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之乱（5）平定黄巾的主帅被削掉六千户，罪名是花钱太多，同一年朝廷刚按亩加过税

仗打完那年冬天，有个人来找皇甫嵩，劝他反。

这人叫阎忠，汉阳人，做过信都令，找上门的时候连官都不在任上了。

他挑的时机很准。朝廷给皇甫嵩的赏刚下来，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邑是槐里和美阳两个县，合起来八千户。

朝廷没从哪个县里划一块地给他，给的是槐里、美阳两个整县，两县有多少户，他的食邑就是多少户。那两个县里所有人家的租，从此不进国库，进他家。

同一批赏里，南线的朱儁第二年春天振旅还京，右车骑将军，增邑五千，改封钱塘侯，加位特进。卢植从囚车里出来，当年就回了尚书台。

账面上看，这事办得挺周正。打赢的升官进爵，打输的抵罪，被冤枉的平反回朝。冀州那年秋天收不上粮，皇甫嵩上奏把冀州一年的田租免了赈饥民，皇帝批了。当地人编了歌唱他。

阎忠就是在这个时候推门进来的。

他说的话很长，中心意思是趁现在。你手上有兵，威望正高，朝廷烂成这样，往北征冀州的人，往外调七州的兵，先把宫里那帮宦官清了，然后天下是你的。他举了个例子，韩信当年不忍心动手，后来后悔得不行。

他给皇甫嵩的处境下了个定性，四个字。

身建不赏之功。

身建不赏之功。

你立的这份功，朝廷赏不起。

皇甫嵩不干。他的理由说得很实在，黄巾这伙人不是当年的六国，也不是项羽，临时凑起来的东西散得快，人心还向着汉朝，老天爷不帮着造反的 （皇甫嵩传原话，人未忘主，天不佑逆） 。

阎忠知道劝不动，走了。史书上给他这一走用了两个字，亡去。

那年冬天冀州安静。第二年正月大疫，黑山冒出十几股人马。

二月，洛阳南宫着火。火从云台起，烧到乐成门，一路延过北阙，嘉德殿、和欢殿都进去了。烧了半个月才灭。

火灭之后，朝廷加了一道税。天下的田，每亩十钱 （灵帝纪原文，税天下田，亩十钱） 。用途写得明明白白，修宫室。

材木文石先运进来。太原、河东、狄道的木头石头，一车一车往洛阳拉。宫里派宦官验收，验一次压一次价，压到原价的十分之一。卖家不干，东西就堆在那儿。堆着堆着就烂了。烂了就再催下一批。

宫殿连着好几年没修起来。

税天下田，亩十钱。

钱从哪儿补。从人身上补。刺史、太守，还有刚被举为茂才孝廉、马上要去上任的那些人，走马上任之前先去西园谈价钱。大郡的价码到二三千万。

西园这个地方，六年前就开始卖官了。价目当年就是明的，二千石两千万，四百石四百万。这道新收费跟买官还不是一回事。你已经被选上了，考绩过了，印绶都定了，临出发再交一笔。价码跟当年买一个二千石差不多，有的还更高。

这笔钱的名目叫助军修宫钱。

名字里有个助军。至于助的是哪一支军，谁在哪儿打仗要用这笔钱，诏令里没写，史书里也找不到。这两个字就那么挂在名目上，跟修宫殿的钱一块儿收。

司马直是河内人，刚被任为钜鹿太守。他名声好，宫里给他打了个折，三百万。

他不肯交。

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他说，当人家的父母官，反过来割老百姓的肉去满足上头要的东西，我做不到 （宦者列传原文，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他称病推辞，上头不许。他走到孟津，写了一封奏书，把这件事错在哪儿一条条讲清楚，然后吞药自尽。

奏书递上去，灵帝下令暂停修宫钱。

停了多久，史书没说。

乐安太守陆康也上过一封，说不该聚敛民财去铸没用的铜人。皇帝身边的人给他扣了个大不敬，槛车押到廷尉。后来有个侍御史替他辩了两句，免官回家，算是保住了命。

这一年七月，皇甫嵩被免。

罪名八个字，连战无功，所费者多。

前四个字有实指。这年春天凉州的北宫伯玉带人打到三辅，朝廷让皇甫嵩镇守长安去讨，没讨下来。《后汉纪》记这件事就只记了这一层，征边章韩遂，无功免。朝廷的账面上，理由是齐的。

