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海战：一场持续六年的补给线较量

一九四三年五月，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部的战损统计表上，数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整整一个月里，四十一艘潜艇没有返航，其中不少是服役多年、艇长经验丰富的老艇。五月二十四日，卡尔·邓尼茨下令潜艇部队暂停在北大西洋主航线上的大规模行动。这道命令距离他在战前向海军最高指挥部反复申请扩充潜艇产能，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他曾相信，只要潜艇数量足够，就能切断英国与北美之间的海上运输线，让这个岛国的战争能力在数月内崩溃。到一九四三年五月，这个判断第一次被明确证伪。

这场围绕北大西洋航线展开的较量，从一九三九年英国对德宣战当天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德国投降，前后将近六年。投入其中的力量从潜艇、驱逐舰扩展到远程飞机、密码破译机构和整条工业生产线。它决定了英国能否维持战争能力，也决定了盟军后续在欧洲大陆的登陆作战能否获得足够的兵力和物资支撑。

一、为什么北大西洋航线成为战争焦点

英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海外进口的岛国。1939年,英国所需的粮食、石油、原材料和军工物资中,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海运从北美、南美和英联邦国家运入。据战时统计，英国每周需要大约一百万吨海运物资维持基本运转，其中包括食品、燃料油和用于军工生产的原料。一旦这条运输线被切断，英国的军事工业和民众生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

德国清楚这一弱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已经尝试过无限制潜艇战，虽然一度给英国造成严重损失，但最终未能迫使英国屈服，反而促使美国参战，加速了德国的失败。到了1939年，德国海军内部围绕如何对英作战存在不同意见。以埃里希·雷德尔为首的水面舰队派主张建设大型战列舰和巡洋舰群,通过"Z计划"打造一支能够在公海与英国皇家海军正面抗衡的舰队。而潜艇部队指挥官卡尔·邓尼茨则认为，德国的造船工业和资源无法在短期内建成一支足以匹敌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队,真正有效的手段是用潜艇袭击商船,通过切断物资供应间接击垮英国。

邓尼茨据此测算，如果德国能够维持大约三百艘远洋潜艇的规模，其中三分之一在海上执勤、三分之一往返途中、三分之一在港口维修和补充，就有可能对英国的海运造成持续压力。这一测算后来被简化称为"三百艘理论"，但它并未成为德国海军正式颁布的建造计划，更多是邓尼茨本人向雷德尔和海军最高指挥部反复陈述、试图争取资源的作战设想。1939年战争爆发时，德国海军实际拥有的潜艇总数只有五十七艘，其中能够执行远洋作战任务的仅有约二十六艘，其余为用于近海布雷和训练的小型艇，距离邓尼茨设想的规模相差甚远。

英国方面在战前也做了相应准备。皇家海军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证明有效的护航船队制度,商船在指定海域集结，由驱逐舰、护卫舰和轻巡洋舰护送，试图以数量优势降低单艘商船被袭击的概率。同时，英国海军装备了阿斯迪克(即声呐)系统，理论上能够探测水下潜艇的位置。但战前的训练和实战经验都有限,阿斯迪克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探测距离短、对浮出水面航行的潜艇无效等问题，这些局限在战争初期并未被充分认识。

二、战前准备中的判断

双方在战前都对自己的优势抱有较高估计,同时低估了对方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

德国海军判断,只要潜艇部队能够扩充到目标规模,英国的护航体系将难以应付。邓尼茨在战前多次向雷德尔和海军最高指挥部提交报告，要求将潜艇建造列为优先项目，但这些请求始终未能获得充分满足。希特勒和雷德尔更倾向于优先发展水面舰队，其中包括俾斯麦级战列舰在内的大型舰艇建造计划占用了相当一部分造船工业产能。同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原本预计与英法的全面战争不会在一九四零年代之前爆发，因此潜艇建造计划的执行进度被安排得相对宽松。这直接导致战争爆发时潜艇数量远低于邓尼茨设想的规模，也是他此后数年反复要求增产潜艇的直接原因。

英国方面的准备同样存在明显缺口。护航船队制度虽然得到恢复,但可用于护航的驱逐舰数量有限,许多舰艇需要同时承担本土防御、地中海和其他战区的任务。皇家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预算被大幅压缩，造成护航舰艇型号老旧、续航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大西洋护航中,护航舰艇往往无法为商船提供全程保护，护航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大西洋缺口"，即受岸基飞机航程限制、飞机无法覆盖的中部洋面区域。这个缺口后来被称为"空中掩护缺口"，在战争前几年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此外,英国在战前对潜艇威胁的整体判断也存在一定局限。海军部分官员认为，阿斯迪克系统已经能够有效应对潜艇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大规模潜艇战不会重演。这种判断影响了护航舰艇建造的优先级,使得驱逐舰和护卫舰的建造速度在战争初期未能跟上实际需求。

