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湖南一男子预感工业铜要大涨，40一公斤时砸下重金囤了100吨

九二年囤铜一百吨

夏天的蝉鸣一声长一声短地拖着，像是哪个调不准的琴师，把一根弦拉到底又不肯撒手。安化县东坪镇老街的青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影子缩在脚底下，缩成小小一团，走一步跟着挪一步。刘福生蹲在自己那间杂货铺门口，手里捏着半截烟，烟灰积了老长，也不弹，就那么看着街上偶尔走过的自行车出神。

铺子不大，货架上摆着些针头线脑、肥皂火柴、铁钉铁丝，墙角的玻璃罐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球，用木塞子堵着口。靠里的柜台是杉木板拼的，漆面早就磨得斑斑驳驳，手肘搁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木头被汗浸透后又风干的那种涩。电风扇在头顶嗡嗡转着，叶片上落的灰跟着风势一卷一卷地飘。

"福生，还不收摊？"

隔壁裁缝铺的何婶探出半个身子，手里还捏着剪子，布料碎末沾了一袖子。她嗓门大，隔着两家铺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刘福生把烟头摁灭在台阶上，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他今年三十一，但看着像四十出头的人，眉眼中间拧着一道竖纹，那是经年累月跟人不争不辩的痕迹。他爹走得早，娘五年前也没了，家里就剩他一个，守着这间老铺子过日子，也没娶上媳妇。倒不是没人介绍过，两年前乡下的姨给说了一个姑娘，见了两面，人家嫌他没出息——一个杂货铺子，一年到头挣不出几个活钱来。

"收了收了。"他应了一声，开始往下卸门板。门板是松木的，一块一块拼着榫头嵌进门槽里，第一块最难卸，得托着底往上提，再斜着抽出来。他干这个干了快十年，手上有准头，三两下就把门板码齐靠在墙根了。

何婶的剪子又响起来，"咔嚓咔嚓"的，布料在台面上推开一片。她男人在县农机站上班，两个儿子都在读书，日子过得不算宽绰但也安稳。何婶常在铺子门口跟人唠嗑，话头子多是东家长西家短，也有时候扯到镇子外面的事。

刘福生收拾完了，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本书。那书边角都卷了，封面上印着"有色金属工业"几个字，还是他在废品站论斤买回来的，三毛钱。书里讲的是铜、铝、铅、锌这些东西的用途和行情，他看不懂的地方多，但翻来覆去翻了好几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了。书上说铜的导电性好，耐腐蚀，机械强度也够，是工业上离不开的东西。电力、机械、建筑，哪样不用铜？

他把书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上面写着八十年代末国际铜价每吨两千多美元，合人民币大概一万五六一吨。但那是国际价，国内的情况不一样，他翻遍了书也没找到国内的数据。去年有个收废铜的老周来铺子里买过火柴，闲聊时说现在废铜一斤能卖到块把钱，好铜更贵些。刘福生当时没在意，后来算了算，一斤一块多，一吨就是两千多块。可书上说国际价是一万六，差了七八倍。

这个数字在他脑子里转了好些天了。他算过，如果国内铜价真能涨到跟国际接轨，那从现在的两千多涨到一万五六，那是翻好几番的事。他心里清楚这个价差大得不正常，但为什么一直没涨，他说不上来。书里没讲，报纸上也没提，镇上的人更是不关心这个。谁家过日子跟铜打什么交道？也就是谁家嫁闺女打个铜盆铜锁，或者电气修理铺子用点铜线。

这天晚上刘福生吃了碗面，面条是挂面，下锅煮软了捞出来，搁了点酱油和猪油，切了半根葱撒上去。他端着碗坐在柜台后面吃，铺子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窗外有摩托车"突突突"地过去，带起一阵灰尘，又从门缝里飘进来细碎的土腥气。

他吃着吃着又想起那组数字来。现在铜四十块钱一公斤，四万块钱一吨。他从书上看来的那些年，国际铜价波动大，最低的时候跌到过一千多美元，最高的时候冲上过三千多。如果国内放开价格管制，那四万这个数肯定不是天花板。他以前在县物资局看过一张报表，上面写着一九八八年国内精铜产量不到四十万吨，消费量却有五十多万吨，缺口全靠进口补。进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内价格早晚要跟国际价格接轨。

面吃完了，碗搁在一边，他又去翻那本书。靠窗的台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是红灯牌的，旋钮拧的时候会有"滋啦滋啦"的杂音。他拧开，调到一个频率，里面正在播新闻。播音员的声音隔着电流传过来，字正腔圆的，说东部沿海某省要上马一批电力项目，还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

刘福生听到"电力项目"四个字的时候坐直了。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电要输出来就得用线，线就得用铜。如果到处都在搞建设，那铜能不缺吗？他想起前阵子何婶的丈夫李建中说过一句话，说县里在讨论拉一条高压线，从大电网接过来，以后东坪镇也能用上稳当电。当时大家听了都高兴，只有刘福生在琢磨那条高压线得用多少铜。

他合上书，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在供销社买的硬皮本，原来用来记进货出货的流水，现在翻到空白页，拿铅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他念书不多，小学没毕业就跟着他爹干活了，有些字写得缺胳膊少腿的，但自己能看懂。

"现在四十块钱一公斤，一吨四万。国际价一万六一吨？不对，那是美元。一万美元乘以五块多，就是五万多人民币。差一万多。"

他咬着铅笔头想了想，又划掉重写。

"八八年缺口十几万吨。现在九二年，缺口更大。"

写完了合上本子，塞回抽屉里。他突然觉得有点口干，倒了杯凉白开灌下去，水顺着嗓子眼下去的时候他打了个激灵。窗外的天黑透了，东坪镇没几盏路灯，远远的只有农机站那边亮着几扇窗户。蝉声早停了，换成蛐蛐在墙根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叫。

第二天一早刘福生就起来了，天刚蒙蒙亮，公鸡在谁家院子里打鸣，声音拖得老长。他用凉水泼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脸膛黑红，头发有点长了，胡茬冒出来灰扑扑的一层。他拿刮胡刀胡乱刮了刮，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把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又把裤子上沾的灰拍了拍。

他要进城，去一趟安化县城。

从东坪镇到县城有三十多里路，每天早晨有一班中巴车，六点半从镇口出发。刘福生到的时候车已经停在那儿了，车门敞着，里头坐了几个去县城卖菜的农妇，竹筐子堆在过道里，一股芹菜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他上车往后走，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发动的时候抖了两下，然后沿着盘山路往县城方向去。

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车颠得人坐不住。窗外是湘中的丘陵，一座座山头连绵着，种着茶树和油桐，有时候能看到半山腰上有几户人家的房子，白墙黑瓦，屋檐下挂着苞谷和辣椒。刘福生看着窗外，脑子里还在转那件事。他今天去县城是想找个人——县物资局以前有个科长姓张，去年退休了，但跟刘福生他爹是旧识。他爹活着的时候在县里打过零工，跟张科长有过几顿饭的交情。刘福生想去问问，打听打听铜的事。

中巴车颠了一个多钟头进了县城，刘福生在汽车站下车，沿着街往物资局的方向走。县城比东坪镇大得多，街上人多，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路边有卖早点的摊子，油条在锅里翻滚着，豆浆的热气冒上来白花花一团。他穿过两条街，拐进一条巷子，物资局的楼就藏在巷子深处，一栋四层的砖楼，墙面上爬了些青苔。

门卫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在门口看报纸，刘福生上去说了来意，老头抬了抬眼皮："老张？退休了，不在这儿了。你找他有事？"

"找他打听点事。"刘福生递了根烟过去。

门卫接过烟别在耳朵后面，态度好了些："老张住在城关粮站后面的家属院，你顺着这条街走到头，左手边那条巷子进去，第三栋楼，二单元，一楼。"

刘福生道了谢，按着地址找过去。家属院是个老院子，墙皮掉了好几块，露着里面的红砖。楼下有几棵泡桐树，叶子大得像蒲扇，遮了大半个院子。他走到二单元门口，看见一楼的窗户开着，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正放着花鼓戏。

他敲了敲门。过了会儿门开了，一个瘦老头站在门里，花白头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手里攥着把蒲扇。

"张叔，我是东坪镇的刘福生，刘长贵的儿子。"

老张眯着眼看了看他，慢慢认出来了："长贵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他往旁边让了让，"进来坐进来坐。"

屋子不大，收拾得还算利索。客厅里摆着老式的藤椅和茶几，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是印刷品。老张让他坐下，给他倒了杯茶，茶叶是大叶子茶，泡得浓，苦味重。

"你爹……走了有几年了吧？"老张坐下，扇子扇着风，叹口气，"那年我在工地上跟他一块儿干活，他是好把式，手巧，可惜走得早。"

刘福生点点头，寒暄了几句，然后端了端茶杯，斟酌着怎么开口。他本来编了一套说辞，说想弄点铜材做点小买卖，但真坐在这儿了又觉得那些话虚。他索性直说了："张叔，我想打听打听铜的事。我看书上说国外铜价高，国内低，这是个什么道理？"

老张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就是看看。"刘福生笑了一下，"杂货铺生意不好，想寻思点别的路。"

老张把扇子搁在腿上，沉默了会儿。他干了半辈子物资工作，对这些事门清，但平时也没人跟他聊这个，家里的儿女都嫌他讲的这些枯燥。今天来了个年轻人问，他倒来了兴致。

"你问到点子上了。"老张把身子往藤椅背上一靠，"国内铜价确实低，因为国家管着，统购统销。你想想，价格低了谁吃亏？矿山吃亏，冶炼厂也吃亏，东西卖不出价来，谁还有心思增产？但国家又需要铜，工业建设离不开，所以就从国外进。进价高，卖价低，中间的差价国家补贴着。"

