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中共“一大”纲领发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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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1960年发现了中共一大纲领英文稿。

老正按：今天说说关于“一大”纲领被发现的情况，并附纲领英文稿。本文摘自叶永烈所著《虹色的起点》，有部分删减。

韦慕庭（1908年－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生于俄亥俄州代顿市。

韦慕庭幼年居华，1931年毕业于奥柏林学院，1932年赴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并任图书馆管理员，194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7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后主导创建中国研究课程，1956年发起中国口述史计划，获福特基金会资助系统采访孔祥熙、胡适等16位民国人物。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1971-1972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

1960年在哥大图书馆发现陈公博硕士论文，内含中共一大纲领英文稿。

其学术成果涵盖孙中山研究、国民党史及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代表著作包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及合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1997年病逝于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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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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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来源：《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月第一版

作者：叶永烈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 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 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 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查无音讯，遍找无着……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美国纽 约。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 作者署名为“Chen 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 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 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1891年9月 29日”。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po”：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三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 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 —一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

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 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 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 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此人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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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分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 《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 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很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伸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一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 注：即1923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 “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 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引者注：即预订）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日本外事协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东京，1933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

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为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 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

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 “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失第十一条！

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 “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 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不过，在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 的。那部书的书名颇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

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 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 大”文件的俄译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 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

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的中文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 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 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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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

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

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 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

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还原译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 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失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

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象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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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英文译稿）

（一九二一年）

原注：本文译自一九二四年陈公博用英文写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二年英文版，C•M•维尔巴编。

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党采取苏维埃（原文如此）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四，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

五、介绍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应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两个月。审查后经过半数以上党员同意，申请人即可取得党员资格。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应由该委员会批准。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八、一个地方的委员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 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一、（英文版原注）（英文版原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 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十四、除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俄文译稿）

（一九二一年）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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