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任县委书记陪我回村上坟，村霸一脚踹翻供桌，妻子打一个电话

那天的风很大，吹得坟头的纸钱哗哗响。我蹲在坟前，把供品一样一样摆好，一碗红烧肉、一碟花生米、三个白面馒头、一瓶酒，用粗瓷碗盛着，搁在青石板上。我爹的坟在老家的山坡上，背靠一片松树林，对面是一道干涸的河沟，沟底长满了野草。我跪下来，把纸钱点着，火苗蹿起来，把纸灰卷到半空中，又被风吹散，像一面正在被缓慢展开的旧信纸。

她站在我身后，隔着一小段距离，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是第一次来给我爹上坟。结婚三年，这是她第一次跟我回老家，我们提前请了假，坐了六个小时的高铁，又转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这个村子。她没有埋怨过一句，只是在上车之前问我：“你爸喜欢什么？”我说：“酒。”她点了点头，在路边的商店里买了一瓶本地白酒，用旧报纸裹好，放进包里，一路上都用手护着。

她叫周晚，是邻县的县委书记。这个身份我很少提，她也不爱张扬。我们在省城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认识的，那时我是省直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她坐在主席台上讲话，声音不高不低，像一台已经被校准过太多次的旧仪器。后来我们开始交往，她从不谈工作上的事，她只是一个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发消息问我“吃饭了没有”的普通人。结婚之后，我们各自忙各自的，没有刻意融入对方的圈子。她从来没有跟我回过老家，我也从来没有在老家提起过她的工作。我跟家里人说她是当老师的，在县城中学教语文，家里人信了，没有再追问。

供桌上的香燃了一半，三炷香，香烟笔直地升上去，在风里被压弯了一瞬，又直起来。我弯腰把酒打开，沿着坟头的边沿缓缓倒了一圈，酒液渗进干裂的泥土里，洇开一圈深色的湿痕。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对她说：“这就是我爸。”她点了点头，也蹲下来，把带来的那瓶酒打开，倒了一小杯，搁在坟头边沿，像在整理一件已经被她反复确认过多次的旧物，她轻轻说了一句：“爸，我是周远。以后我常来看你。”

就在这个时候，山坡底下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从坡底往上走，踩断了枯枝和碎石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一个人影从坡底翻上来，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夹克，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的解放鞋，个子不高但壮实，脸膛黝黑，颧骨凸出，像一截被风吹了很久的旧木桩。他走到坟前，停下，看了一眼供桌，又看了一眼我，然后抬起脚，一脚踢在供桌边沿。青石板上的碗碟哗啦一声全翻了，红烧肉滚进土里，花生米撒了一地，那瓶酒倒了，酒液沿着青石板的缝隙往下淌，在干燥的土地上洇开一大片暗色的湿痕。纸灰被风卷起来，沾在他的裤腿上，他没有低头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说：“谁让你来这儿烧纸的？这地是我的，你在这上坟，我没收你钱就不错了。”

我站在坟头前面，没有动，低头看着地上那些散落的供品。我认出他了，他叫陈大彪，村里的“能人”，早年靠承包荒山和采沙发了家，后来在村里横着走。他不让任何人碰他承包的荒山，说是他花钱买的，可那道地契来路不明，村里人都心知肚明。他站在我跟前，像一辆已经停靠了太久的旧车，正在缓慢地调整它最后的吃水线：“你爹当年死的时候，连块像样的坟地都买不起，是我把这块地让给他的。他现在埋在这儿，是我好心，不等于这地就是你的了。你今天是来上坟的，还是来找茬的？”他的声音像一把被反复磨亮了太多次的旧刀片，正在沿着同一道旧木纹来回拉动。

她站在我侧后方，没有往前走，开口说了一句：“这块地是你的？地契有吗？承包合同有吗？你要是拿得出来，我们走。拿不出来，你把供桌扶起来。”她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他愣了一下，看着她，像在辨认一道已经被他反复核对过多次的旧记录：“你是哪来的？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这地的事，我说了算。”她看着他：“你要是说了算，就不会用脚踹人家的供桌。你把东西踢翻了，是你理亏。你把供桌扶起来，这件事就算了。”

他站在坟前，看我的眼神变了，带着一种他惯有的、已经不需要再被重新校准的笃定：“你不扶？”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站在那堆散落的供品前面，他的声音被风削薄了：“你等着。”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声音不高不低：“喂，我是周远。我现在在老家，我的供桌被人踢翻了。你查一下，这块地的权属归谁。”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他站在那里，像一截被风吹了很久的旧木桩：“你装得还挺像。你继续装。你一个县城中学老师，能有多大本事？”他转身走了，脚步声沿着山坡往下走，越来越远，最终被风声盖过了。我蹲下来，把滚落的碗碟一个一个捡起来。那碗红烧肉已经粘了泥，那碟花生米也捡不回来了。我把那瓶已经倒空的酒瓶扶正，搁在供桌边沿，又点了一炷香，插在香炉里。香烟重新升起来，笔直地向上，穿过那层已经被他反复走过的距离，在午后的光线里像一层正在缓慢展开的旧信纸。

不到二十分钟，山坡底下传来几声汽车的刹车声，不止一辆。我站起来，看到四辆印着“国土监察”字样的白色越野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七八个人走下车，沿着山坡往上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人，他走到我们面前，目光在供桌上扫了一圈，然后看着我旁边的她：“周书记，我们来处理。”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已经被他反复确认过多次的事情。他侧过头去，对身后的人说：“去把陈大彪叫来，带上这块地的权属资料和承包合同。通知派出所的人过来现场取证。这块地是集体所有，他拿不出合法的承包合同。他又踢了供桌，证据确凿，可以立案调查。”

他站在山坡上，那道已经被他反复走过的距离正在沿着他自己的弧线缓慢地移动着。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移开，像在辨认一道已经被他反复核对过多次的旧记录，然后又落在那些已经干透了的供品痕迹上，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她走到我旁边，蹲下来，把最后一根香插进香炉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吧，我们先下山。”

我们沿着山坡往下走。路边的野草在风里翻动着，露出下面颜色更浅的那一层。我走在她旁边，山坡上的风从后面吹过来，把她外套的下摆吹得微微掀动了一下，又落回原处：“你打电话的时候，怎么说的？”

“我说，有人踢翻了我父亲的供桌。我没有说我是谁，他们自己查到的。他们知道我的号码，也知道我今天回来。他们只是等我开口。他们一直在等我把话说出来，不是等我当众发怒，是等我说出那三个字——‘你踢翻了’。”她说那话的时候，正在蹲下来拔掉坟头侧面一根长歪了的野草，她把这截枯草放进我手里：“好了，说完了，以后他不会再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老屋的堂屋里，窗外的路灯已经亮了，那道光沿着桌面的边沿向远处延伸。桌上的菜已经凉了，她站起来，把那碗已经凉了的汤端回灶房，拧开灶火，把汤重新热了一下，然后端回来，搁在桌上：“以后每年清明，我们都回来。给你爸上坟，给那些踢翻供桌的人看看。”

那道已经不需要再被重新校准的旧折痕，正在沿着她自己的弧线缓慢地移动着，穿过那些已经被她反复走过的距离，在持续的暮色中被逐一覆盖。窗外的风还在吹，路边的法桐正在落叶。她坐在那里，那道光沿着桌面的边沿向远处延伸，像一条已经被反复踩平太多次的旧轨道，正沿着它自己的方向持续地延伸着，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