"那……以后会放开吗？"

老张看了他一眼，眼神有点深："不好说。但依我看，早晚的事。现在到处搞建设，铜缺口越来越大，国家补不起了就得放手让市场去定价。去年有个会，会上有人提过这事，说要逐步放开有色金属价格。不过……"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算放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打听这个，是想囤点？"

刘福生没吭声，但也没否认。

老张把茶杯放下，手指在茶几上敲了敲："福生，我劝你一句，别想这个。囤货要本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再说这东西一吨一吨的，你往哪儿搁？东坪镇那个地方，没有仓库，没有铁路，买了运都运不进去。"

刘福生点点头，没再追问。他又坐了会儿，聊了些家常，然后起身告辞。老张送他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别冒进。过日子稳当点好。"

从家属院出来，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热烘烘地烤着地面。刘福生走在巷子里，脚步不快，脑子里翻来覆去是老张最后那句话。他知道老张是为他好，但老张不知道的是，他手里有一笔钱，是他爹留下的。三万多块，存在信用社里，利息低得可怜。他本来想过用那钱把铺子翻修一下，但一直没舍得动。

三万多块，按四十块钱一公斤算，能买八百多公斤铜。不到一吨。他想要的是更多。

他在县城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会儿，路过县五金公司门口的时候停住了脚。橱窗里摆着各种铜材样品，铜管、铜棒、铜线，亮澄澄的，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他站在那儿看了好一阵，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一个黑瘦的年轻人，衬衫领子有点卷了，眼睛盯着那些铜，眨都不眨。

五金公司旁边的巷子里有一家馆子，卖米粉。他饿了，进去要了一碗，三块钱，肉沫码子铺了一层，辣油红亮亮的。他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想钱的事。三万多不够，他还得凑。铺子里的货底子能折现一部分，大概几千块。他娘留的那对银镯子也能卖，但那是念想，他不想动。剩下能想的办法就是借。

跟谁借？何婶家？李建中在农机站上班，手里应该有点积蓄，但两家只是邻居，交情没到借钱的分上。镇上还有谁手里宽裕？开南货店的陈胖子，卖饲料的周老五，好像都有点钱，但刘福生跟他们都只是点头之交。他坐在米粉店里想了半天，把镇上可能借到钱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把每一个人否定掉。

一碗米粉见了底，汤也喝干了。他抹了抹嘴，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站住了，回头看了看店里的挂钟，十一点过十分。时间还早，他决定再去趟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在县城正街上，三层楼，一楼卖文具和年画，二楼卖书。刘福生上了二楼，在角落里找到了工业技术类的书架，上面摆着些机械制图、电工基础之类的书。他一本一本翻过去，没找到跟铜有关的。正打算走的时候，在书架最底下看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叫《常用有色金属知识》。他蹲下来抽出来翻了翻，里面讲到铜的用途、分类、牌号，最后还有一小段关于价格的记录，写到一九八九年就没了。

他拿着那本小册子去交了钱，一块二。出了书店又拐进邮局，在报刊架上看了一圈，订了一份《中国有色金属报》，一个月两块五。邮局的小姑娘拿笔登记的时候问他地址，他说东坪镇老街十七号。

回到东坪镇已经下午两点多了，中巴车在土路上晃晃悠悠地走，车里的农妇们已经卖完了菜，空竹筐摞在过道里，有人靠着车窗打盹。刘福生没睡，他把那本小册子掏出来翻了翻，把里面有关铜的段落又看了一遍。小册子上说，中国的铜资源不算丰富，人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消费量增长很快，八五年到九零年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他把这四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如果下一个五年再翻一番呢？如果价格也跟着翻呢？

车到东坪镇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老街上的铺子大多关了门，只有何婶的裁缝铺还亮着灯，她在赶一件衣服。刘福生走过去的时候何婶从缝纫机后面抬起头："福生，进城了？"

"去买了点东西。"他扬了扬手里的小册子和报纸订单。

何婶没多问，又低下头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从窗口传出来。刘福生开了自家铺子的门，把东西放下，去后院的水缸里舀了瓢凉水灌下去。院子里那棵枣树结了小青枣，密密麻麻的，再过两个月就熟了。他站在枣树下发了会儿呆，听见隔壁何婶家的收音机响起来，是晚间的新闻联播。

他进了屋，把门关上，在柜台后面坐下来。抽屉里那本硬皮本还在，他抽出来翻开昨晚写的那页，又拿铅笔在底下添了一行字：

"想办法弄钱。越多越好。"

写完了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本子，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沉甸甸的，他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沓沓的钱，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橡皮筋捆着。这是他爹攒了一辈子的，从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就开始攒，一分一分地攒下来，到最后也没舍得花。他娘走的时候把这盒子交到他手里，说里头是给你娶媳妇用的。

他把盒子盖上，放回原处。心里有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重，压得他胸口发闷。

七月的雨说来就来。那天下午刘福生正在铺子里整理货架，天突然暗下来，乌云从山那边压过来，风卷着地上的碎纸屑和干树叶打旋儿。他赶紧把摆在门口的几样东西收进来，门板还没来得及上完，雨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了。

雨点打在青石板上的声音是脆的，噼里啪啦的，很快就连成一片哗哗的水声。屋檐下的水帘子淌下来，把街面浇得白花花一片。刘福生靠在门框上看雨，雨水溅到裤腿上他也不挪地方。雨雾里什么都模糊了，对面的房子只剩个灰影子，远处的山看不见了。

何婶的裁缝铺已经收了，她回家做饭去了。整条老街只剩刘福生一个人，雨声大得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铺子里的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

他今天收到了一份《中国有色金属报》，创刊号？其实不是创刊号，但他第一次订，拿到手的时候还是认真从头看到尾。报纸上说南方某省正在筹建一个大型铜冶炼项目，投资几个亿。还说国际铜市场今年走势强劲，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突破了两千美元。

他把报纸折好压在柜台玻璃底下，没舍得弄皱。雨还在下，他盯着报纸上那些字出神。几个亿的投资，两千美元的价格，这些数字跟他隔得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但另一个世界的事，总有一天会传到这个世界来。

他想起老张说的那个词——接轨。价格接轨。如果国内价格真要跟国际价格接轨，那中间的差价就是机会。但机会摆在眼前，他够不着。钱不够，地方不够，关系不够，什么都不够。

雨小了，从哗哗的响声变成淅淅沥沥的，屋檐上的积水还在往下滴，滴在青石板上溅起小小的水花。老街的排水沟开始淌浑水，水面上漂着几片泡桐叶和一根冰棍棍儿。刘福生看见有人撑着伞从街那头走过来，走近了才认出来是李建中，何婶的男人，在县农机站上班。

"福生！"李建中收了伞在门口甩了甩水，"还没收摊呢？"

"收了，在屋里看雨。"刘福生让开门口，"进来坐。"

李建中走进来，裤腿湿了半截，脚上的解放鞋也泡透了。他是个矮壮的中年人，国字脸，下巴上有一道疤，说是以前在厂里被铁片划的。他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刘福生。

"今天去县里开会了。"李建中点着烟吸了一口，"会上说下半年要拉高压线，从安化变电站到东坪镇，十几公里的线路。"

刘福生接烟的手顿了一下："定了？"

"定了，资金都批下来了。"李建中吐了口烟，"下个月就得动工。到时候要征用一些地，你们铺子后面那块菜园子怕是也要占一点。"

刘福生没说话，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烟味呛，他咳了两声。脑子里的算盘珠子又开始拨拉了。十几公里的高压线，那得用多少铜？电线杆上的裸铜线，变压器里的铜绕组，开关柜里的铜排……他说不清楚具体数字，但他知道那肯定不是个小数目。整个县城的铜材都要往这里调，货源一紧，价格还能稳得住？

"李哥，你知道现在铜什么价吗？"

李建中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干啥？"

"随便问问。"

"四十一公斤，前几天五金公司报的价。"李建中弹了弹烟灰，"怎么，你想买点铜线？"

"不是，就是问问。"

李建中没再追问，他抽完烟站起来："我得回去了，你嫂子在等我吃饭。"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句，"福生，你那个铺子后面菜园子要是征了，补偿款到时候找村里领。"

"知道了。"刘福生应了一声。

雨彻底停了，云散了，西边的天透出一片橘红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亮晶晶的。刘福生站在门口，看着李建中回家的背影，脑子里那句"下个月动工"翻来覆去地响。

他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把饼干盒子又拖出来打开，数了一遍里面的钱。三万四千二百块。加上铺子里的货底子折现，大概能到四万。四万块钱，只能买一吨铜。一吨铜放在那里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他想要的是能让他翻身的量，至少十吨，甚至二十吨。

四万块离二十吨还差着八十万。这个数字压下来的时候他有点喘不上气来，像胸口压了块石头。他坐在那儿，手搁在饼干盒子的盖子上，指头慢慢收紧，把铁皮盖子攥得微微变了形。

那天晚上刘福生没有睡好。他躺在铺子后面那间小卧室的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泡的正上方，雨水从瓦缝渗下来的时候会顺着那道裂缝淌，留下一条黄褐色的痕迹。他以前从来没注意过那道裂缝，今天晚上却盯着它看了很久。

他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窗外蛐蛐叫得正欢，间或有几声蛙鸣从远处的稻田里传来。他想了很多，想他爹在世的时候说过的话——"做生意要看得准，看准了就要敢下手。"他爹一辈子没有看准过什么，在生产队干活，后来打零工，再后来在镇上的小厂子里烧锅炉，一辈子没离开过东坪镇二十里地。但他爹喜欢看新闻，每天晚上搬个小凳子坐在电视机前面，看那些国家大事，看得津津有味。偶尔会跟刘福生说，你看，这儿又在搞建设了，那儿又在修路了，咱们国家要发展起来了。

