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投给马姆达尼？美国犹太人纳闷：难道他们就没察觉到问题

朋友们支持马姆达尼，让我重新思考犹太身份也许，只有泡沫破裂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一直身处其中。”这是一篇关于友谊、犹太身份，以及以色列与部分美国犹太人之间距离不断拉大的思考。据广泛报道，大约三分之一的纽约犹太人把票投给了佐赫兰·马姆达尼。这个结果并不让我意外，因为我在纽约最老、最亲近的朋友中，大多数都属于这33%。

他们投票给他，让我想起经典电影《广播新闻》里那段令人难忘的台词。片中，聪明的记者亚伦·奥特曼谈到自己那位上镜却头脑空洞的竞争对手时，称他是魔鬼，并说：“你以为魔鬼会长什么样？得了吧，没人会被一个长着红色尖尾巴的家伙骗到……他会很有魅力，会友善、乐于助人，会找到一份能够影响一个伟大而敬畏上帝国家的工作。他绝不会做邪恶的事，也绝不会故意伤害任何生命。他只会一点一点地，在真正重要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标准。只是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地诱导人们重形式轻内容。”

我那些朋友对反犹主义的警觉，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削弱的，如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看上去“友善又乐于助人”的马姆达尼。马姆达尼及其支持者经常使用的那些反犹主义陈词滥调，有时包装成反犹太复国主义，有时甚至连包装都没有，但这并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最近，马姆达尼把美国犹太游说人士称作“有问题的人”，说他们“操纵黑金”，朋友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此前，在当选之前，他曾说：“当纽约警察局的靴子踩在你脖子上时，那双靴带是以色列国防军系上的。”这同样没有引起他们担忧。

他们也没有因为马姆达尼在10月8日发布的一条帖子而反感。那条帖子没有提到哈马斯，也没有谴责哈马斯，却呼吁“结束占领，拆除种族隔离制度”。至于他花大量时间要求逮捕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却从不批评其他任何世界领导人，这在他们那里甚至都算不上一个问题。

我试着理解他们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归根结底或许就是：如果马姆达尼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那只是他个人形象的一部分，是他真诚关心弱者的体现。好吧，他不愿谴责“让起义全球化”这句话，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再说，马姆达尼这么年轻，又有魅力，妻子还是一位时髦的艺术家兼网络意见人物，两人在庆祝尼克斯队夺冠时看起来也很亮眼。至于她曾点赞过许多庆祝数千名犹太人遭受性暴力和杀害的帖子——人无完人，不是吗？

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在10月7日经历了什么。那天，我一直在想，我的儿子丹尼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他住的地方正遭受导弹袭击，他到底能不能承受；我还担心恐怖分子离他所在的村庄到底有多近。那个村庄比我居住的耶路撒冷更靠近加沙周边地区。

那天，他们确实对我们的处境表示了同情，但那种同情更像是在面对海啸之类自然灾害，而不是面对一场蓄意发动、意在引发战争的恐怖袭击。回到《广播新闻》里关于魔鬼的那段台词，他们的标准被“一点一点”降低，其实早在马姆达尼出现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身边的世界到处都是犹太人”我在纽约上西区长大，身边的人大多持自由派立场，也关心政治。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都非常世俗。我从未上过犹太学校，不过我读过的每一所学校里，几乎所有白人孩子都是犹太人。纽约市公立学校在重要犹太节日会停课。我的父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从未去过以色列，这在我朋友们的家庭中很常见。我的同学里，很少有人举行男孩或女孩成年礼。我自己也从没想过会有，直到20多岁才开始学希伯来语。

我们并不是自我厌弃的犹太人，只是犹太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反犹主义。我一直被告知：“美国过去反犹主义很多，但那已经是过去了。”我从小就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身边的世界到处都是犹太人。亚伯·比姆和艾德·科赫都当过纽约市长。大家都看伍迪·艾伦和梅尔·布鲁克斯的电影，芭芭拉·史翠珊、埃利奥特·古尔德和吉恩·怀尔德都是大明星，后来电视上又有贾德·赫希、亨利·温克勒、吉尔达·拉德纳，再后来还有杰瑞·宋飞和拉里·戴维。

我们听鲍勃·迪伦、西蒙与加芬克尔、卡罗尔·金、比利·乔尔，还有许多其他犹太音乐人的作品。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索尔·贝娄和约瑟夫·海勒，都是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作家。上西区到处都有犹太礼品店、犹太会堂和洁食肉铺，虽然我们并不常去。等我们上大学时，其他学生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是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的“泡沫”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泡沫里。也许，只有泡沫破裂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一直身处其中。现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我那些属于33%的人朋友，仍觉得自己还生活在那个泡沫里。他们当中没有人“看起来像犹太人”，他们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谁在街头遭到威胁，或者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属的专业组织还没有追问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他们的孩子上了好大学，现在也有好工作。

