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日韩相比，中国服务消费差距在哪里？

导 读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已是宏观经济学界的共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的核心短板与未来最大增长空间，高度集中在服务消费。这意味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仍有显著上升空间。

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统一口径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并结合财政支出调整，将政府最终消费中的“实物社会转移”（如公立教育、公立医疗）还原至居民实际个人消费口径，对中国与美、日、韩三国的服务消费进行系统性国际对比，分析差距所在行业、成因及增长潜力。详情请参阅全文！

文|沈建光

首发于FT中文网（7月28日）

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偏低，已是宏观经济学界的共识。数据还进一步表明，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的核心短板与未来的主要增长空间，高度集中在服务消费。这意味着伴随着居民收入的上升，中国服务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还将迎来显著上升。那么，中外服务消费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些具体的行业？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服务消费在中国具有最大的增长潜力？笔者对中国与美、日、韩的服务消费进行了国际对比分析。

数据基础和主要发现

为了剔除不同国家间由于统计口径、社会财政体制带来的数据不可比，笔者用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统一口径的2024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准，并结合财政支出的数据将政府最终消费中属于“实物社会转移”的部分——即政府代居民支付的公立教育、公立医疗成本，从公共管理中剥离，重新还原至居民实际享受的“实际个人消费”口径。

经调整后的数据表明，中国未来服务消费的核心增量空间既包括以医疗卫生、老幼护理为代表的基础服务；也包括住宿餐饮旅游、文体娱乐及精细化个人服务为代表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此外，若土地改革能够推进，居住服务的品质化升级（如低密度住宅与配套维护）也有空间。然而，要将上述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一方面需要推动政府在医疗护理等领域补足公共服务的短板，一方面要依靠市场升级去激发居民在文化娱乐、餐饮旅游等领域消费的活力。

中美服务消费对比：高享受水平与昂贵的社会运行成本并存的美国模式

从总体的数据来看，美国居民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中美日韩四国中最高的，达到了52.4%，高出中国27%将近一倍。然而从细项数据的对比来看，美国较高的服务消费水平既反映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享受，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较高的社会成本。

美国居民的居住相关、住宿餐饮消费占GDP的11.9%和4.5%，明显高于中国4.5%和2.5%的水平，更高的生活享受水平应该算是主要的解释。美国由于地广人稀以及长期的城市化路径，其住宅中独栋房屋（即日常所说的别墅）占比超过60%，人均住宅面积超过60平方米；而中国城镇居民则以高密度、集约型的单元多层或高层公寓为主，户均面积和人均面积显著低于美国。别墅高昂的建筑成本和使用费用、财产保险都被计入了服务消费。

同时，美国反映出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近些年一直在10%左右，明显低于约30%的中国，这意味着美国较高的住宿餐饮开支更多的与外出旅行等享受型的消费有关。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消费占GDP13.5%的支出同样大幅高于中国6.2%，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较高的社会成本。统计口径上看，医疗与卫生不仅包括医院里的看病吃药、动手术，还包含了庞大的长期护理、老人残疾人照料、婴幼儿托育等全方位的生命周期支持。广义上的医疗卫生支出占美国GDP17%，大幅超出其他OECDE国家的水平。

然而，即使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领先的医学研发实力，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仅没有领先，反而显著低于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美国医疗体系低性价比举世闻名的背后，是美国医疗领域市场与政府的同时失灵：信息不透明、多方支付引发的市场分割、过度医疗和垄断等诸多问题吞噬了大量社会资源，增加了美国居民的生活负担。

美国居民占GDP5.2%的商务租赁等其他服务消费及5.6%金融保险的消费支出同样高出中国居民0.6%和1.8%的水平，这两类消费则兼具两方面的属性。商务租赁等其他服务的消费包括了汽车、游艇等租赁、法律、审计、会计与商业咨询以及家庭雇佣等方面的支出。

美国租赁消费的发达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较高的一个原因，社会的司法等运行费用的高企则是另一个原因。比如，美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在 2024年已接近 4,000 亿美元，其占 GDP 的比重全球居首。在美国，房屋买卖、婚姻解约、乃至交通事故、消费纠纷经常出现聘请“风险代理律师”（按胜诉分成收费）打旷日持久官司的现象，实质上构成了全社会巨大的“运行摩擦成本”。