他爹说的是"咱们国家要发展起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七年。五年过去了，到处确实都在动工，镇子外面修了条柏油路，县里盖了几栋新楼，听说省城那边更厉害，到处是工地。他爹要是活到今天，大概会很高兴。

刘福生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那些他爹讲过的道理。他爹没念过书，但讲的话有时候挺有道理。比如他说过，东西便宜的时候没人要，贵的时候抢都抢不到，这个就叫跟风。他还说过，有些人一辈子穷，不是不够勤快，是胆子太小，机会来了都不敢伸手。

"你胆子大一点。"刘福生记着他爹喝多了酒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别像我，窝囊一辈子。"

他在黑暗里翻了个身，心里那个念头又往上涌了一截。八十万。他当然拿不出八十万，但也许用不着八十万。如果他在涨价之前把手里的钱全换成铜，等涨到一定程度再出手，哪怕涨一倍，四万变八万。涨两倍，变十二万。要是涨得更多呢？

但他怎么买？一吨铜四十万，四万块钱只够买一百公斤。一百公斤铜堆在那儿，跟没有差不多。他要的是能打动别人的量，能让人从他这里进货的量。要买到那个量，他得先弄到钱，弄到足够多的钱。

钱从哪儿来，他想了一晚上，快到天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睡过去，脑子里最后闪过的念头是——找陈胖子。

陈胖子大名叫陈建国，在东坪镇老街的东头开一家南货店，卖烟酒糖茶、罐头饼干，还兼着收点山货。他是镇上少数几个手里有活钱的人，据说在信用社存了好几万，谁家有急事周转不开都找他借过钱，但利息高，月息两分。

刘福生跟陈胖子没什么深交，但也不生分。两家铺子隔了半条街，见面也打招呼，逢年过节还互相送过东西。他知道陈胖子这人精得很，眼睛里只有利，没利的事他碰都不碰。找他借钱，得让他觉得这事有赚头。

第二天上午刘福生把铺子开了门，但没心思做生意，坐在柜台后面翻那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快中午的时候他站起来，把衬衫扣子系好，又拿手拢了拢头发，出门往东头走。

陈胖子的南货店门口摆着两个大玻璃坛子，一个装散装白酒，一个装酱油。坛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但还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酱香混着酒味。店里头货架上的东西摆得满满当当，比刘福生的杂货铺气派多了。陈胖子本人正坐在收款台后面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他确实胖，圆脸，双下巴，肚子把白衬衫撑得鼓鼓的，头顶上的头发稀稀拉拉几根，梳得油光水滑地贴在头皮上。

"福生？"陈胖子抬头看见他，有点意外，"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陈哥，有点事想跟你商量。"刘福生在柜台前面站定，手插在裤兜里，攥着那本硬皮本。

陈胖子把算盘一推，往椅背上一靠："什么事你说。"

刘福生把兜里的硬皮本掏出来翻开，翻到记着铜价的那一页，给陈胖子看："陈哥，你看这个。现在铜四十块钱一公斤，但国际上铜价折算成人民币要五万多一吨，差了四倍多。"

陈胖子扫了一眼，没多大兴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搞铜。"

"但有人搞。"刘福生把本子合上，看着陈胖子的眼睛，"县里马上要拉一条高压线到东坪镇，电线杆上的铜线、变压器里的铜、开关柜里的铜，全是铜。到时候铜价肯定涨。陈哥你想，如果现在囤一点，到时候价格涨上去再出手，那不是稳赚？"

陈胖子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笑里带着点精明的打量："福生，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出钱？"

"我想问你借点钱。"刘福生直接说了，"算入股也行，算借款也行。赚了咱们分，亏了算我的。"

"借多少？"

"五万。"

陈胖子笑出声来了，脸上的肉跟着抖："五万？福生你莫不是疯了？五万块钱，我拿得出来，但你拿什么还？你那间铺子值几个钱？你说铜价要涨，涨多少？什么时候涨？要是三年不涨呢？五年不涨呢？我拿着你的借条去找谁？"

刘福生站在那儿没动，手攥着本子骨节发白。他知道陈胖子会这么问，但真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难堪。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陈胖子没给他机会。

"福生，我不是不信你。"陈胖子站起来，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个实诚人，我知道。但生意是生意，借钱是借钱，我得替我自己想想。你拿不出抵押的东西来，我凭什么把钱给你？你说你囤铜，铜在哪儿？仓库在哪儿？万一铜价没涨，你赔了，我找谁要账去？"

刘福生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陈哥说得对。"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陈胖子在后面喊了一声："福生，你要是真想干，也不是没办法。你去找信用社贷，用你那个铺子做抵押，我帮你打个招呼。"

刘福生停住脚，回头看了他一眼。陈胖子站在柜台旁边，脸上的笑收了，换上一副认真的表情："我跟你爹以前也认识，你爹是好人。你要是真铺了摊子，差个万儿八千的周转，我还能帮衬一把。但什么都没有就让我往外掏五万，那不行。"

"谢谢陈哥。"刘福生说了一声，出了门。

正午的太阳白晃晃地照着老街，青石板烫脚。刘福生走在街上，步子有点沉。他心里不怨陈胖子，换了谁都不会把钱借给一个拿不出抵押的人。但他心里又有点说不清的滋味，像被人拿小针戳了一下，不疼，但别扭。

他回到自己铺子里，在柜台后面坐下来。铺子里的电风扇还开着，嗡嗡地转，但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他盯着柜台玻璃底下压着的那张报纸看了半天，忽然想起陈胖子最后那句话——"用铺子做抵押，去信用社贷。"

铺子是他爹留给他的，两间门面加后面一个院子，院里有棵枣树还有间小偏房。要是拿铺子去抵押，能从信用社贷出多少钱来？他以前没想过这事，也不知道值多少。但他心里有个模糊的估算，镇上铺面的行情大概一平米几百块，他这个铺子连院带屋估下来，可能值个三四万。贷个两万三万的，兴许能行。

两万多加上手里的四万，六万块。六万块钱能买一吨半铜。还是不够。

他趴在柜台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面上，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玻璃底下的报纸在他眼前模糊成一片铅灰色。他忽然想到一个之前没想过的问题——如果他买不到铜，能不能先定下来？跟供货方签个合同，付一部分定金，约定几个月后交货。这样一来他手里那点钱就能撬动更大的量。但谁会跟他签这种合同？他只是个开杂货铺的，谁信他？

他翻了个身，仰面看着天花板。电风扇的风吹在他脸上，把汗吹干了，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在想，这个事到底能不能成。想了半天，没有答案。但他心里有个声音一直没停过——如果不试一试，你以后一定会后悔。

后悔这俩字让他打了个寒噤。他想起两年前那个姑娘，其实人家对他印象还不错，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出息，不敢往下处，最后人家嫁了别人。那天晚上他在街上走，看着人家敲锣打鼓地把姑娘接走，心里那滋味说不出来，就是后悔。后来他总想，要是当时胆子大一点，死皮赖脸一点，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铺子要是没了还能再挣，人要是后悔一辈子就过去了。

他从柜台上爬起来，把铁皮饼干盒子又拖出来。盒子里的钱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他拿手摸了摸最上面那一沓，纸张的触感粗糙又踏实。他把盒子盖上，塞回原处，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重重地吐了口气。

下午刘福生去了趟东坪镇信用社。信用社在老街的尾巴上，一间不大的门面，柜台后面坐着两个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一个叫小周，一个叫王姐。刘福生进去的时候王姐正在数钱，手指头翻得飞快，一沓十块的在她手里"哗啦啦"响。

"王姐，我想问问贷款的事。"

王姐抬头看了他一眼："贷款？贷多少？"

"我拿铺子做抵押，能贷多少？"

王姐把数好的钱码整齐，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得先评估，你那个铺子加上后面的院子，我估摸着能贷两万左右。你填个表，我们报上去批，最快也得半个月。"

"两万？"

"差不多。"王姐把表格推过来，"你要是真想贷，先把表填了，填完了我们派人去你铺子看看。"

刘福生拿着表格回了铺子，铺子门也没开，他坐在柜台前面填表。表格上要填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担保人、抵押物情况、贷款用途、还款来源。他一项一项填，填到贷款用途的时候笔尖顿了顿。他想了想，写了"经营周转"四个字。填还款来源的时候又顿了顿，最后写了"经营收入"。

填完了他又看了一遍，觉得哪哪都不踏实。两万块钱，加上手里的四万，六万，买一吨半铜。一吨半铜堆在院子里，看着也像回事了，但离他想要的那种"囤货"还差得远。

他把表收好，决定缓一缓再交。他需要再想想别的办法。

第二天是集日，东坪镇逢五逢十赶集，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都会来，老街从东头到西头摆满了摊子，卖鸡鸭鱼肉的、卖菜卖果子的、卖布卖鞋的，人挤人，吆喝声一阵高过一阵。刘福生的杂货铺门口也摆了个摊，卖些针线、纽扣、松紧带之类的小东西，生意比平时好一些，一个上午卖了三十多块钱。

快中午的时候，一个穿蓝布褂子的中年男人挤到摊子前面，蹲下来看货架上摆的铁钉。刘福生认得他，是镇子外面桐树坳的，姓吴，外号吴老五，常年走村串户收废品。去年就是他在刘福生这儿买过火柴，聊起过铜的价钱。

"老吴？"刘福生从摊子后面站起来，"好久不见。"

