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草原到欧洲文坛——突厥血脉如何捧起诺奖荣光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一个全新的板块——突厥—土耳其文学。

在阿拉伯和波斯这两大文学传统之外，突厥文学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极。它起步比前两者晚，但后劲十足——从11世纪中亚草原上的劝喻长诗，到奥斯曼帝国宫廷里精雕细琢的迪万诗歌，再到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整整一千年的跨度，精彩程度一点不输给阿拉伯和波斯。

一. 口传史诗——草原上的第一声诗韵

突厥人的文学，最早是从口传开始的。公元7世纪，蒙古高原上留下了鄂尔浑铭文——那是现存最古老的突厥语书面记录。但这只是碑文，真正的文学，是游牧民族在帐篷里、篝火旁一代代传唱的史诗。

最著名的要数《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又译《先祖阔尔库特书》。这部史诗被称作 “突厥文学的伊利亚特” 。它讲述的是西突厥乌古斯部族在中亚居住及西迁后的早期历史，由12个传说故事和一篇前言构成。传说中，科尔库特本人是一位行吟诗人，活了将近三个世纪，从信奉萨满教的乌古斯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的时代一直活到伊斯兰化之后。

这部史诗直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才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它全靠行吟诗人口头传诵。语言纯朴、生动，保留了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前后的信仰变迁和民俗传统。

除了《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还有《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和吉尔吉斯人的《玛纳斯史诗》——这些都是突厥语民族口头文学的瑰宝。

二. 伊斯兰化之后的两部奠基之作

突厥人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大约在10到11世纪。接受伊斯兰教，不仅改变了信仰，也改变了文学——突厥人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开始受到波斯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

11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诞生了两部奠基性的作品。

第一部是玉素甫-哈斯-哈吉布在1069至1070年于喀什噶尔创作的《福乐智慧》。这是一部长篇劝诫性韵文作品，13290行，用回鹘文，也就是古维吾尔文写成。书名意思是“带来幸福的知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重大社会问题。它不仅是突厥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还融合了中原汉文化与回鹘传统，是首部将波斯诗歌格律用于维吾尔语文学的著作。

第二部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1072至1074年于巴格达编成的《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一部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词汇的词典，收录了约7500个词条。但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为了说明词义，作者引用了大量突厥各部落的民间谚语、歌谣、诗歌、史诗。换句话说，这是一部用词典形式保存下来的突厥民间文学总集。

《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年，那一年中国是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开始变法。《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072到1074年，那几年司马光正在编写《资治通鉴》。

玉素甫-哈斯-哈吉布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相当于突厥世界的孔子和司马迁——一个用诗讲治国之道，一个用词典记录民族的文化遗产。

三. 尤努斯-埃姆雷——安纳托利亚的苏菲之声

突厥人向西迁徙，进入安纳托利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之后，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

13世纪，一位名叫尤努斯-埃姆雷（约1238—1320年）的苏菲诗人出现了。他是土耳其民间文学的先驱，也是最早使用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语进行创作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主题是苏菲主义的神秘之爱。他的作品分两类：一是1307至1308年写成的教谕诗《忠告书》，二是他去世后由后人编纂的诗集《Divan》。

尤努斯-埃姆雷的语言简单、质朴，容易口耳相传，但主题却富含深意。他的诗至今在土耳其家喻户晓。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诞辰750周年定为“尤努斯-埃姆雷年” 。今天土耳其最大的文化机构之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如果说鲁米是用波斯语写苏菲之爱的“国际巨星”，那尤努斯-埃姆雷就是用土耳其语写苏菲之爱的“民族之魂”。一个高雅，一个通俗；一个走向世界，一个扎根乡土——两者共同构成了安纳托利亚苏菲文学的双子星座。

四. 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诗——迪万诗歌

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此后几百年里，它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宫廷里兴起了一种高度精致化的诗歌——迪万诗歌。它深受波斯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写成，格律严谨，意象繁复，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

迪万诗歌的黄金时代是15到18世纪。几位代表性的诗人值得记住：

内贾蒂（？—1509年）出身奴隶，凭借诗才获得苏丹巴耶济德二世的赏识，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富祖里（约1483—1556年）是16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生于今伊拉克境内，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写诗，堪称“三语诗人”。

巴奇（1526—1600年）被誉为 “奥斯曼诗歌的苏丹” 。他的诗代表了奥斯曼迪万诗歌的巅峰。

内迪姆（约1681—1730年）是18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与其他迪万诗人不同，他的诗更贴近日常生活，描绘真实的伊斯坦布尔街景。

迪万诗歌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精雕细琢，但离普通人很远。它就像中国的汉赋——辞藻华丽，格律严谨，但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欣赏。

五、与宫廷并行的声音

与宫廷迪万诗歌并行的，还有一条民间文学的线。

民间文学扎根于突厥人的口头传统，用更通俗的语言、更自由的格律，讲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埃姆雷就属于这个传统。

17世纪，还有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埃夫利亚-切莱比（1611—约1680年）。他花了40年时间游历奥斯曼帝国及周边地区，写下了一部十卷本的《旅行之书》。这本书不仅是游记，更是17世纪奥斯曼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宫廷礼仪到市井风俗，从战争记录到民间传说，包罗万象。

埃夫利亚-切莱比的《旅行之书》，让人想起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两人都是旅行家，都用文字记录了自己走过的路。区别在于：徐霞客走的是中国的山水，埃夫利亚走的是整个奥斯曼帝国。

六. 现代土耳其文学——从改革到诺贝尔奖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西化改革，土耳其文学也开启了现代化转型。诗人开始借鉴西方的诗歌形式，小说这种体裁第一次出现在土耳其文坛。

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1907—1954年）是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作家，以短篇小说闻名。

尤瑟夫-阿提冈仅凭两部小说就奠定了在土耳其文坛的地位，堪称帕慕克的前辈。

但真正让土耳其文学走向世界的，是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

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土耳其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为背景，讲述四位细密画家绘制一本伟大书籍的故事。小说独特的叙事手法——60个角色轮番登场，连一棵树、一枚金币都在说话——让他包揽了欧洲三大文学奖。

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等大师相提并论，称他是 “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 。

帕慕克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恰恰是土耳其这个国家千年历史的缩影：东方的根，西方的枝；伊斯兰的传统，现代的追求。

好了，第八篇就聊到这里。我们把突厥—土耳其文学一千年的脉络捋了一遍。突厥—土耳其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后来者” 。阿拉伯人有蒙昧时期的悬诗，波斯人有古老的史诗传统，突厥人的文学起步较晚，但正因如此，它吸收了两者的精华——阿拉伯的宗教语言、波斯的诗学格律，再加上突厥人自己的草原气质，三者融合，才形成了独特的土耳其文学风貌。

第九篇，咱们走进印度和巴基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