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最后一位宰相被诛九族，三万人陪葬，他冤不冤？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南京城飘着细雪。

应天府西华门外，一队仪仗正在行进。

銮驾前，一个身着内使服色的人突然从门侧冲出，死死攥住了御马的缰绳。

他张着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只有手指拼命朝西边一座府邸的方向指去。

侍卫一拥而上，棍棒落在那人身上。

他至死也没能说出一个字。

銮驾没有停下。

朱元璋的目光越过西华门的城楼，向西望去。

大雪中，那座宅邸的院墙内，似乎有甲胄的反光一闪而过。

那座宅邸，是左丞相胡惟庸的家。

三天之后，胡惟庸被押赴刑场。

从一介平民到百官之首，他用了二十五年；从权力的巅峰到身死族灭，只用了三天。

而这场杀戮，才刚刚开始。

一、从定远到中书省

胡惟庸是南直隶凤阳府定远县人。

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率军渡江攻下和州，胡惟庸前往投奔。

那一年朱元璋二十七岁，胡惟庸的年纪相仿。

他被授予的职务是元帅府奏差，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

此后十年间，他辗转于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等地方官职。

这些职务并不显赫，但每一步都在向上走。

吴元年，朱元璋称吴王。

胡惟庸被召入京城，任太常少卿，不久升太常寺卿。

从地方到中央，这一步至关重要。

引荐他的人是李善长——定远同乡，开国第一功臣。

据后来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人的揭发，“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

另一份来自《昭示奸党录》的招辞则称，谢礼是“银一千两、金三百两”。

洪武三年，胡惟庸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中书省是明朝初年的最高行政机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他跨进了权力中枢的门槛。

二、独相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长退休。

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不理省事。

朱元璋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右丞。

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因“浮沉守位”“无所建白”，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中书省一时群龙无首。

朱元璋迟迟不置相，中书省的事务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主持。

据王世贞《献征录》记载，胡惟庸“晨朝举止便辟（逢迎谄媚），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

他记忆力惊人，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很少遗漏。

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被擢升为右丞相。

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同年，汪广洋被召回，复为右丞相，但位在胡惟庸之下。

从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三年，整整七年，胡惟庸是明朝实际上的唯一宰相。

史载他“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

内外官员呈上的奏章，他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四方钻营之徒、失意的功臣武夫，“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淮西集团是胡惟庸的基本盘。

他是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与一大批开国功臣同属淮西旧部。

据《献征录》载，他“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

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两家结成姻亲。

他还试图拉拢同乡徐达，徐达鄙薄其为人，不予理睬。

胡惟庸便贿赂徐达的门人福寿，“使为间以图达”。

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时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过委必败”。

浙东集团是他的对手。

御史中丞刘基曾多次在朱元璋面前说胡惟庸的短处。

据《明史》载，刘基病重时，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医生前往诊治，“遂以毒中之”。

关于刘基的死因，后世说法不一：有说被胡惟庸毒死，有说朱元璋指使，也有说正常病故。

但《明史》的记载明确将刘基之死归于胡惟庸。

刘基死后，胡惟庸“益无所忌”。

他的权势膨胀到什么程度？

据《明史》记载，胡惟庸定远老宅的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谄媚者争相附会为祥瑞；又说其祖坟“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

胡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

但所谓“异谋”，究竟是事实，还是日后罗织的罪名，需要打一个问号。

三、裂痕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使者来南京朝贡。

朝贡礼仪属于皇权的范围，应由皇帝亲自接见。

但胡惟庸未向朱元璋报告，擅自处理了此事。

一个宦官发现了这件事，入宫奏报。

朱元璋大怒，敕责中书省官员。

胡惟庸和汪广洋“顿首谢罪”，却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又推回中书省。

朱元璋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

不久，汪广洋被赐死。

汪广洋死时，其妾陈氏从死。

朱元璋询问，得知陈氏是入官陈知县之女。

他大怒：“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

于是下令法司追查——这一查，胡惟庸和六部堂属“咸当坐罪”。

占城贡使事件本来不算大事。

但朱元璋的态度表明，他对胡惟庸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

而胡惟庸真正感到恐惧的，是另一件事。

胡惟庸的儿子乘车在街上奔驰，坠车身亡。

胡惟庸怒杀驾车者。

朱元璋闻讯大怒，命胡惟庸偿命。

胡惟庸请求以金帛补偿死者家属，朱元璋不准。

丧子之痛、皇帝的冷酷——据《明史》记载，胡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他还有另外的谋划。

据记载，胡惟庸曾派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朝旧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

这些“通倭”“通元”的罪名，后来成为胡惟庸案最重要的罪状之一。

但吴晗在1934年发表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指出，所谓通倭、通元等罪状，“或出于捏造，或出于附会，或仅为陷害之借口”。

胡惟庸还拉拢了一批失意的功臣。

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自使用驿传，被朱元璋怒责：“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

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

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日嗜酒色”，被朱元璋切责。

二人“大惧”，胡惟庸“阴以权利胁诱”。

据载，二人曾到胡惟庸家饮酒，“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

”二人益惶惧，胡惟庸“令在外收集军马”。

他还与御史大夫陈宁坐镇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

他对这些人说：“吾有所用尔也。”

这些记载勾勒出一个正在密谋的宰相形象。

但所有记载均出自胡惟庸案发之后的审讯——也就是朱元璋主导的“专案组”之口。

其真实性，历来存疑。

四、西华门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南京西华门。

那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他家旧宅的井里涌出了“醴泉”——一种甘甜的泉水，被认为是祥瑞。