吴老五抬头看见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福生啊，你还在开这个铺子呢？"他拿起一包铁钉掂了掂，"这钉子多少钱？"

"五毛一包。"

"给我拿五包。"吴老五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钱来数，数了两块五递过去。

刘福生把钉子装好递给他，趁他接东西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吴，你收废品，最近铜什么价？"

吴老五把钱揣回兜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废铜啊？现在涨了点，上个月还一块一一斤，这个月一块三了。好铜更贵，我收来都卖到县里去的，县里有人收。"他凑近了点压低声音说，"听说县五金公司现在到处找铜，给价给得高。"

"给到多少？"

"他们收废铜一块五一斤，好铜就不说了，那是另外的价。"吴老五直起腰，"你怎么老问铜的事？"

"随便问问。"刘福生笑了笑，"你下次收到铜，别卖县里，卖给我行不行？"

吴老五愣了一下："你收铜干什么？你那铺子又不做这个。"

"我想做点小买卖，你有货就拉过来，价钱比县里高一分。"

吴老五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要是收到了给你拉过来。"他扛着铁钉走了，又挤进人群里不见了。

刘福生看着他的背影，在心里算了笔账。吴老五走村串户收废品，量不大，但积少成多。如果他能从吴老五这样的废品贩子手里收到废铜，再卖给县里的加工厂，中间赚个差价，也能攒点本钱。虽然跟他那个囤铜的大计划比起来这算小打小闹，但有总比没有好。

集散了之后街上冷清下来，刘福生收了摊子回铺子里坐着。他把那个硬皮本拿出来，在"想办法弄钱"那行字底下又写了一行："收废铜，赚差价。"

写完了把本子合上，他觉得心里踏实了点。步子不能迈太大，得一步步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七月下旬，李建中说的那条高压线果然动工了，工程队从县里开来几辆卡车，拉的线杆子、变压器、成卷的电线。镇子外面修路的地方围了围栏，每天叮叮当当的响。刘福生有时候走到工地边上看看，看见那些成捆的铜线从车上卸下来，亮闪闪的一圈一圈盘着，他心里那根弦就绷紧一下。

八月初，吴老五真的拉了一车废铜来。东西不多，几十斤，都是些旧电线、拆下来的铜管、甚至还有几块砸扁了的铜盆。吴老五把三轮车停在刘福生铺子门口，满头大汗地喊："福生，货来了！"

刘福生出来看了看，蹲下来翻了翻那些铜。成色还行，有些旧铜线外面的绝缘皮还没剥干净。他估了估价，按一块五一斤收了，比吴老五卖给县里多一分钱，吴老五挺高兴。

"下次有了再给你拉过来。"吴老五拿了钱，蹬着三轮车走了。

刘福生把那些废铜搬进后院，堆在枣树底下。他拿钳子把铜线上的绝缘皮一点一点剥掉，铜芯露出来，在太阳底下泛着红铜特有的柔和光泽。他剥了一下午，手都磨红了，剥出来的铜净重三十多斤。他把这些铜码整齐，用麻袋装好，搁在偏房里。

那间偏房以前是他娘放杂物的，现在空出来大半间。他站在偏房门口往里看，心里想着，要是有一天这间屋子堆满了铜，该是什么光景。

八月中旬刘福生把贷款表交到了信用社，王姐让他回去等消息。等了十来天，信用社的人来铺子里看了一趟，拍了照片，量了尺寸。又过了几天，王姐捎话来，说贷下来了，两万二，利率八厘，一年期。

刘福生去信用社签了字、按了手印，拿了两万二的现金。钱揣在兜里沉甸甸的一沓，他攥得紧紧的，走回铺子那几步路手心里全是汗。

六万二了。他现在有六万二。

但这个数放在他脑子里那个计划面前，还是不够看。他后来算了笔细账，如果想囤十吨铜，按四十块钱一公斤算就是四十万。他手里六万二，连个零头都不够。哪怕只囤五吨，也要二十万。二十万还是够不着。他想了很久，最后想通了——他不需要一次买够十吨，他可以分批买，手里有多少钱就进多少货。价格在涨，早买比晚买划算。

他决定先买一吨。一吨铜四十万，他六万二连一吨都买不起。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闹了个大笑话，他连一吨铜的钱都不够。他之前一直在算能买多少公斤，但市场上谁按公斤卖给你？铜材出厂都是按吨的，零售虽然能散买，但价格贵得多，也不划算。

他坐在柜台后面抓了抓头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六万二，买了不到两百公斤铜，能干什么？堆在院子里还不够塞牙缝的。

沮丧的劲儿过去之后他又开始想别的路子。铜买不起整吨的，能不能先买铜线？铜管？这些加工过的产品贵一些，但需求量也大，转手容易。或者他干脆不做囤货的事，改做倒卖——从县里低价进，在镇上高价出，赚差价。但东坪镇就那么大，用铜的人家没几户，他就算把整个镇子的市场占了也赚不了几个钱。

想来想去又绕回原点——他缺本钱，缺大本钱。他缺一个能让他拿到大量货的渠道。

九月初的时候镇上来了个跑业务的，姓赵，名片上印着"省有色金属供销公司业务员"。这人三十出头，瘦高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带点省城口音，在镇上的招待所住了两天，挨个跟镇上的小商贩聊。刘福生是在陈胖子店里碰到他的，赵业务员正跟陈胖子喝茶，聊的是山货收购的事，看样子是想通过陈胖子收点桐油和茶油。

陈胖子看见刘福生进来，招手叫他："福生，来，认识一下，这是省供销公司的赵科长。"

赵科长笑着摆手："不是科长，就是业务员。"他跟刘福生握了握手，手劲儿不大，但很热乎。

刘福生坐下，跟着喝了杯茶。赵业务员挺健谈，说自己跑全省各地收山货，也兼着收点有色金属废料。刘福生听到"有色金属"四个字的时候耳朵动了动，但他没急着问，只是听着。

聊了半个多小时，陈胖子要去招待午饭，赵业务员推说还有事，起身告辞。刘福生也跟着出来，在街上追上赵业务员。

"赵哥，你刚才说你们公司也收有色金属？"

赵业务员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推了推眼镜："收啊。废铜、废铝、废铅，都收。你有货？"

"我手里有点废铜，不多。"刘福生斟酌着说，"我想问问你们公司有没有铜材卖？"

赵业务员笑了："我们公司是供销公司，既收也卖。你进货还是出货？"

"想进点铜材。"

"要多少？"

刘福生犹豫了一下："……两百公斤。"

赵业务员想了想："两百公斤不多，我回去帮你问问价。你留个电话，有消息我通知你。"

刘福生把铺子的地址写给了他。赵业务员收了纸条，拍拍他的肩膀走了。

过了三天，赵业务员真来了电话，电话是打到镇上唯一那部公用电话的，看电话的老头来铺子里喊了一嗓子。刘福生跑去接，赵业务员在电话那头说，两百公斤铜材他可以帮忙调，按四十二块一公斤，含运费。

四十二块一公斤，比镇上五金公司的报价贵了两块。但赵业务员说货是从省城直接发的，品质有保证。刘福生算了算，两百公斤就是八千四，他手里的钱够。他咬咬牙答应了，说定了让赵业务员发货，货到付款。

又等了十来天，九月中旬的时候一辆从县里过来的小货车停在刘福生铺子门口，司机卸下来两个木箱子。箱子里是铜管，规格不一，长短都有，用油纸包着，亮澄澄的。刘福生验了货，按约定的价付了钱，把两箱铜管搬进后院偏房里。

他站在偏房里看着那两箱铜管，心里终于有了点实在感。东西真真切切在这儿了，不是纸上的数字，不是脑子里的幻想。他蹲下来打开一箱，抽出一根铜管来，管子不长，手腕粗细，切面光滑，铜色均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拿手指头敲了敲，铜管发出"嗡"的一声轻响，余韵绵长。

他看了一会儿，把铜管放回去，重新把箱子盖好。然后从兜里掏出硬皮本，在"进货记录"那页上写：九月十五日，铜管两百公斤，单价四十二，总价八千四。

写完把本子合上，他出了一口气。这一步迈出去了，虽然步子小，但好歹迈出去了。

九月底县里的高压线工程有了进展，镇子外面的电线杆已经立起来了，一排排的笔直地竖在田埂边上，上面架着横担，工人在横担上装瓷瓶，卷铜线。刘福生去看过一回，站在田埂上远远地看着那些工人干活。他们手里拉的铜线在阳光下银亮亮的，远处还能看到变压器台子正在浇筑基座。

他在那儿站了半个多小时，旁边有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议论着什么时候能通上电。有人说年底前准能通，有人说悬，天冷了工程就得停。刘福生听着他们说话，心思却飘远了。他想起赵业务员说的那些话——"省城那边铜材紧得很，好多厂子等着要货。"又想起报纸上那些数字——"国际铜价突破两千二百美元。"

价格在涨。他手里的铜管也在涨。但他还不打算卖。他要等。

十月初刘福生又进了一批货，这次是从县五金公司买的，铜线，各种规格都有，一共一百五十公斤，三十五块钱一公斤，比铜管便宜。他把铜线也搬进偏房，跟铜管靠墙码好。偏房地上铺了层油毡，他怕潮气蚀了铜，又找了几块干木板垫在底下。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杂货铺的生意还是那样，一天卖个几十块钱，够吃饭，攒不下什么。刘福生现在的心思全在偏房里那些铜上，铺子里的货架落了灰他也不怎么打理。何婶看不过去，过来帮他擦了擦柜台，说他成天魂不守舍的。

"福生，你最近忙什么呢？总看你往后院跑。"何婶擦着柜台问他。

"没忙什么，收点东西。"