三、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狼群初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当天，德国潜艇U-30在缺乏明确辨识的情况下击沉了英国邮轮雅典娜号，造成上百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数名美国公民。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也让英国方面进一步确认潜艇威胁的严重性。同年十月,德国潜艇艇长京特·普里恩指挥U-47潜入英国本土海军基地斯卡帕湾,击沉停泊在港内的战列舰皇家橡树号,造成八百多名船员死亡。这次行动证明了德国潜艇部队具备突破英国本土防御的能力,对英国海军的士气造成明显打击。

一九四零年上半年，德国占领挪威后取得了新的潜艇作战基地，同年六月法国投降,德国海军进一步获得了位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和拉罗谢尔等港口。这些港口的地理位置比德国本土基地更靠近北大西洋航线，使潜艇的出航距离大幅缩短，能够在目标海域停留更长时间,也让潜艇能够更容易地绕开英国本土附近相对密集的护航兵力，转而在缺乏空中掩护的中大西洋海域展开行动。

从一九四零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初,德国潜艇部队进入了后来被称为"快乐时光"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护航体系尚未完全成熟,英国可用的护航舰艇数量有限,加之潜艇部队开始运用"狼群战术",即多艘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保持分散队形搜索目标，一旦发现护航船队便集结起来同时发起攻击,使护航舰艇难以同时应对多个方向的威胁。这一阶段涌现出若干战果突出的潜艇艇长，例如奥托·克雷奇默尔和约阿希姆·舍普克,他们在数月内累计击沉数十艘商船，克雷奇默尔个人战绩在潜艇部队中长期居于首位。

英国方面在这一阶段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一是加快驱逐舰和护卫舰的建造，包括建造成本较低、建造周期较短的花级护卫舰，用以填补护航兵力缺口。二是与美国达成"驱逐舰换基地"协议，一九四零年九月，英国获得五十艘美国二战前建造的旧式驱逐舰，以换取美国在加勒比海和纽芬兰等地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使用权。这批驱逐舰虽然性能有限,但缓解了英国护航舰艇数量不足的问题。三是逐步扩大护航范围,将原本只在英国近海护航的商船改为全程护航，但由于中大西洋缺乏岸基飞机掩护，这一区域仍然是潜艇攻击最为集中的海域。

四、护航体系的完善与情报战线的展开

一九四一年起，英国海军在护航体系和情报侦察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试图弥补此前的不足。

在护航体系方面，英国建立了西部航路司令部,由珀西·诺布尔海军中将负责统筹北大西洋护航行动,后由马克斯·霍顿海军中将接任。护航舰艇开始按照固定的护航组进行编组和训练,舰艇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协同战术，包括分区搜索、交叉掩护等方式,以应对狼群战术下多艘潜艇同时发起攻击的局面。同时，英国开始在部分护航舰艇上加装早期型号的对海搜索雷达,用于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条件下探测水面航行的潜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阿斯迪克无法探测水面目标的缺陷。

护航船队的实际运行也逐步形成固定模式。商船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后来加上美国纽约集结,编入代号为HX的快速船队或SC的慢速船队，出发前由一名通常由退役海军军官担任的护航司令登上其中一艘商船,负责通过旗语和灯光信号指挥船队保持队形。数十艘商船按照多列纵队排列，每列间隔数百米，整支船队的航速由队伍中最慢的商船决定，慢速船队普遍只能维持每小时八九海里,这也是德国潜艇能够长期咬住船队实施跟踪的重要原因。护航舰艇在船队外围巡弋,遇到警报时向威胁方向集中，但由于舰艇数量有限，船队队形松散处往往难以做到全程无缝隙覆盖。船队抵达英国后，通常在利物浦或洛赫尤附近解散，商船各自驶向不同港口卸货。

情报战线的进展同样重要。英国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机构长期致力于破解德国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所加密的通讯。一九四一年五月，英国海军拦截德国气象船慕尼黑号，从中缴获了部分密钥表。同月九日，英国驱逐舰在北大西洋用深水炸弹逼迫德国潜艇U-110浮出水面，艇长和大部分艇员弃艇后，英国登艇小组在潜艇尚未沉没前进入舱内，取回了整套恩尼格玛密码机和相关密码本。这是布莱切利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批原始材料，此后该机构能够在一定时间延迟内解读德国潜艇部队的部分通讯内容，掌握潜艇集结位置和攻击意图,进而指挥护航船队改变航线以规避狼群的伏击区域。这类情报后来被称为"超级机密"，其存在和使用范围在战时受到严格保密,以免德国方面察觉密码已被破译而更换加密方式。

