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个普通工人月薪三四十块的年代，八万块，够买下北京城里好几套四合院。
放在今天，大约相当于一个人突然中了几个亿的彩票，换成任何普通人，大概都会想着怎么改善生活、怎么留给子女、怎么安度晚年。
拿到这张支票的人，叫黄维，那年他七十九岁，刚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走出来八年，一个在监狱里关了二十七年的人，一个每月靠两百元生活费紧巴度日的人，突然被一笔天降巨款砸中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留着养老，可他盯着那张支票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这钱，我一分不留。
先说明，这笔钱来路很正。
黄维早年在杭州有一处房产，登记在第二任妻子蔡若曙名下，1948年他被俘之后，房子被长期占用，1983年，国家出台政策，处理解放初期国民党军政人员遗留的代管房产问题，黄维是第一个主动去申请落实的人，房子腾不出来，最后按市价折成现金补偿。
支票拿到手还没捂热，黄维就把它分成了三份，第一份，大约两万六千多元，他定向捐到了上海罗店，作为修建抗战纪念碑的启动资金。
为什么是罗店？这得回到1937年。
黄维活下来了，可他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同他一起冲上去的那些人，大多没有这份运气，1949年以后，他进了功德林，一关就是二十七年，等他终于走出监狱、恢复自由的时候，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那些死在罗店的弟兄们，荒郊野外连块石头都没有立过。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考察，黄维提出一个要求——去罗店看一看，一个人去，他在那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忆起当年的战况，当地乡亲对他说，你们已经尽力了，不怪你们，那时候国力太弱，头发花白的老人，当场落了泪。
从那以后，他一直念念不忘一件事——为罗店阵亡的将士立一座碑。
四年后，那张八万元的支票摆在了他面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罗店寄钱，在他心里，这笔钱如果留给自己养老，他到了地下没脸见那些死去的兄弟。
第二份，他给了蔡若曙的娘家。
蔡若曙是杭州名门闺秀，抗战时期，她听说黄维在前线拼命，特意托人送去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七个字——“有我与你同在”，后来她嫁给了黄维。
1948年黄维被俘之后，蔡若曙没有改嫁，一个人在外面死等，这一等就是二十七年，从水灵灵的少奶奶，熬成了满头银丝的老太婆，她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光阴，全耗在了无尽的盼望和提心吊胆里。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按理说该团圆了，可夫妻俩重新住在一起，只过了一年，1976年，蔡若曙就病逝了，她苦熬了二十五年，好不容易把人盼回家，自己却没撑住。
那处被补偿的房产，当年登记在蔡若曙名下，黄维觉得，这笔钱理应回到她的家人手里，二十七年的守候他没有办法偿还，但这笔钱他必须给出去。
第三份，他给了原配桂仙梅。
桂仙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黄维早年在家乡娶的妻子，两个人的感情谈不上多深，后来黄维另娶了蔡若曙，桂仙梅没有离开，一直在江西老家照料黄维的老母亲，老人年岁大了，是桂仙梅看顾着直到去世、料理了后事。
黄维常年在外从军，没能尽到儿子的本分，这份情，他一直记在心里，这笔钱送回去，算是他迟来的交代。
三份钱分完，黄维自己手里什么都没剩下，政协的同事劝他留点钱防身看病，他摆摆手全拒绝了，有人觉得他傻，好好的养老钱不用，他没多解释，只说这些钱在他手里是别人的，留着心里不踏实。
这还不是黄维晚年唯一一次面对巨额财富。
1975年他刚被特赦不久，海峡对岸就通过香港等渠道秘密派人来接触，台湾方面许诺，只要他过去，不仅给个高官头衔，还要一次性补发他从被俘到特赦这二十七年间的中将薪水，折算下来，高达三十多万美元。
三十万美元加高官厚禄，黄维拒绝得干脆利落，他跟中间人交了底——自己能从功德林走出来，靠的是这边的宽大处理，人家给了他新生，他不能干那种没骨头的事。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去世，终其一生，他没有再积攒下多余的积蓄。
临死前他特别平静，两袖清风，身无长物，也没给儿女剩下啥金银细软，可他这辈子欠下的三笔账——死在罗店的弟兄们、等了二十七年的蔡若曙、替他尽孝的桂仙梅——他用一张八万元的支票，在晚年全部结清了。
他自己什么都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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