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郭聪聪
7月27日，河南金融监管局发布的批复文件显示，同意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河南农商行”）通过吸收合并增加注册资本80.47亿元，由916.38亿元变更为996.86亿元。
这家成立一年多的省级银行，在注册资本维度上再次提升了一个层级。
从规模上来看，本次增资让河南农商行一举超越交通银行（883.64亿元），仅次于政策性银行及五大国有行，位列全国银行机构第十位。
这串傲人的数字背后，是实力的彰显，还是改革化险的必由之路？农信系统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革？
河南农商行此番增资，源于其对鹤壁、漯河两地9家农商银行及村镇银行的吸收合并，这是其成立一年多来的第三批次整合。
回溯其改革路径：2025年2月，该行由25家机构新设合并组建，初始注册资本292.47亿元；同年9月，又一次性吸收合并9市82家机构。如今第三批吸收合并落地，将鹤壁、漯河两地9家农商银行及村镇银行纳入进来。
至此，河南农商行累计整合15个地区的超100家农信机构。
注册资本亦接连跃升。监管批复显示，该行通过此次吸收合并增加注册资本80.47亿元，由916.38亿元增至996.86亿元，距离千亿门槛仅一步之遥。
截至2026年6月末，河南农商行系统资产总额已达2.69万亿元，系统营业网点4298个；存款余额2.45万亿元、占全省的1/5，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占全省的1/7。从规模看，它已成为河南当之无愧的最大银行。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注册资本高是抗风险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充分条件。”
他进一步解释，资本作为吸收损失的第一道防线，能提高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并为处置不良资产提供缓冲，确实增强了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然而，银行真正的稳健性还取决于公司治理水平、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管理等多重因素。
农信改革进程正在提速，河南农商行正是这一进程中的典型样本。
当前，省联社改革呈现两条主线：一是“联合银行”模式，浙江、江苏、四川等省份采用，县域法人保留独立地位，省级机构搭建技术、风控平台，实施“上参下”股权纽带；二是“统一法人”模式，辽宁、海南、吉林、新疆、内蒙古及河南选择此路径，将县域机构翻牌为省级分行，实现风险与资本统筹。
两种模式在注册资本上呈现出巨大反差。
“联合银行”模式的代表中，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注册资本为50亿元，江苏农商联合银行为77亿元；而选择统一法人模式的各省农商行注册资本均远超前者——内蒙古农商行580亿元、甘肃农商行449亿元、新疆农商行348.88亿元、吉林农商行346亿元。其中，河南农商行注册资本逼近千亿，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相差近20倍。
同样是农信改革，为何注册资本差距如此悬殊？
董希淼对此给出了清晰解读。他指出，两种改革模式的注册资本差异，根源于其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与风险承担机制。
他分析道：“采用统一法人模式的省级农商银行，是一个直接面对市场、承担全省农信系统全部资产负债和各种风险的单一银行实体。因为，它需要超200亿甚至近千亿的高额注册资本，首要目的是用真金白银来核销历史不良资产、填补资本缺口，确保单一法人能独立满足所有监管指标，并为未来业务扩张打下资本基础。”
而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本质上是“银行的银行”，董希淼指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是一个行业服务与协调平台，不直接办理存贷款业务，下辖各农商行仍是独立法人并自行承担风险。因此，联合银行仅需数十亿注册资本满足其运营和平台功能即可，无需直接承担基层的巨额风险敞口。
简言之，前者是为“扛下全部风险”而筹资，后者则是为“做好管理平台”而注资。
不过，逼近千亿的注册资本是否就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董希淼看来，判断银行抗风险能力需综合多项指标，高注册资本只是“安全垫”，而不等于“保险箱”。
他分析道，若高注册资本伴随大量坏账或盈利能力不足，实际抗风险能力仍可能薄弱；反之，省农商联合银行模式自身注册资本虽低，但系统内各法人农商银行独立经营，整体风险分散。由此，抗风险能力并不单纯由注册资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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