对金融消费而言，一方面美国的各类金融服务都要付费且价格不菲，包括银行账户管理费、信用卡年费等；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监管要求，银行账户基本免费，一些金融服务的成本显著低于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居民部门在财富管理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程度显著高于中国，付费高的同时也同时享受了美国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方面更高水平的服务。

按照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中国的家庭财富主要是房地产，2022年金融资产占GDP比重约230%；而美国则主要是各类金融产品，包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养老金体系（包括401K）、RITS等，2022年家庭总金融资产占GDP比重约430%。而且华尔街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也为美国的财富管理提供较有竞争力的回报。同时，美国的消费金融、住房按揭等也拥有比中国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高的渗透率。

最后，即使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对美国使用的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和中国统计部门主要参考的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进行了统计口径归一调整，一些统计口径的差异仍然需要注意。比如，中美两国居民在其他社区、社会与个人服务业的消费占GDP比重在2.7%左右，差异并不大。这一科目包括了休闲娱乐、工会等社会组织、家庭维修、美容理发宠物等个人服务等。美国的文体产业都很发达，却没能在数据中体现的部分原因与其社会的高度分工有关。一个美国居民去迪士尼游览，相当部分支出可能被纳入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的统计。

中国与日韩服务消费对比：“东亚社会”的内部比较

相比于资源禀赋和历史路径迥异的美国，同样受到经济发展东亚模式的影响，社会、文化和中国更加接近的日本与韩国，对中国服务消费的未来演进路径具有更强的参考价值。从总量来看，日韩居民的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4.5%和39%，也都显著高于中国。

从具体的服务消费的科目来看，对比日韩，中国服务消费的结构性特征与未来的潜力空间更加清晰：

首先，即使日韩的医疗系统不存在类似美国严重的市场与政府失灵，居民在医疗和卫生科目的消费水平11.7%和9.3%也明显高于中国的6.2%。例如，已经步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在养老、护理等方面的一些做法颇为值得借鉴：日本的“介护保险（Long-term Care Insurance）”制度通过社会统筹保险，老人在社区接受专业的洗澡、翻身、复健、日间照料和上门护理，其个人仅需负担 10%到 20% 的费用，其余由保险和财政补贴，为日本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与之对应，中国在卫生和护理方面的消费则还有较大差距。比如，《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农村地区的老人家庭成员在日常照料中的缺失或滞后十分常见，不少老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看病就医等公共服务需求十分强烈，但老人普遍面临出行难题，村级或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就医等公共服务供给却比较缺乏。

此外，一般农村家庭还难以负担商业养老服务的费用。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存在短板。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同样表明，2024年日本、韩国政府分别支付了全社会医疗与卫生总支出的85.8%和63.9%，而包含社保基金报销在内的中国政府的支出占比则仅有29.3%；这还是在中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重明显低于日韩的背景下。

其次，住宿餐饮旅游和文体娱乐活动等享受型的消费中国和日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比如，日韩居民的住宿餐饮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3.1%和3.9%，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占GDP比重分别为3.7%和8.2%，也都高于中国。

据OECD和日本总务省数据测算，在人均GDP由1万美元向2 万美元跃迁的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的餐食外部化率均明显上升。中国2025年人均GDP为1.4万美元，外出餐饮显然还有较大增长空间。此外，韩国居民在演唱会、看电影、参与线下电竞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也非常丰富，并且催生出在亚洲都很有影响力的娱乐产业。

最后，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这一服务消费科目还包含了美容、理发、宠物、洗浴、养生SPA等个人服务。日本的宠物高阶殡葬与寄养、随处可见的非医疗性骨骼拉伸与头皮理疗馆，韩国皮肤管理、医学美容之外的日常非医疗性美容、个人形象色彩诊断等领域的自付服务消费等都可能对中国未来服务消费增长的方向有借鉴意义。

结论与政策建议

跨国数据对比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服务消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医疗护理、餐饮旅游、文化娱乐和美容养生等方面。考虑到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如果能够推动土地改革，通过宅基地复垦等保障耕地红线，同时放开城市土地供给在别墅建造等方面的限制，房地产消费也具有相当空间。

展望未来，中国在发展服务消费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推动政府调整支出方向、为基础医疗、老幼介护等基础公共服务兜底，投资于人；另一方面应依靠市场化升级去激发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及新型个人消费的活力。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更加健全之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才会明显下降，消费潜力才能充分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服务消费将不仅成为拉动GDP 的新引擎，更将成为提升居民真实幸福感与体面生活水平的坚实支撑。

（作者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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