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在“文革”时期，周总理本来有五条路可以走，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那么，这五条路都是什么路呢？周总理为什么都没有选？
这五条路可不是我说的，而是周总理的秘书纪东说的。
纪东是河南商丘人，1961年参军入伍，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团，1968年被调到周总理身边当秘书，一直到周总理1976年去世，给周总理当了八年秘书，因此，他对周总理在“文革”时期的事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后来，纪东写过一本回忆录，叫《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其中就提到了这五条路，是这样写的：
“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
“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确实如此，我们先来看看前面那五条路。
第一条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这也是周总理长期以来都在做的事，自从遵义会议开始，周总理就把毛主席当成了最伟大、最正确的领袖，对他的各种指示也都会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因此，如果这次仍然是这样去做，肯定也会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但是，周总理知道，这次和以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样，自己实在不理解这次运动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激进，把大多数老革命、老干部都打倒了，甚至让国家的各个领域发展都停滞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周总理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去完全照着执行。
那么，第二条路呢？如果公开反对这场运动，结果绝不会是让这场运动停止，而是连自己也被打倒了，到那时候，还有谁能保障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呢？
第三条路呢？比第一条路还要更激进，也不会受到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各种攻击，可是，周总理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还有第四条和第五条，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明哲保身，就像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在中国古代是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当世道不公，个人的才华得不到施展的时候，就干脆隐居起来，不跟那些人同流合污。
但是，周总理会这么做吗？肯定不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隐士”，而是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国家和人民，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因此，周总理只能选择第六条路，也是最难走的那条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
纪东后来感慨地说：“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能做到这样“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耿飚，在“文革”时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但是，因为“四人帮”频频插手外交战线上的事，让耿飚忍无可忍，不想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就愤而提出了辞职。
但是，周总理没有批准他辞职，还特地把他叫去，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走，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这三句话，不光是周总理对耿飚的要求，也是周总理自己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为了保障国家各个行业的正常运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自己就是再苦、再难、再委屈，也决不能退缩，把国家拱手让给那些人！
这就是周总理选择的道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再苦、再难、再委屈，也要坚持走下去！
（参考资料：《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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