何婶也没多问，她一向不太管别人的闲事。她擦了柜台又帮他把货架上的东西摆了摆，临走的时候说了句："你李哥说那条高压线年底差不多能通，到时候咱们镇子能用上大电网的电了，电价还能降点。"

刘福生"嗯"了一声，心思还在偏房里。他今天又收到了省供销公司寄来的一份报价单，铜管四十五一公斤了，比他进的时候贵了三块。他心里算了一笔账，那批铜管两个月涨了七个百分点，如果按这个势头下去，年底能到五十。

五十块钱一公斤，他手里的铜就值一万七千五。比他花出去的多了一倍。

但他还是没打算卖。

十月中旬刘福生又去了一趟县城。这次他是去物资局找老张，想再打听打听消息。老张见他又来了，有点意外，但还是请他进屋坐了，泡了茶。

"你怎么又来了？"老张扇着扇子问他，语气里带着点笑。

"张叔，我想问问你，最近铜价是不是要涨了？"

老张看了他一眼，没直接回答，反问他："你买铜了？"

"买了点。"

"买了多少？"

"三……三百多公斤。"

老张慢慢摇着扇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福生，我说句不好听的。三百多公斤铜，就算涨到天上去你也挣不了几个钱。做这个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有量。没量就是白忙活。"

刘福生端着茶杯没说话。他知道老张说的对，三百多公斤铜翻一倍也就是万把块的利润，跟他的目标差着十万八千里。

"不过你既然问了，"老张把扇子搁在腿上，身子往前倾了倾，"我就跟你说实话。我前几天碰见以前单位的同事，说上面已经在讨论放开铜价的事了，有风声说最迟明年上半年就要出政策。要是真放开了，价格肯定要往上冲一把。但冲多少，谁也说不好。"

"冲……能冲多少？"

老张伸出四个手指头："我估摸着，翻一倍打底。要是国际市场那边配合，翻两倍也有可能。"

翻两倍。刘福生在心里把这个数字掂了掂。如果他现在有一吨铜，翻两倍就是赚八万。如果有十吨，就是赚八十万。八十万。这个数字跟上次他算的时候一模一样，但这次他不觉得遥不可及了。

从老张家出来，刘福生在街上走了一截，脚步比上次来的时候轻快。秋风从巷子里穿过来，带着桂花的香味，他这才注意到县城街边的桂花树开了，细碎的金黄色花瓣落了一地。他站在一棵桂花树下，仰头看了看，满树的碎金在风里簌簌地动，香气浓得像能捏在手里。

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他也看过桂花，但从来没觉得香。今天这香气直往他鼻孔里钻，钻得他整个人都清明起来。

回东坪镇的中巴车上，刘福生靠窗坐着，窗外的丘陵在秋日午后的光里层次分明，近处的稻田已经黄了，远处的山头还绿着，再远的地方泛着一层青灰色的雾。他心里盘算着怎么弄到更多的铜。老张的话像一根火柴，把他心里那堆已经堆了很久的柴火点着了。

他得弄到更多的钱。信用社已经贷不出更多了，陈胖子那儿不肯借，还能找谁？

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姑姑。他爹的妹妹，嫁在隔壁的溆浦县，姑父在县里的供销社当会计，家境不错，比刘福生家宽裕得多。他姑姑刘桂芳是个热心肠的人，以前他爹在世的时候两家走动得勤，他爹走了以后这两年疏远了些，但逢年过节姑姑还是会托人带点东西来。

去溆浦县借钱。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刘福生有点犹豫，他不太想开口跟亲戚借钱，总觉得丢面子。但他又想，面子值几个钱？换不来铜。

中巴车在盘山路上颠，刘福生的脑子里反复排演着见到姑姑之后怎么说。他说他是做点小生意周转，不说具体是囤铜，怕姑姑担心。他想好了，就说进了一批货，货款压住了，需要一笔钱周转，三个月就还。

他想了想又觉得这样说不行，姑姑那么精明的人，肯定要问进的什么货，卖给谁了。他得想一套经得起问的说辞。

车到东坪镇的时候天快黑了，秋天天短，六点多就擦黑了。他下了车往铺子走，老街两边的房子亮起了灯，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暖洋洋的。何婶家飘出炒菜的香味，是辣椒炒肉，呛得人鼻子痒。

刘福生开了铺子门，没点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偏房的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见里面铜管被窗外路灯的光映出来的一小截亮色。他盯着那截亮色看了很久，最后站起来，把偏房的门关严实了。

第二天一早他搭车去了溆浦县。溆浦比安化还远，得先到县城再转车，走了一上午才到。他姑姑家在溆浦县城关镇的一条巷子里，是个小院子，种着几棵橘子树，这时候橘子正黄，挂了一树。

刘桂芳看见侄子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拉他进屋里坐，又是倒茶又是拿点心。她五十多岁，圆脸，眉眼跟刘福生他爹有几分像，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精神很好。

"福生啊，你可好久没来了。"她拉着刘福生的手上下打量，"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姑，我挺好的。"刘福生把手里提的两瓶酒放在茶几上，"来看看你。"

姑父不在家，在单位上班。刘桂芳陪着刘福生说了会儿家常，问他的铺子怎么样，问他的个人问题——"有对象了没有？"——刘福生含糊过去了。他坐立不安的，嘴张了好几次都说不出借钱的话。

最后还是刘桂芳看出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毛线活，看着他说："福生，你是不是有事？有话直说。"

刘福生端着茶杯的手紧了紧，终于开了口："姑，我想借点钱。"

"借多少？"

"一万。"

刘桂芳愣了一下。她大概没想到侄子开口就是一万，这个数对她家来说不算小。她没有马上答应，问他借来做什么用。

"做点小买卖，进批货周转一下，三个月就还。"

"什么货？"

刘福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铜材。"

刘桂芳当然不懂铜材是什么生意，但她听刘福生说得认真，不像瞎胡闹。她问他卖给了谁，赚不赚钱，风险大不大。刘福生一一答了，说了些能说的。他说现在铜价在涨，他进的货已经涨了不少，只要倒出去就能赚钱。他没说囤了多少，也没说打算囤多少。

刘桂芳想了半天，最后说："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现钱，你姑父那儿有定期存折，取了亏利息。但我帮你凑凑，家里还有几千块活钱，你先拿着用。剩下的我跟你姑父商量商量，让他从单位周转一下。"

刘福生忙说不用麻烦姑父，刘桂芳摆摆手："你别管了，我去说。"

当天下午刘桂芳从家里的柜子里拿出现金，数了三十二张一百的，又拿了些零票子凑到四千，递给刘福生："先拿这些去用。剩下的过两天我让人捎给你。"

刘福生接钱的时候手有点抖，他攥着那沓钱说了声谢谢，嗓子眼发紧。刘桂芳拍了拍他的手背："一家人的，别客气。你好好做，做出点名堂来给你爹争口气。"

从姑姑家出来，刘福生捏着兜里的四千块钱在街上走了很久。溆浦县城的街上比安化热闹，店铺多，人也多，他走在人群里，觉得兜里那点钱轻飘飘的。四千块钱，买一百公斤铜都不够。但他知道姑姑那几句"一家人的"比四千块钱更重。

过了两天姑姑托人捎来了剩下的六千块钱，还有一封信，信上写让她安心做生意，别急，钱慢慢还。刘福生把信折好压在柜台玻璃底下，钱锁进饼干盒子里。

现在他有六万六了。钱在变多，但他心里的那个目标也在变大。一开始他想买一吨，后来想买五吨，现在他想要十吨。十吨就是四十万，他手里这点钱还是杯水车薪。

他想到了一个新路子——先用手里这笔钱订一批货，付一半定金，剩下的一半等交货的时候再付。如果他跟供货方谈得好，也许能拖一两个月。一两个月的时间，铜价可能又涨了，他卖出去一部分回笼资金，再还剩下的货款。这样循环着做，用小钱撬大货。

这是他这几天躺在木板床上想出来的办法。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越想越觉得可行，但实施起来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有供货方愿意让他赊账；第二，货得能卖得出去。

供货方他想到了赵业务员，省供销公司的，路子宽，应该能谈。卖货方他还没想好，东坪镇消纳不了那么多铜材，得往县里甚至市里卖。他需要找个下家，一个稳定的买家。

刘福生又开始翻那本硬皮本，在纸页上写写画画，把能想到的名字列出来又划掉。他姑姑信上那句"别急"他一直记着，但他没法不急。老张说政策最迟明年上半年就要出，如果出了，价格立刻往上冲，他得赶在政策出来之前把货囤够。

时间一天天过去。十月底的时候，高压线工程完工了，镇子外面那些电线杆上架好了线，变压器也装上了。通电那天镇里还搞了个小仪式，刘福生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一个镇上的干部上去讲了话，然后有人合上了电闸，几盏大灯亮起来，把临时搭的台子照得通明。

人群里一片欢呼声。东坪镇以前只有小水电，电压不稳，灯泡忽明忽暗的，电视机有时候都打不开。现在大电网通了，终于能用上稳当电了。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孩子们在台子底下跑来跑去，喊着"来电了来电了"。

刘福生也笑了，但他是为别的原因笑。这一条高压线用了多少铜，县里为了修这条线从外面调了多少铜材，他心里有数。线是通了，但用的是别人家的铜。刘福生想，如果有一天大家要来东坪镇买铜，那得多好。

他想得出了神，直到有人拍他肩膀才醒过神来。回头一看是李建中，今天穿得正式，白衬衫黑裤子，胸口别着工作证。

"福生，想什么呢？"李建中递给他一根烟。

"没想什么。"刘福生接过烟点上，"李哥，这线通了，以后镇子上用电不愁了。"