德国海军同样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破译机构，能够部分破解英国海军用于护航调度的B型密码，掌握部分护航船队的航行计划。双方在情报领域的较量与海上作战同步展开，任何一方密码体系的变动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战场态势。

五、美国参战前后：从租借法案到击鼓行动

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在不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向英国提供军事物资，包括驱逐舰、飞机和各类补给品。为了保护运往英国的物资，美国海军开始在西大西洋承担部分护航任务，美国军舰与德国潜艇之间发生过多次小规模交火，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十月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被德国潜艇击沉,造成一百余名船员死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德国对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加入战争。德国海军抓住美国参战初期东海岸防御体系尚未健全的窗口期,发动代号为"击鼓行动"的攻势，派遣潜艇前往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海域，袭击往来商船。这一阶段商船损失迅速攀升，被称为"第二快乐时光"，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海军此前的作战重心在太平洋，缺乏组织跨大西洋护航船队的经验；沿岸可用于反潜巡逻的舰艇和飞机数量有限；美国东海岸城市在战争初期也未能及时实施灯火管制，沿岸灯光为潜艇在夜间辨识商船轮廓提供了便利条件。三者叠加，使得潜艇在几乎不设防的海域连续得手。据统计，仅一九四二年一年，被击沉的盟军商船吨位就超过六百万吨，是整场战争中损失最为集中的年份。

面对这一局面,美国海军在一九四二年中期开始推行强制护航制度,要求商船必须编入护航船队航行,并在沿岸城市实施灯火管制，同时加快护航舰艇的建造速度。随着护航体系逐步完善，德国潜艇部队在美国近海的作战效果明显下降,邓尼茨随后将主力重新调回北大西洋中部海域，继续针对跨大西洋护航船队展开攻击。

六、一九四三年：技术竞赛与情报优势的叠加

一九四三年是大西洋海战的转折之年,这一转折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多项技术和情报进展在短时间内集中发挥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密码破译方面的进展。一九四二年二月,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将原有的三转子恩尼格玛密码机升级为四转子型号,布莱切利园一度无法解读相关通讯，这一空白持续了近十个月，期间盟军护航船队的损失明显上升。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英国驱逐舰彼得号在地中海东部用深水炸弹将德国潜艇U-559逼出水面，艇员弃艇后，英国军官安东尼·法森和科林·格雷齐尔带领一名年轻水兵托米·布朗登艇搜寻资料，在潜艇迅速进水下沉的过程中，三人合力将密码本等文件传出舱外，法森和格雷齐尔在潜艇最终沉没时未能及时撤离,随艇遇难，布朗因年纪最小被安排留在舱口附近而幸存。他们取回的密钥材料，为布莱切利园破解四转子密码提供了关键线索。此后，该机构重新恢复了对德国海军通讯的持续破译能力。

其次是雷达技术的进步。英国研发出工作波长在十厘米左右的厘米波雷达,相比此前使用的米波雷达,探测精度更高，且不会被德国潜艇装备的梅托克斯雷达预警接收机探测到,这使得护航舰艇和巡逻飞机能够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更早发现水面航行的潜艇，而潜艇艇员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攻击，损失显著上升。

第三是远程巡逻飞机的投入使用。美国提供的B-24解放者远程轰炸机经过改装后用于反潜巡逻,其航程足以覆盖此前完全依赖水面舰艇护航的中大西洋缺口区域，使得潜艇在整条北大西洋航线上都难以找到不受空中威胁的安全区域。

第四是高频测向设备的普及。护航舰艇开始配备能够侦测潜艇无线电通讯方位的高频测向仪,潜艇为了协调狼群战术需要频繁使用无线电通讯,这些通讯信号被截获后,护航指挥官能够据此判断潜艇的大致方位,提前部署驱逐舰进行拦截或引导护航船队规避。

第五是护航航空母舰和支援舰队的投入。英国和美国开始建造小型护航航空母舰,搭载数量有限的舰载机随护航船队一同航行，为船队提供持续的空中掩护。同时，英国海军组建了专门的支援舰队，由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率领,不承担直接护航任务，而是在护航船队遭遇攻击后专门负责搜索和摧毁潜艇，其中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沃克指挥的第二支援舰队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战果。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一九四三年五月成为德国潜艇部队损失最为集中的一个月，后来被称为"黑色五月"。当月，德国海军共损失四十一艘潜艇，占当时潜艇部队总规模的相当部分。面对这一损失速度，邓尼茨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暂停在北大西洋主航线上的大规模狼群行动，将部分潜艇力量转向大西洋南部、印度洋等护航密度和空中巡逻强度相对较低的海域。此后，德国潜艇部队并未完全停止在北大西洋的活动，仍不时以小规模、分散方式尝试袭击护航船队，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黑色五月"之前的攻击频率和战果。这一决定被后来的历史研究普遍视为德国潜艇战略性失败的标志性节点。