他邀请皇帝到家中观赏。

朱元璋的銮驾出了西华门。

就在这时，一个内使从门侧冲出，死死攥住了御马的缰绳。

此人名叫云奇，据说是西华门的内使。

他“急不能言”，只是拼命指向胡惟庸府邸的方向。

朱元璋大怒，侍卫当场将云奇锤毙。

但朱元璋起了疑心。

他登上高处向西眺望，看到胡惟庸宅中“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

这段“云奇告变”的记载，最早见于《弇州四部稿》。

王世贞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云奇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

他又指出，胡惟庸的丞相府“妻子皆居之，不应在西华门内”，且府中“轩敞无可藏蔽”，“凡内皇城直徼者，一览而当志之，亦不待云奇之告，上之登而後见也”——藏士兵在府中，站在皇城上一眼就能看见，何须云奇来告？

“云奇”这个人物，此前从未在任何记载中出现过，告密之后又被当场打死。

来去都莫名其妙。

有学者直言，这更像是“因故事情节需要被强行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但无论云奇是否真实，銮驾返回宫中之后，朱元璋已经做出了决定。

五、伏诛

正月初三，御史中丞涂节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

御史中丞商暠——此前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胡惟庸的“阴事”。

《明史·太祖本纪》的记载极为简略：“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

“戊戌”是正月初六。

从云奇告变的正月初二到胡惟庸伏诛的正月初六，只有四天。

一同被杀的，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

涂节是告发者，却也被处死——他的告发并没能救自己的命。

胡惟庸被处死的罪名是“谋反”。

但《明太祖实录》的记载颇有深意：“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帝赐惟庸、宁自尽，而不直书谋反，亦不书伏诛，以惟庸、宁谋反未真也。”

“谋反未真”——连《明太祖实录》的编撰者都认为，胡惟庸的谋反罪名未必属实。

胡惟庸死时，朱元璋同时下诏罢中书省、废丞相。

他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秦汉以来运行了一千六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

胡惟庸死后，中书省被撤销，其事权分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但杀戮远未结束。

六、株连

胡惟庸伏诛当年，株连范围尚属有限。

真正的屠杀，在十年之后。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突然重启胡惟庸案。

据载，李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告“善长与惟庸往来状”，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也首告“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

朱元璋“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这一年，李善长七十六岁。

他被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的罪名处死，全家七十余人一同被杀。

据载，因“胡党”案受株连至死或死后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韩国公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已故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均被牵连诛杀。

连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昇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被贬死于四川。

“胡惟庸案”前后历时十二年，株连三万余人。

朱元璋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

但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

有肯定者，有怀疑者。

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通过缜密考证，直接指出此案“完全为明太祖所制造”。

七、冤与不冤

胡惟庸到底冤不冤枉？

如果仅看《明史》记载的罪名——窃持国柄、枉法诬贤、生杀黜陟不奏径行、匿奏章害己者、结党营私——这些罪名大部分是可以成立的。

胡惟庸为相多年，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些都是有史料支撑的事实。

但“谋反”是另一回事。

胡惟庸有没有密谋造反？

史书记载的“云奇告变”漏洞百出；“通倭”“通元”的罪名也被吴晗等学者考证为“出于捏造，或出于附会，或仅为陷害之借口”。

明史专家吕景琳等人更直接指出，此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

更重要的是动机。

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随即废除了丞相制度。

这一举动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正如多数学者公认的，罗织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只是朱元璋消除权力威胁的一个借口”。

胡惟庸“被谋反”，然后宰相制度被废除，皇权至高无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惟庸并不“冤枉”——他的专权跋扈、结党营私，确实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也确实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朱元璋杀他，有充分的政治理由。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胡惟庸又确实“冤枉”——“谋反”的罪名极可能是虚构的。

他未必真要造反，却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株连三万人。

朱元璋需要的不是一个“擅权”的罪名——擅权不足以废除丞相制度。

他需要一个“谋反”的罪名，才能名正言顺地终结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

所以，胡惟庸的死，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制度变革的祭品。

他的“谋反”是真是假，在历史的棋盘上从来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是，朱元璋需要一个“谋反”的宰相，于是就有了一个“谋反”的宰相。

八、雪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南京的雪还在下。

刑场上，曾经的中书省左丞相被押跪在地。

雪落在他的肩头、发间，落在不远处另外几具尸体上——陈宁、涂节，以及胡家全族。

三天前，他还邀请皇帝到家中观赏“醴泉”；三天后，他伏诛于西华门外。

那座曾经宾客盈门的宰相府，此刻被锦衣卫团团围住，院墙内再无甲士，只有哭喊声和铁链声。

雪落在西华门的城楼上。

一个内使曾在这里被活活打死，至死没能说出一个字。

雪覆盖了他躺过的那片地面，覆盖了血迹。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定远县，胡家老宅的那口井里，石笋依然立在水中。

谄媚者称之为祥瑞。

如今祥瑞已变成了催命符——胡惟庸的九族，从定远到南京，从白发老翁到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

雪继续下。

南京城的百姓缩在屋里，听着外面甲胄的碰撞声、马蹄声、哭喊声。

没人知道这场杀戮要持续多久——事实上，它将持续十二年，夺走三万条人命。

西华门外，銮驾经过的那条路已经空了。

雪覆盖了一切痕迹。

三天前，一个太监在这里拉住了皇帝的缰绳，指了指胡府的方向。

三天后，胡府空了。

雪还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