"可不是。"李建中吐了口烟，脸上带着得意，"这个工程我跟了好几个月，总算落地了。对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我听说县五金公司进了批新铜材，你要是用得上可以去看看。"

刘福生心里一动："什么新铜材？"

"说是铜排，变电站用的那种，多出来一些要处理。"李建中弹了弹烟灰，"你上次不是说想买铜材吗？去看看呗。"

刘福生记在心里。铜排，那玩意儿用量大，转手也方便。第二天他就去了趟县五金公司，果然看到库房里堆着一些铜排，规格是五十乘五的，一米多长一段，整整齐齐码在架子上。管库房的师傅说这批是多出来的，便宜处理，三十二块钱一公斤。

三十二块钱一公斤的铜排？刘福生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管库房的师傅不耐烦地说："三十二，要买赶紧买，这批货腾出库房来要好进新货。"

刘福生没有犹豫，当场掏钱买了三百公斤。他兜里的钱花出去九千六，铜排放满了偏房一半的地面。他蹲下来看那些铜排，暗红色的断面，侧面轧着规格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三十二块钱一公斤，比赵业务员那边便宜十块钱。他心里那根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就算现在倒手卖出去，三十二进四十出，一公斤净赚八块，三百公斤就是两千四。

但他没打算现在卖，他打算囤着。

十一月中旬，天气凉下来了，老街上铺了层薄霜，早上踩上去嘎吱响。刘福生又进了两批货，这次通过赵业务员从省城调了五百公斤铜管，四十三块钱一公斤，货到付款。他还从县里一个倒闭的小厂子手上买了一台旧变压器，拆了里面的铜绕组，按废铜价收的，折算下来一公斤不到三十块钱。

偏房已经快堆满了。铜管、铜线、铜排、还有从变压器里拆出来的铜绕组，一摞一摞码着，把几面墙都占满了。中间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走道，人侧着身子才能挤进去。

刘福生每天晚上都要去偏房看一会儿。他不开灯，就站在门口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那些铜的影子。铜在暗处泛着幽暗的红光，一堆一堆的，像一堵矮墙。他有时候伸手摸一摸最上面那根铜管，冰凉的，光滑的，那种触感让他心里踏实。

但钱也越来越少了。饼干盒子里的现金只剩一万多块，信用社那两万二的贷款花掉了一半，姑姑的钱也花了大半。他算了算，手里的铜总重差不多一吨二了。一吨二，他做到了。小半年之前他还在为买不起一吨铜发愁，现在他有了实实在在的一吨多铜。

他心里那个目标又从十吨调低了一点——五吨。如果能囤够五吨，价格翻一番，那就是四十万的利润。四十万，够他把信用社的贷款还了，把姑姑的钱还了，还能在县城买套房子，或者把铺子翻新一下，甚至还能剩下一笔钱做别的。

但他手里已经快没钱了。五吨还差得远。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陈胖子来他铺子里坐了坐。陈胖子最近不知道怎么对他热络起来了，可能是听说他真的在倒腾铜，想来看看虚实。他坐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转着脑袋打量铺子里的货架，又往后面院子的方向看了看。

"福生，听说你搞了不少铜？"

"弄了点。"刘福生给他倒了茶。

陈胖子喝了口茶，咂咂嘴："我那天听赵科长说，省城的铜价又涨了，现在四十八一公斤了。你那些货进得早，赚了不少吧？"

"还没卖呢。"

"还不卖？等什么？"

刘福生没接话。他不想跟陈胖子说太多，这人精得很，三句话能套出你的底来。他岔开话题问陈胖子生意怎么样，陈胖子又说了几句闲话，走了。

陈胖子走后刘福生坐在柜台后面发了会儿呆。他想，连陈胖子都来打听铜的事了，说明风声已经传开了。镇上都在传有人在倒腾铜，东坪镇就那么大，藏不住事。过不了多久怕是整个镇子都知道他刘福生在囤铜了。

他倒不介意被人知道，但怕引来麻烦。树大招风，谁都知道你手里有货，怕有人动歪心思。他后来把偏房的门加了一把锁，还在院子里养了一条狗——一条土黄色的柴狗，是从隔壁村抱来的，半大不小，拴在枣树底下，见人就叫。

十二月来临，天彻底冷了，北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吹得老街上的屋檐"呜呜"地响。铺子里的生意更淡了，天冷大家不爱出门，一个上午也来不了几个人。刘福生索性把门板上了半截，躲在屋里烤火。他用一个旧铁盆装着木炭，放在柜台旁边，炭火红彤彤地亮着，烤得人脸发烫。

他抱着硬皮本坐在火盆边上，翻来覆去地算账。手里的钱快花光了，但货还得继续进。他打算再进一批铜线，找赵业务员再赊账一次。他在本子上写了"十二月计划：进铜线四百公斤，付一半订金，余款一月内付清。"写完了看了看，觉得可行，又觉得悬。赵业务员那边不一定肯让他赊账，上次他已经赊过一次了，虽然按时付了款，但人家是做生意的，不是开善堂的。

他决定再去一趟省城，当面跟赵业务员谈。

省城离安化县有三百多公里，坐火车得四五个小时。刘福生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溆浦县，省城他从来没去过。他提前一天把铺子关了门，跟何婶打了声招呼说出去几天，然后搭车去了县城，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市里，再从市里转火车。

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从火车站出来，站在广场上看着四周的高楼和霓虹灯，有点发懵。省城的夜是亮的，到处都是光，路灯、车灯、招牌灯、广告灯箱，把天空都映成了橘红色。街上的人多得像蚂蚁搬家，从他身边挤过去，说着各种口音的话。

他按赵业务员留的地址找到省供销公司的办公楼，门卫拦住了不让进，说下班了明天再来。他只好在旁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十块钱一晚，房间很小，但干净。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车声，翻来覆去睡不着。这里太吵了，跟东坪镇完全不一样，东坪镇的夜是安静的，只有蛐蛐叫，这里一整夜都有汽车开过去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供销公司办公楼。赵业务员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看见他来了有点意外。"福生？你怎么跑来了？"

"赵哥，想跟你谈批货。"

赵业务员让他坐下，倒了杯热水给他。办公室不大，但暖和，暖气片烫手。赵业务员穿着件灰色毛衣，比上次在镇上见的时候显得精神些。他坐下来问刘福生要什么货、要多少。

"铜线，四百公斤。"

赵业务员皱了皱眉："四百公斤不少了，现在铜价紧，省里调货都要排队。你上次那批货的钱还没结清呢。"

"我付一半订金，剩下的一半一个月内付清。"

赵业务员靠在椅背上，看着刘福生："福生，你是老实人，我也不瞒你。现在铜价一天一个价，今天四十八，明天可能就五十一了。我给你赊账，一个月的功夫铜价涨了，我只收你约定的价，等于我亏了。我是做买卖的，不是做慈善的，你明白吗？"

刘福生当然明白。但他不想放弃，他把自己的情况跟赵业务员说了说，说他已经在东坪镇囤了货，正在找下家，只要找到下家出了货，钱马上还上。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尽量平稳，但心里其实没底。他确实在找下家，但还没找到。

赵业务员想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这样吧，你先把上次那批货的尾款结清，我就给你调这四百公斤。订金付一半，余款给你二十天。二十天之后不管铜价涨到多少，你得按约定的价把余款付了。"

"行。"

赵业务员给他开了单子，让他去财务交订金。刘福生把兜里最后那点现金交了大半，手里只剩几百块钱做路费。他拿着提货单从办公楼出来的时候，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但心里是热的。四百公斤铜线到手了，加上他手里的货，快两吨了。

从省城回来之后刘福生就开始忙着找下家。他把镇上有可能的买主又过了一遍，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想到了县里那些五金店和电器修理铺，一家一家去跑。他背着样品，走了好几条街，进了十来家铺子。有些老板看都不看就摆手说不要，有些问了价嫌贵，有些说货量太小不划算。

他跑了三天，只谈成了一笔小买卖——县东街一家电器修理铺要了他五十公斤铜线，按四十五块钱一公斤卖的。赚了五百多块。

五百多块，对他来说已经不少了，但跟他的投入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吃掉他全部货的大买主。

快过年的时候，他通过老张的介绍认识了县城一个搞基建的包工头，姓林，叫林德富。林德富在县里承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水电安装，每个月都要用掉大量铜材。老张跟林德富是牌友，打麻将的时候提了一嘴，说东坪镇有个年轻人手里有一批铜材，质量不错，价也公道。林德富当天就打电话到镇上的公用电话，让老张转告刘福生，说有兴趣谈谈。

刘福生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铺子里给柴狗喂食，老张的电话打过来他说"好的好的"，挂了之后站在公用电话亭旁边愣了好几秒。北风吹得电话亭的塑料门哗哗响，他的耳朵冻得通红，但他一点没觉得冷。

第二天他就带着样品去了县城，在老张家里见到了林德富。林德富四十来岁，黑瘦，穿一件旧军大衣，手指头夹着烟，烟熏得发黄。他翻来覆去看了看刘福生带来的铜管样品，又拿卡尺量了量壁厚，点了点头。

"货可以。"他把铜管放下，"你有多少？"

刘福生报了个数："两吨多，各种规格都有。"

林德富扬了扬眉毛："两吨多？你一个人囤了两吨多铜？"他上下打量了刘福生一番，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佩服，"小刘你可以啊，胆子不小。"

"林老板，你要是要的话，我给你优惠价。"

林德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想了想："年底我那个工地要收尾了，开春才新开工。我手里现在消化不了两吨。你先给我五百公斤，年后剩下的我再看看。"