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也大量阅读报纸和其他媒体，但在许多理解以色列所必需的重要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无知。比如，他们知道以色列被贴上“白人殖民企业”的标签，却不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有80万犹太人被逐出中东和北非国家，其中大多数迁往以色列。他们也不知道，自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以来直到现在，加沙方面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00枚导弹，甚至连以色列曾撤出加沙这件事本身都不知道。

而这个所谓“可怕的地方”，却能为我的儿子提供一种只有最富有的美国人才负担得起的照护水平。这个事实似乎让他感到困惑，随后他就不再谈这个话题。说我的儿子在这里过得很好，反而会让人觉得尴尬，因为这可能会把我归到那些“不够酷”、不痛恨特朗普的人一边，而站到马姆达尼这种讨人喜欢的人物的对立面。

缺乏好奇心他们知识上的空白，以及在意识到这些空白后依然缺乏好奇心，使我们几乎无法交谈。我不确定，当我告诉他们，我认识的大多数以色列人和马姆达尼一样希望看到内塔尼亚胡进监狱时，他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不同的是，以色列人希望他因正在以色列受审的腐败指控入狱，而不是因为纽约市长反复附和的那种虚假又时髦的“种族灭绝”指控。

我理解，理性的人完全可以就美国是否应当卷入对伊朗的战争产生分歧。让我意外的是——虽然我本不该意外——我的朋友们竟会采取一种“美国优先”式的孤立主义立场，或者说，是这种立场的左翼版本：美国永远不该介入任何冲突，因为美国本身如此有毒，以至于它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邪恶的。看起来，他们今天并不会想到，早先那场“美国优先”运动曾让他们的家人以及数以百万计其他犹太人更难逃离纳粹。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这些朋友从来没有，真的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过他们对大约10年前美国加入并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有什么意见。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和联盟其他国家因为伊拉克、叙利亚的平民伤亡就犯下了种族灭绝。很难想象，他们会支持一位纽约市长，把大量时间花在指责反“伊斯兰国”联盟在摩苏尔和拉卡实施种族灭绝，而不是治理城市上。

而在“9·11”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我也没听他们中任何人说过什么。当然，后来发现伊拉克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他们很愤怒。但在美国发动这些战争的当时，他们完全支持，认为这是对“基地”组织袭击纽约的正当回应。我从未听他们，或其他任何人，把那些国家数十万平民的死亡称作种族灭绝。

他们从未自己想到，按人口比例换算，哈马斯造成的大规模人员伤亡相当于美国约有40000人遇难，而且不是四架飞机撞击造成的，而是一对一地被杀害，另有大约10000人被绑为人质。每次我提起这一点，他们都会立刻转移话题。他们也从未想过，为什么哈马斯在加沙地下修建了数百英里的隧道，却不允许平民在战争期间进入其中避难。

相反，虽然我在美国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但我从未听他们对伊朗政府对待女性的方式表达愤怒。2022年，马赫萨·阿米尼因未按政府规定正确佩戴头巾被捕，随后死于狱中，引发“女性、生命、自由”抗议。

他们没有为此发声。2026年初，数万名伊朗抗议者在3天内被杀，他们同样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同情。我可以理解，他们也许认为这些杀戮不足以成为开战理由。但我原本以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至少会对这些抗议者表示同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与我们成年子女年纪相仿，很多都是摘下头巾的年轻女性。但他们没有。

我的朋友们对我讲述的以色列日常几乎没有兴趣他们欣赏那位谴责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的市长，却对我讲述的日常经验几乎没有兴趣，而这些经验恰恰与这种指控相矛盾。为我家人看病的专科医生是一名穆斯林。我母亲生命最后几年多次住院，照顾她的大多数医生也是穆斯林。她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后去世，前来她公寓处理情况的警察也是穆斯林——在当地，凡有人在家中去世，警方都会到场。我的药剂师是穆斯林。我的儿子需要一名每天陪伴他的项目助理时，我雇用的是一名学习特殊教育的穆斯林研究生。

10月7日那天，一些巴勒斯坦朋友联系我，询问我是否安全，也关心丹尼如何应对战争。多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会在周五祈祷时为丹尼祈祷。最近几场战争中，他们对我儿子的关心，甚至超过了我在美国的许多老朋友。事实就是如此。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确实面临歧视。我真诚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尽快当选，纠正这一不公，并制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极端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就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错误地这样描述，只会让帮助那些在这里遭受歧视的阿拉伯人变得更加困难。

最近和这些老朋友交谈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卡珊德拉和一个絮絮叨叨的人混合在一起，总在不断提出那些与他们世界观相矛盾的事实，而他们对此并没有真正兴趣。我把鞋一直放在门边，以防与伊朗的战争再次升级时能迅速跑进避难所——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条毫无意义的信息。在他们眼里，马姆达尼是好人，特朗普是坏人，而我只是一个在居住地选择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仿佛我是在一座活火山旁边搭了帐篷。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不想再听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