七、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最后阶段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之后,德国潜艇部队试图通过技术改进扭转不利局面。潜艇开始加装通气管装置,使潜艇能够在潜望镜深度以柴油机充电,减少水面航行暴露时间；同时，德国研发出声导鱼雷,即所谓的"锯脣鲹"鱼雷,能够自动追踪护航舰艇螺旋桨发出的声音。这些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潜艇的损失率，但未能扭转盟军在护航体系、情报能力和空中巡逻方面已经确立的整体优势。

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潜艇部队失去了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基地，被迫退回挪威和德国本土港口，出航距离大幅增加，能够在北大西洋主要航线上停留的时间相应缩短。此后，德国潜艇部队的活动范围和作战效果进一步受限，盟军护航船队的损失率降至战争期间的最低水平。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前夕，邓尼茨已接替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他在战争最后阶段下令潜艇部队停止攻击行动并返回港口投降,原计划中部分潜艇艇长曾考虑自行凿沉舰艇以避免落入盟军手中，但这一命令最终被撤回,大部分幸存潜艇按照投降条款移交盟军。至此,历时近六年的大西洋海战宣告结束。

八、双方力量对比与损失走势

德国潜艇部队的规模在战争期间持续扩大。一九三九年开战时只有五十七艘，其中远洋型不足三十艘。经过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持续建造，到一九四三年年初，德国海军潜艇总数已增至四百余艘，但由于需要留出相当数量用于波罗的海训练和轮换维修，实际能够在北大西洋前线执勤的潜艇通常在一百到两百艘之间浮动。这一规模已经接近邓尼茨战前设想的目标，但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比他预期的晚了将近三年，而当潜艇数量终于追上设想时，盟军的反潜能力也已经今非昔比。

英国及盟国的护航兵力增长更为显著。开战初期，可用于跨大西洋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不足百艘,型号老旧,续航能力有限。到一九四三年，仅花级护卫舰一种型号，英国和加拿大船厂就建成了两百余艘，加上美国建造的护航驱逐舰和护航航空母舰，盟军在北大西洋可动用的护航兵力达到战争初期的数倍。商船建造能力的变化更为悬殊，美国"自由轮"计划在战争期间累计建成两千七百余艘标准化货船，几乎相当于为盟军重新打造了一支商船队。

从年度损失曲线看，德国潜艇部队的战果与代价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潜艇部队自身损失总数每年在个位数到三十余艘之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期击沉的盟军商船吨位却持续攀升。一九四二年，潜艇部队自身损失上升至八十余艘，但由于潜艇总数同步大幅增加，当年仍然是整场战役中盟军商船损失吨位最高的一年。一九四三年，潜艇损失骤增至两百艘以上，其中五月一个月就占了四十一艘，全年损失数字首次明显超过当年新服役的潜艇数量,潜艇部队规模自此进入净收缩阶段。一九四四年，损失数字维持在类似高位，但由于德国潜艇活动范围和出击频率大幅下降,战果也随之萎缩。这条此消彼长的曲线，比任何单一战役的胜负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场持久战的结果。

九、人物侧写

卡尔·邓尼茨在战前即担任德国潜艇部队指挥官，长期主张以潜艇战为对英作战的核心手段，并亲自制定了狼群战术的基本原则。他在战争后期接替雷德尔出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自杀前指定其为继任者，成为德国投降前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战后，邓尼茨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等罪名被判处十年监禁。

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回顾认为，整场战争期间真正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补给线构成的威胁。这是丘吉尔本人事后的主观判断，但结合英国战时内阁多次围绕护航损失召开专门会议的记录来看，这一判断与英国最高决策层对大西洋航线安全的持续关注是相符的。

弗雷德里克·沃克是英国海军支援舰队的重要指挥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指挥第二支援舰队，多次成功搜索并摧毁德国潜艇，他所发展的"密接追猎"协同搜潜战术，即多艘护卫舰在确认潜艇大致方位后交替以声呐搜索、轮流投放深水炸弹，避免潜艇借己方声呐盲区逃脱,后来被英国海军广泛采用。沃克本人长期担任一线指挥，作战节奏密集，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因脑溢血去世,此前他已连续多年在海上执行任务，健康状况被认为受到长期高强度工作的影响。