五百公斤也是好的。刘福生答应了，价钱谈到四十七块钱一公斤，比市价低一块，但比他的进价高了不少。他算了算，这批货他进的时候均价不到四十，四十七出手，赚了七块钱一公斤，五百公斤就是三千五。

第一次正经出手，他赚了三千五。钱不多，但开了张，心里有了底。

腊月二十几，他把五百公斤铜材运到了林德富的工地，在工地的临时仓库里过秤验收。林德富当场让会计把钱结了，一沓子钞票塞进刘福生怀里的时候他手都有点抖。

拿着这笔钱回来，他把赵业务员那批货的尾款结了，又给信用社还了一部分贷款。剩下的钱没再进货，他打算留着开春再看看情况。腊月里天冷，运输不便，铜价倒是一直在涨，赵业务员那边报来的价格已经到五十一块钱一公斤了。刘福生手里剩下的货按现价已经超过十万块钱了，但那是账面上的数字，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压在心里。

除夕那天东坪镇下了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盖在屋顶上、青石板上、院里的枣树枝上。刘福生一个人过年，煮了碗饺子，炒了两个菜，摆在柜台上。他给爹娘的遗像前上了炷香，又烧了点纸钱。纸灰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儿飘到院子里，落在雪地上黑黑的一小片。

他端着碗坐在柜台前面吃饺子，收音机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转播，笑声和掌声从喇叭里传出来，热闹得很。他听着那些热闹，觉得自己也热闹了一点。偏房里那些铜安安静静地堆着，像是他养的一群沉默的伙计，陪着他过年。

吃完了饺子他把碗筷收拾了，拿着半瓶酒去了偏房。推开门，一股铜的味道扑面而来，说不清什么味，就是金属那种凉凉的气息。他把酒瓶放在铜管上，自己也靠着铜管坐下来，仰头喝了一口。酒辣，辣得他哈了一口气。他伸手拍了拍身边的铜管，发出"铛"的一声轻响，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伙计们，新年好。"他对着满屋子的铜说了一句，自己笑了。

雪还在下，从偏房的小窗飘进来几片，落在铜管上化了，湿漉漉的一小点。刘福生坐了一会儿，把酒喝了半瓶，觉得浑身热乎乎的，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把门锁好回了屋。

年过得快，初五的时候街道上又有人走动了，家家户户门口的红对联还没揭，有些已经让风吹卷了边。刘福生初六就开了铺子门，但也没什么生意，大家还在年里，走亲戚的走亲戚，打牌的打牌。

正月里他又去了一趟县城，找林德富吃了顿饭。饭馆不大，但热乎，火锅咕嘟咕嘟冒着泡。林德富告诉他，开春后他有两个工地要开工，一个是县里的学校教学楼，一个是镇上的粮库扩建，都用得上铜材。

"你那批货我全要了，开春后分批提。"林德富夹了块肉在锅里涮，"不过小刘，你得给我优惠点，四十六。"

刘福生端着酒杯想了想。四十六比市价低了五块，但他一次清掉所有的货，省了来回跑腿的功夫，也算划算。他举起酒杯跟林德富碰了一下："行，四十六。"

杯子里的白酒晃荡着，映着饭馆的灯光亮晶晶的。刘福生喝了一口，酒顺着喉咙下去，热辣辣地烧到胃里。他这些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过完年了，政策是不是快出了？

正月没过完，风声就来了。正月二十那天，刘福生拿到了新一期的《中国有色金属报》，头版头条是一则消息，标题他看了好几遍——"国家有关部门拟放开有色金属价格管制，铜铝铅锌将逐步市场化定价。"

他把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一个字都没漏掉。消息是新华社发的，语气官方，说"逐步""稳妥推进"，没说具体时间。但刘福生知道，这个"逐步"不会太久了。老张说"最迟明年上半年"——现在是九三年二月，政策已经见报了。

他拿着报纸在铺子里转了好几圈，手攥着报纸边角，纸都攥皱了。偏房里的铜还在那儿，安安静静的。他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他蹲在偏房门口，看着里面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铜管铜线铜排，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要来了。"他小声说了一句，不知道是说给铜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政策出了消息之后的第三天，县五金公司报价已经涨到了五十五一公斤。第五天，五十八。赵业务员打电话来说省城的铜价已经冲上了六十，有些现货还在往上喊价。

刘福生的货还在偏房里堆着。他本来答应林德富开春后分批提货，但现在他有点犹豫了。五十五、五十八、六十，一天一个价，如果他把货留到月底，能多赚多少？

但他又想起老张的话——"见好就收"。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做人不能贪。林德富那边是他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大买主，如果因为他临时反悔把关系搞僵了，以后就断了这条路。

正月二十八，林德富的电话打到镇上的公用电话来了。刘福生跑去接的时候心里有点忐忑，怕林德富反悔压价。

"小刘，你那些货还在吧？"林德富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听起来有点急。

"在呢。"

"明天给我送三百公斤铜管来，工地上急用。价钱按上次说的四十六？"

刘福生沉默了两秒钟。电话那头林德富见他不说话，又补了一句："现在市价都六十了，我知道亏待你了。但这批活我是年前谈下来的，预算就那么多，你帮帮忙。"

刘福生捏着话筒，手指头冰凉。六十和四十六，一公斤差十四块钱，三百公斤就是四千二的差距。四千二，他得卖多少货才能挣回来？但他想起林德富请他吃饭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刘你有前途"的样子，想起老张牵线搭桥的面子，也想起自己说过"行"的那个晚上。

"行，林老板，我给你送。"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

电话那头林德富明显松了口气："好兄弟！下次请你喝酒。"

挂了电话刘福生站在公用电话亭里好一会儿没动。外面的北风把电话亭的门吹得"咣当"响，冷气从门缝里钻进来，他打了个哆嗦。他摸了摸兜里那本硬皮本，翻开记了一笔——"正月二十八，答应林老板三百公斤铜管，四十六一公斤。"

他合上本子，吐了口气。四千二没了，但路还在。路比四千二值钱。

第二天他雇了辆三轮车，把三百公斤铜管从东坪镇运到县城。林德富在工地门口等着，亲自帮他卸货过秤。算钱的时候林德富多给了两百，说算是运费。刘福生推了两下没推掉，收了。

拿着钱往回走的时候，街上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碎红纸屑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刘福生踩着那些红纸屑走了很长一段路，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高兴，有心疼，还有一点说不出的安定。

二月初，政策的具体细则下来了。铜价全面放开，国家不再统一定价，由市场供求决定。消息出来的当天，县五金公司的报价跳到了六十五，省城那边更是冲上了七十。刘福生手里的货按市价算已经值十五万了。

但他手里没剩多少了。开春后林德富陆陆续续把他的货提走了大半，只剩下最后几百公斤铜线。他算了算，这几个月他前前后后一共经手了差不多三吨铜，卖出去的均价在四十五到四十七之间，比他现在剩下的货的市价低了一大截。

要是再等一个月再卖呢？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想。要是他年前那些货不卖，留到这个时候再出手，他至少能多赚好几万。但他又想，要是他不卖，林德富就不找他进货了，他手里没钱周转，后面的货也进不来。这是一个循环，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二月中旬县里开了一个物资订货会，刘福生通过老张的关系混进去看了看。会场在一个大礼堂里，来的人多是县里厂矿企业的采购和物资公司的人，也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小商贩。会场上最热闹的就是铜材的摊位，围了好几层人，都是问价的。一个摊主报了个价"六十八一公斤"，人群里立刻有人喊"我要两百公斤"，又有人喊"我要五百公斤"。

刘福生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心脏砰砰跳。六十八一公斤，比他几个月前进的时候贵了将近一倍。他手里还有几百公斤，如果在这儿卖了，能赚一笔。但他没有摊位，也没有门路，只能看着那些人抢货。

订货会结束后刘福生在外面碰到了林德富，他正跟几个同行抽烟聊天。看见刘福生，林德富招手让他过去，给大家介绍说："这是东坪镇的小刘，手里有好货。"几个同行都看了刘福生几眼，有人递了张名片过来，说"有货联系我"。

刘福生接过名片，名片上印着"安化县建筑安装公司采购部"的字样。他小心地把名片收进兜里，跟林德富又聊了几句。林德富告诉他，现在铜材紧俏得很，县里的工地都在抢货，有些甚至跑到市里省里去拉。

"小刘，你要是还能弄到货，有多少我要多少。"林德富递了根烟给他，"价钱好说。"

刘福生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变成一团白雾，散得很快。他看着林德富认真的脸，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他可以再进一批货。政策是放开了，但价格还没到顶。赵业务员说省城的铜价还在往上冲，国际铜价也在涨，国内缺口还是那么大。他如果现在再进一批，转手就能赚钱。

但他手里没钱了。年前挣的钱还了贷款、还了姑姑、付了尾款，兜里又空了。他现在是空有一仓库的名声，手里没几张票子。

他想来想去，只剩下一个办法——找陈胖子。上次陈胖子没借他钱，但这次不一样了。铜价涨了，有目共睹的，陈胖子应该也看到了。如果他现在跟陈胖子谈合作，让陈胖子出钱他出力，五五分成，陈胖子可能会动心。

二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刘福生又去了陈胖子的南货店。这次他带了一沓报纸和报价单，还有他自己记的进货出货账本。他把东西摊在陈胖子面前，一项一项跟他讲。

"陈哥，你看，我去年九月进的铜管，四十二一公斤。现在多少钱？今天省城报的是七十。涨了将近七成。我手里还有几百公斤尾货，按现价能卖三万多。我不是在跟你吹牛，你看这些单据，都是真的。"

