个。”
大伯母“哎呀”一声,拍了拍脑门:“别提了,那天接完你回来放茶几上,第二天就烂了,蔫得不成样子,只好扔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你说阿依肯那么老远给的,我都没放住……”
“没事,”我说,“桃烂了,那个劲儿没烂就行。”
大伯正好从旁边经过,听见这句话,站住了。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然后伸手用力拍了拍我肩膀,拍得挺重。他什么话也没说,但那只手搁在我肩头好一会儿,带着他的体温,隔着衬衫透过来,实实在在的。
后来区里的巡展又办了两场,大伯的照片被更多的人看到了。有人在留言簿上写“想去新疆看看”,有人写“感谢作者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还有人画了颗歪歪扭扭的心。
那些留言大伯一条一条拍了照存进手机,没事就翻出来看。他跟我说,原来拍照片不只是记录,拍完了拿给别人看,那个温度就传出去了,像冬天暖气管子里的热水,一家一户地流过去,到谁家谁家就暖和。
我想起阿依肯那天开车走的时候扔过来的那几个油桃,在几千公里的路上颠簸了那么多天,到我手里的时候皮都皱了。我没尝着它的味道,但那个塑料袋我一直留着,压在我书桌的抽屉底层,偶尔翻东西看见,就想起大伯在停车场抹眼泪的样子,想起他说晒不透的那句话。
有些东西确实是晒不透的。太阳再毒,热乎劲儿也只能停在皮肤上。真正能钻进骨头缝里、搁在心口上焐着的,还得是活生生的人。隔着馕坑的火光也好,隔着手机屏幕也好,隔着几千公里的铁路线也好,你伸手的时候,另一只手也正好伸过来,那个劲儿就是暖的。
入冬那天,大伯又在群里发了一张新照片。是热合曼爷爷的小孙子用他爷爷的手机拍的,背景是落了雪的葡萄架,光秃秃的藤条上压着白花花一层,老爷爷和老奶奶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土炕上,冲镜头比着不太标准的小树杈。底下配文:“天冷了,老两口说在炕上煮奶茶,问我们啥时候再过去喝。”
群里顿时热闹起来。堂姐说“明年请年假还去”,小周说“得把车况好好查查”,大伯母发了一长串语音,大意是这次去可得少带点行李,多留空儿装好东西回来。
大伯最后回了一句话:“行,明年还去。这回一块压缩饼干都不带了,带心去就行。”
我看着那条消息,窗外正飘着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不大,飘飘洒洒的,落在地上就化了,但空气是凉的。我裹了裹外套,顺手给大伯回了个点赞的表情。
有些地方,有些温度,真的得自己去一趟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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