京特·普里恩和奥托·克雷奇默尔是德国潜艇部队在战争初期战绩最为突出的艇长。普里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执行任务时,其指挥的潜艇被英国驱逐舰击沉，本人未能生还。克雷奇默尔同样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被英国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战争剩余时间。战后历史研究显示，德国潜艇部队在整场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比例远高于其他兵种，据统计，约四万名潜艇部队官兵中,有约三万人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这一伤亡比例在德国各军种中处于最高水平。

十、战争背后的工业与情报较量

护航舰艇之间的每一次交火，背后都连接着更远处的船坞和实验室。美国的工业产能在战争中期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美国采用批量化生产方式建造"自由轮"型商船,单艘建造周期从最初的数月缩短到数周，最快的建造纪录曾压缩至数天完成船体主体结构。这种建造速度使得盟军新增商船吨位在一九四三年后逐步超过被击沉的吨位，扭转了此前吨位持续净减少的局面。德国潜艇的建造速度在战争中后期同样有所提高，但受制于原材料供应、空袭破坏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始终未能达到邓尼茨战前设想的三百艘规模上限。

在情报体系方面，布莱切利园对德国海军密码的持续破译，为盟军护航调度提供了关键支持,但这一情报优势并非始终稳定存在，而是随着德国密码机型号升级和密钥更换出现过多次中断，每一次中断都伴随着商船损失的明显上升,情报能力在这场战役中并非单方面的持续优势，而是双方技术和反制手段不断博弈的结果。

德国潜艇部队最终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也不能只归结为技术和工业层面的落后。德国整体战争资源长期在东线陆战、本土防空和海军建设之间分配，潜艇部队从未获得雷德尔和希特勒的持续优先支持，这一点在邓尼茨战前多次申请扩产未果时已经显现。潜艇设计路线上，德国在整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沿用常规柴电潜艇的基本构型，虽然在后期加装了通气管和声导鱼雷，但真正具备更高水下航速的电动潜艇，即XXI型，直到战争临近结束才小批量服役，未能投入实战便迎来了德国投降。这些因素与盟军护航体系、情报能力和空中巡逻的进步叠加在一起，共同决定了这场持久战的最终结果。

雷达和反雷达探测设备上的技术竞赛，同样直接影响了战场态势。英国研发厘米波雷达后，德国随即着手研发能够探测这一波段信号的新型接收装置,但受限于研发和生产周期，未能及时装备到足够数量的潜艇上，这一时间差是导致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德国潜艇损失集中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一、战后影响

大西洋海战结束后，其影响延伸到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多个方面，这些影响并非同时显现，而是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年间逐步暴露出来。

在军事层面,这场战役确立了护航体系、反潜巡逻飞机和电子情报手段相结合的反潜作战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被多国海军延续和发展，成为冷战时期反潜作战理论的重要基础。同时,潜艇战的经验也影响了战后各国潜艇设计方向，包括提高水下航速和隐蔽性,以应对日益完善的水面反潜探测手段。

政治层面,大西洋航线的安全直接关系到英国能否维持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物资联系,进而影响英国参与后续欧洲战场作战的能力。护航体系的稳定运行，为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所需的大规模兵力和物资跨海运输提供了基本前提，如果大西洋航线在此前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登陆作战所需的兵力集结将面临更大风险。

经济层面，持续的商船损失迫使英国和盟国大幅增加造船工业投入，美国"自由轮"计划的推行，客观上推动了美国造船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和规模化，这一经验在战后被应用于其他工业领域的批量生产。同时,长期的海上物资损耗也加重了英国的战时财政负担,英国在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物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这一状况延续影响到战后英国的对美经济关系。

社会层面，长期在海上执行护航任务的商船船员面临持续的生命危险，据统计，整场大西洋海战中，盟军方面共损失商船约三千五百艘，另有约一百七十五艘军舰被击沉，造成约七万两千名盟军海员和船员死亡。这一伤亡规模在战后英国社会中长期被视为平民和商船船员在战争中付出重大代价的重要例证,相关纪念活动至今仍在英国部分港口城市延续。

参考资料

1. 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rs, 1939-1942. Random House. 1996.
2. 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d, 1942-1945. Random House. 1998.
3. Marc Milner.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4. Michael Gannon. Operation Drumbeat. Harper & Row. 1990.
5. Karl Dönitz. Memoirs: Ten Years and Twenty Days.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9.
6. Terry Hughes and John Costello.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Dial Press. 1977.
7. S. W. Roskill. The War at Sea 1939-1945 (official histor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8.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Houghton Miff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