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年7月26日对于古巴来说是一个重要日子,因为在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攻打巴蒂斯塔政权的蒙卡达兵营,是为古巴革命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包括太平天国后代在内的广东籍古巴华人不仅曾积极参加古巴革命,还诞生了三位华裔将军,谨以此文纪念七二六起义73周年并致敬英雄的古巴人民!
古巴华人的由来
时间回到十九世纪,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全岛的热带种植园严重缺乏劳动力,对此那些大农场主将目光瞄向中国。1847年6月,一艘名叫奥肯多号的轮船运载206名华工,从广东出发到达古巴哈瓦那港。不久另一艘载有365名华工的阿盖尔公爵号帆船也驶抵哈瓦那,至此华人开始在古巴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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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失败,那些幸存的太平军将士有一部分也选择远走古巴,当中最著名的是洪秀全族侄、瑛王洪全福。洪全福一路从南京逃往广西,最后又逃往香港,乘坐轮船到达古巴,靠当厨师为生。而洪全福当年是在挂名于香港义和堂航业会所的轮船餐厅上班,往来于香港和古巴之间,而就在这艘船上,洪全福结识了孙中山。之后的洪全福用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还成为古巴洪门领袖,于1910年在香港病逝。
其实还有一部分太平军属于战俘,是清政府帮凶同时也是英国殖民者的戈登在协助清军攻陷苏州后,将大批太平军战俘用船送往古巴做苦力。然而就是这群古巴太平军苦力,却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即第一场古巴革命。1870年1月,一支约21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向古巴革命军发起进攻。尽管革命军人数仅及殖民军四分之一,没有大炮且弹药也不足,但却让西班牙人遭到惨重失败。原来是由太平军组成的两个班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砸碎敌人的头颅。尽管起义已失败告终,但他们却为太平天国扬了名。
事实上这批太平军华人在古巴的境遇非常艰苦,1873年11月清朝太常寺少卿陈兰彬前往古巴实地考察华工境况。在哈瓦那,陈兰彬了解到“航海途中华工死亡率高达13%”,每天超负荷工作14小时以上,且“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为了谋求生存权,古巴太平军在一次起义失败后就参加下一场,同古巴革命者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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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冈萨洛将军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位西班牙文名叫“阿波罗”的太平军军官,“忠诚之气令人钦佩,他身经百战,每次临敌必身先士卒”。还有位姓黄的太平军军官不幸被敌人俘虏,西班牙殖民者对他施以鞭刑,但就义前仍高呼“古巴自由”不止。此外这本书中还提到一位太平军少尉奉命掩护战友撤退,自己却因腿部受伤陷入重围,但他毫不畏惧,每开一枪就干掉一个敌人,直至弹药耗尽。对此冈萨洛感叹“面对这些英雄壮举,连我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了!”
1902年,古巴宣布独立,新政府成立了起义人员复查及资产补偿委员会,但只有少数太平军战士来登记,最后凭退役证去领取补助金的华人只有区区44人。
近代古巴华人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大潮
进入近代以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有一批国内左翼进步人士流亡古巴。这当中一位名叫黄淘白的广东人到古巴后,于1928年创建了左翼团体古巴拥护工农革命同盟,后更名为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1929年,一位名叫何塞•王的古巴共产党本土华裔党员创办《工农之声》中文月刊,以此作为古巴华人工农自卫联盟的机关报,直到1930年被马查多政府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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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下,150余名古巴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打响了反抗巴蒂斯塔统治的第一枪,之后相继有上百名华人加入革命队伍,从中诞生了三位华裔将军!
古巴的三位华裔将军
第一位华裔将军同时也是职务最高者为邵黄,邵黄祖籍广东增城,全家靠在古巴马坦萨斯省小镇圣彼德罗开小杂货店为生。在哈瓦那学院读书时,邵黄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七二六起义,属于参加古巴革命的华人元老。之后邵黄跟随游击队上山,在胡马埃斯特腊山负责战略物资储备,据他回忆说,当时菲德尔交给的任务是保管10袋砂糖、5箱炼乳罐头和5箱盾牌听装小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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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看到劳尔·卡斯特罗和阿尔梅达等统领的游击小分队一个个饥肠辘辘时,邵黄心想劳尔是菲德尔的兄弟,也是革命同志,于是擅自作主将4袋砂糖分给了他们。结果没想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却大怒:“没让你分发,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而这也是邵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令他心服口服。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先是被授予中尉军衔,参加组建武装警察在首都哈瓦那负责执勤巡逻,1965年被任命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助理,197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被任命为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还被选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此外邵黄还是古中友好协会主席,长期致力于古巴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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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华裔将军是古斯塔沃·崔,他的父亲是广东籍华商,母亲是一个黑人。古斯塔沃16岁就参加了卡斯特罗游击队,隶属于弗里亚斯指挥的第三纵队。1959年1月卡斯特罗率起义军进入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后,当晚向数万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古斯塔沃就站在旁边,负责贴身警卫工作。
之后古斯塔沃·崔被卡斯特罗派往比利时留学学习军械管理,回国后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战略物资部工程师,主管空军军械工作。1971年,古斯塔沃·崔成为古巴负责国际军事援助的主管之一,还是古巴在安哥拉军事援助行动的副总指挥,在战场上因意外失去一条腿。1980年他被授予准将军衔后因身体原因逐渐淡出军界,担任古巴革命战士学会会长和古巴中华会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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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华裔将军则是阿曼多·蔡,他的资历可以和邵黄相媲美,五十年代初他就是古巴反巴蒂斯塔政权运动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其间6次被捕,2次接受法庭审讯,并参与了七二六起义。1956年阿曼多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起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登陆,是12名幸存者之一,并被格瓦拉亲自授予少校军衔。
古巴革命胜利后,阿曼多以炮兵团长身份参加了猪湾战役,歼灭了由美国中情局资助的雇佣军,1976年获颁授少将军衔。不过之后他也淡出军界和一线,历任古巴驻佛得角大使和哈瓦那港口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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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多·蔡也是古巴三位华裔将军中唯一一位回国寻根问祖的,2011年时年八十岁的阿曼多·蔡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广东省侨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前往广州番禺蔡边一村三径坊仁居巷祖屋,在堂弟的指引下虔诚上香鞠躬。跟随阿曼多一起的还有他的儿子拉萨罗,当时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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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祭祖过程中,阿曼多还特意将父亲的遗照带回存档,原来他的父亲蔡秩序到古巴后先是靠卖草药谋生,后来攒钱开了间药铺,由于当年古巴中国女子很少,蔡秩序就娶了西班牙裔妇女为妻。据阿曼多回忆,蔡秩序天天挂念中国思念故乡,但直至去世都未有财力回乡,自己则是替亡父圆了叶落归根的心愿。
后记:古巴华人先贤永垂不朽
如今位于哈瓦那的古巴独立纪功碑不仅是中古两国之间友谊的象征,更是古巴华人的精神图腾。每年4月的第一个周日,古巴华人都会按照传统清明节习俗,在纪功碑前致敬默哀。至于碑的背面则刻有冈萨洛将军的名言“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idor.”,即“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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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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