陈胖子坐在收款台后面，戴着老花镜，把刘福生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翻看。他看得很仔细，连进货单上的日期和金额都对了对。看完之后他把东西推到一边，摘下老花镜，搓了搓脸。

"福生，你确实做了件大事。"陈胖子的语气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声音里多了些认真，"一个人囤了几吨铜，我小看你了。"

"陈哥，我想再进一批货。铜价还在涨，现在进去还能赶上尾巴。但手里没钱了，想跟你合伙。你出资金，我出路子，赚了平分。"

陈胖子沉默了很久。他在柜台后面转着铅笔，转了好几圈，最后把铅笔一拍："福生，你打算进多少？"

"能进多少进多少。现在市场上货不好抢，我手里有省供销公司的渠道，能拿到货。但需要订金，越多越好。"

"五万。"陈胖子伸出五个手指头，"我出五万，算投资。赚了平分，亏了咱俩一起担。你写个字据。"

刘福生的心咚地跳了一下。五万，加上他手里的尾货折现，凑起来能进将近一吨的货。他按捺住激动，点了点头："行，我写。"

字据是陈胖子拿出来的，印刷的借款协议，填上金额、利息、还款日期。刘福生看了看，利息按月息一分五算，不算太高。他在借款人那栏签了字，按了手印。陈胖子也签了，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沓钱，五万整。

刘福生把钱揣进怀里的时候，怀里沉甸甸的。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步子迈得很大，夜风吹着他的脸凉飕飕的，但他浑身都是热的。他想，这次要是成了，他就真的翻了身。

接下来几天他忙得脚不沾地。先联系赵业务员订货，赵业务员说现在货紧，省公司手里也没多少库存了，不过可以帮他调一批铜线，七百公斤，六十二一公斤，比市价便宜。

六十二一公斤，七百公斤就是四万三千四。刘福生算了算，还剩六千多块，他又从县里一个熟人手里收了批废铜，整理出来两百公斤，折算下来不到四十块钱一公斤。

三月中旬货到了。七百公斤铜线和两百公斤废铜整理出来的净铜，堆在偏房里又码了一面墙。现在偏房里又是满满当当了，各种铜材挤在一起，人进去都要侧着身。

刘福生站在偏房门口看着，手插在裤兜里攥着那把锁的钥匙。他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去年夏天他还在为一个梦想发愁，现在他脚下的地面上实实在在堆着几吨铜，青红黄亮，积得像一座小山。

他蹲下来，随手拿起一根铜线。铜线盘成一圈，拿在手里有些分量，暗沉沉的黄铜色在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他拿大拇指摸了摸表面，光滑微凉，上面轧着一串规格字号，认不真切。这根线将来会用到哪个地方去？可能是一栋楼里的电线，可能是电机上的绕组，也可能就是别的什么地方拧了个线头子——他觉得铜这东西结实，随便用在哪都耐用。他把线盘放下，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出手。

三月下旬，价格还在涨。刘福生打听到县里的铜材成交价已经到七十三了，省城那边更是冲上了七十五。他手里的货按市价算已经值将近三十万了。他进这批货的时候是六十二，现在七十三，一公斤赚了十一块，七百多公斤就是八千多块的利润。加上那些废铜整理出来的，利润更高。他这一个月赚的比过去一年都多。

但他还不想卖。他心里有个模糊的判断——价格还能再冲一冲。赵业务员打电话来说省公司的老总预测铜价上半年能到八十，下半年有可能破九十。刘福生信赵业务员的，这人消息灵通，说话有分寸，不会瞎说。

四月里刘福生又出了一批货，卖给林德富的，三百公斤铜线，七十一公斤。这次他没犹豫太久，因为他需要现金来还陈胖子的利息和信用社的贷款。三百公斤卖了，进账两万出头。他把钱分了三份——一份还了信用社这个季度的利息，一份给陈胖子送去，剩下一份留着周转。

陈胖子收到利息钱的时候脸上笑开了花，拉着刘福生非要请他吃饭，在镇上的小馆子里点了四个菜，还开了瓶好酒。陈胖子端着酒杯跟刘福生碰了碰："福生，我当初没看错你，你确实有这个本事。"

刘福生端着酒杯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心里清楚，当初陈胖子可没借他钱，现在说这种话不过是生意人的客套。但他不介意，人在利字面前都一样，他自己何尝不是呢？

五月初，国际铜价突破了两千四百美元，国内铜价跟着往上窜，县里的报价已经到了七十八。刘福生的货又涨了一截。他开始考虑出货的事了——价格不可能一直涨，总会有个顶点。他不想等到顶点，因为没人知道顶点在哪，但他也不想等价格掉下来再卖。

他跟林德富通了电话，说自己手里还有一批货想出手。林德富那边正好新开工了一个项目，缺铜材，答应把剩下的货全要了，价格按七十六算。

七十六一公斤。刘福生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他手里还剩将近一吨货，进价平均在五十五左右，现在七十六出，一公斤净赚二十一，一吨就是两万一千块钱。加上之前陆陆续续出的货，这一年下来他全部利润加起来差不多有四万块。

四万块。对一个镇上开杂货铺的人来说，这算是一笔大钱了。但对刘福生来说，这跟他当初那个囤十吨铜、赚几十万的梦想比起来，还差得远。

他蹲在偏房里，对着那些即将被拉走的铜，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清的情绪。这些铜陪了他将近一年，从夏天到冬天再到春天，他每天都要来看一眼，摸一摸。现在要把它们送走了，像送走一群老伙计。

他伸手拍了拍堆在最上面的那卷铜线，铜线发出沉闷的"嗡"的一声。他想起去年夏天他第一次从县里拉回那两箱铜管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那天他蹲在院子里一根一根地敲铜管玩，敲了一下午。

"走吧。"他对着那些铜说了一声，站起来，把偏房的门打开了。

林德富派来的卡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几个人把那批货装上车。刘福生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一捆一捆的铜线被抬上车厢，铜管被码齐捆好，铜排被抬起来摞上去。车上的货越来越多，偏房里越来越空。到最后搬完了，偏房又恢复了一年前那副空荡荡的样子，只有地上油毡还留着铜管压出来的凹痕。

刘福生站在空偏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心里空落落的，但又有一种踏实感。货没了，钱来了。他兜里的硬皮本上，这个买卖算是一个段落了。

五月底，刘福生把所有的账都清了。信用社的贷款本息结清，姑姑的六千块钱还上了，刘桂芳收到钱还打了电话来，说福生你现在出息了，以后好好过日子。陈胖子那边的本金加利息也都清了，陈胖子还想再投钱让他继续干，刘福生想了想，没有答应。他说想歇一歇。

他把剩下的利润拢了拢，刨去所有成本、利息、费用，净赚了四万七千多。这笔钱他存了一部分在信用社，留了一部分在饼干盒子里。饼干盒子又沉甸甸的了，他端着那盒子的时候心里踏实。

杂货铺重新开了起来。他花了几百块钱进了批新货，把落灰的货架擦了擦，柜台也重新漆了一遍。何婶路过的时候说"哟，福生你总算知道收拾铺子了"，刘福生笑了笑，说"是该收拾收拾了"。

六月里天气热起来了，蝉又开始拖着嗓子叫。老街上的青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影子又缩成了脚底下一小团。刘福生坐在铺子门口，手里捏着半截烟，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但有什么不一样了，他自己知道。

那天傍晚何婶又探出半个身子喊他："福生，收摊了？"

"收了收了。"他站起来开始卸门板。门板还是那些松木门板，一块一块嵌进槽里，他托着底往上提，斜着抽出来。动作还是那么麻利，但心里沉静了许多。

何婶的缝纫机又响起来了，"哒哒哒"的声音从窗口传出来。李建中下班回来了，自行车铃铛响了两声，然后是一家人说话的声音。街上有人骑着摩托车过去，带起一阵灰尘。远处的山峦在夕阳里变成深青色的剪影，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慢慢的，缭缭绕绕的，散在晚风里。

刘福生把门板上完，回到铺子里，点了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他坐在柜台后面，把硬皮本拿出来翻了一遍。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整整十个月的记录，每一笔进货、每一笔出货、每一笔借款、每一笔还款，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翻到第一页，看到自己写的"现在四十块钱一公斤，一吨四万"那行字，字迹潦草，缺胳膊少腿的。

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从柜台底下拖出那个铁皮饼干盒子，打开盖子看了看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钱。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橡皮筋捆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又把盖子盖上，塞回原处。

窗外的蛐蛐叫起来了，一声一声的，跟去年一样。电灯泡昏黄的光照着屋子里那些熟悉的物什——货架、柜台、挂钟、收音机。刘福生靠在椅背上，把脚搁在柜台的横档上，听着那些声音，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他这辈子大概不会再去囤一百吨铜了。几吨跟一百吨，中间差着几十年的功夫和天差地别的本钱，他看得明白。但他也不觉得遗憾。那四万七千块还在，那间铺子还在，那棵枣树还在，那条柴狗还拴在树底下。

日子还长。

夜深了，他把灯熄了，关了铺子的门，走进后院。枣树上的小青枣又结出来了，密密麻麻的一树，再过两个月又该红了。柴狗趴在地上，见他来了摇摇尾巴。他蹲下来摸了摸狗头，狗舔了舔他的手，舌头温热的。

他站起来，看了一眼那间空荡荡的偏房。月光从窗子里照进去，照在地面上，照在那些铜管压出来的凹痕上。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屋。

蛐蛐还在叫，月亮升到院子上空去了，圆圆的，银白色的一片。东坪镇的夜静悄悄的，只有风从山坳里吹过来的声音，穿过树叶，沙沙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