后四个字，你花得太多。

处分是这么下的，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改封都乡侯，剩两千户。

八千去六千。

削掉的这六千户能给国库省下多少，没人算过，因为不值得算。真要钱的那一下在五个月之前，天下的田每亩十钱。削户从来不是财政动作，可它给出的罪名，偏偏是一个财政罪名。

同一个朝廷，同一年，一边说钱不够修宫殿，一边说你花得太多。

至于为什么是他，本传写得很直白。他去冀州的路上经过邺城，看见中常侍赵忠的宅子盖得超了规格，上奏没收了。张让向他要五千万，他没给。两个人后来一块儿上奏，说他连战无功，所费者多。

这两条是明写的怨由。凉州那一仗也确实没赢。两条并排摆着，你分不清哪条起了作用，朝廷也不需要你分清。它手里从来不缺理由。

朱儁没摊上这个。他打完南阳升右车骑将军，加位特进，一路做到光禄大夫，中间因为母丧去官，起复之后当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安安稳稳。史书没写他跟宫里那几位有过什么来往，也没写他没有。能查到的差别只有一条，皇甫嵩路过邺城的时候，多看了一眼那座房子。

一年前卢植栽在广宗，罪名是关着营门不打。皇甫嵩后来就是靠关营门赢的那一仗。现在轮到他自己，罪名换成了花钱太多。

罪名可以换。这套系统要的东西，从来不在罪名里。

184年三月，为了打赢这一仗，朝廷把手里能松的都松了。党锢解了，中藏府的钱和西园的马拿出来发给了军士，诏令下到州郡，让他们自己修攻守器械，自己举义兵，孙坚那种自己募兵的人被塞进了官军的编制。

仗打完了，这些东西按理该收回去。

灵帝纪从中平元年翻到中平六年，皇甫嵩传的后半段，董卓传，通鉴这几卷，找不到一道罢兵的诏令。没有遣散，没有归农，没有兵器收缴，一个字都没有。

史书不记，不等于没发生过。但一件涉及全国的事，从本纪到列传到编年，谁都不提，这种沉默本身有分量。

能找到的记载全是反过来的。

黄巾平了，河北的贼一点没少。黑山、白波、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左髭丈八、雷公、浮云、飞燕，名号几十个，大的两三万人，小的六七千，数都数不过来。这些人从哪儿来的，跟去年拿刀的是不是同一批，史书没交代。

其中一支涨到号称百万，带头的叫张燕。朝廷派人打过，打不动。

最后朝廷给了张燕一个官。平难中郎将，让他管河北诸山谷的事，每年可以举孝廉，可以派计吏进京。

孝廉是朝廷选官的入口。计吏是郡国每年报账、报户口、报垦田数的人，进京述职，一年一趟。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是一个郡该有的配置。

朝廷把它们给了一个自己剿不动的人。

半年前朝廷刚下令按亩收十钱，收多少，靠的就是各地报上来的垦田数。现在河北那片山谷的账，由张燕来报。他报多少是多少。

一个刚被朝廷承认的贼头，从此每年往洛阳送两样东西，一份账，一个推荐上来做官的人。

凉州那边更省事。这年朝中议凉州，司徒崔烈提出干脆不要了，退回来守三辅。傅燮当场说，把司徒斩了天下才安 （后汉纪原话，斩司徒，天下乃安） ，理由是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藩篱，丢了凉州，三辅就成了边境，京城就在边境后面。

斩司徒，天下乃安。

皇帝听了傅燮的，没要崔烈的方案。也没治崔烈的罪。

一个宰相在朝堂上提议放弃一个州，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后果。

那年八月张温接手凉州，统各郡兵马步骑十余万屯在美阳。十一月，周慎带三万人追到榆中，董卓带三万人去打先零羌。仗打完，各路人马败的败退的退，只有董卓那三万人整整齐齐回来了。

188年八月，洛阳新设八个校尉，屯在西园。名单里有袁绍，有曹操，有淳于琼，有鲍鸿。八个人上面压着一个人，小黄门蹇硕。灵帝自打黄巾起事就留上了心，蹇硕身子壮，懂点武略，皇帝亲自任的他，连大将军也归他管辖。

同一年，刺史改成了州牧。

外面的事一件件交出去，宫墙里头重新攥起一支兵。同一年办的。

八千户到两千户，中间那六千户收回去的时候，朝廷一句话都没多说。

阎忠说的那四个字，说早了一年。

朝廷用一年时间证明他说得对，然后又用了四年，把他自己也卷了进去。又过了几年，凉州的叛军内讧，几个头目把这个赋闲在家的老头子劫了去，逼他出来当主帅，给他挂了个车骑将军的名号，统三十六部。他觉得这是耻辱，气病了，死在军中。

劝人取天下的那个人，最后被人按在了那个位子上。

凉州的仗还得打下去。往后几年败的败散的散，各路人马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一个人，每次都能把自己的兵完完整整带回来。

就是184年在冀州打输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