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给那几棵快蔫了的黄瓜浇水,手机搁在地上开着免提,是我堂哥打来的,他说你大伯没了,就今早五点来钟的事。我当时手上还攥着那个塑料水瓢,水顺着瓢底滴滴答答往下掉,把我的拖鞋都打湿了。我说哦,然后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把水瓢撂在桶里,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嘎嘣响了一声,心里头空落落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我骑电动车往大伯家赶,路上太阳已经毒起来了,晒得柏油路发软,车轮碾过去有点打滑。路过镇上那家卖豆腐脑的铺子时我停了一下,想起来大伯最爱喝他们家的咸豆腐脑,每次我来看他他都让我捎两碗,一碗多放虾皮一碗不要香菜。我跟老板娘说照旧来两碗,说完才记起来这豆腐脑没人喝了,又摆摆手说不买了不买了,老板娘还骂了我一句神经病。我重新跨上电动车的时候觉得鼻子有点酸,但也没掉眼泪,就是觉得嗓子眼堵得慌。
大伯家院子里已经站了好些人,堂哥在门口招呼亲戚,眼圈红红的。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大伯躺在正屋的竹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脸上倒还安详,就是瘦得厉害,两颊都凹进去了。我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想起来上个月来看他的时候他还坐在这个竹床上跟我抱怨,说这不让吃那不让吃的活着还有什么劲。他那时候还能自己下床走路,就是脚上有个伤口一直好不了,裹着纱布,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说你少喝两口酒比什么都强,他就瞪我,说我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让我痛快痛快怎么了。现在他倒是痛快了,再也不用忌口了。
我帮着堂哥张罗后事,联系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去买寿衣和纸扎。路过村口小卖部的时候看见货架上还摆着大伯爱喝的那种二锅头,最便宜的那种,玻璃瓶身上贴着红标签。我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最后还是拿了两瓶,结账的时候老板娘问给谁买,我说给我大伯,她叹了口气说老李这人啊就是太犟,医生说的话一句不听。我没接话,拎着酒往外走,塑料袋子勒得手指头疼。
我记得大伯刚查出糖尿病那会儿是五年前,那年他63岁,身体还壮实得很,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体检报告拿回来那天他还跟人打牌呢,是我堂嫂把报告单拍在牌桌上他才看的。当时医生说得挺严重,说血糖高得吓人,再不管眼睛和肾都要出问题。大伯当时挺当回事,头一个月连烟都戒了,天天早上起来遛弯,吃饭也注意,小碗盛饭,菜里不放糖。可是这人啊,好了伤疤就忘了疼,过了半年看他血糖控制得还行,又开始偷偷摸摸喝酒吃甜食。我有一回去他家,看见他躲在灶房后面吃月饼,那月饼是豆沙馅的,甜得齁嗓子,他吃得满嘴都是渣子,看见我还不好意思地笑,说就吃这一回。后来我发现他那柜子里藏着不少零食,桃酥、蜜饯、江米条,都是糖分高的东西,他趁家里没人就摸出来吃两口。
为这事堂哥跟他吵过好几回,有一回吵得凶了,大伯摔了碗,说你们就盼着我早点死是不是,我吃口东西都要看你们脸色。堂哥气得摔门走了,过了两天又提着水果回来,父子俩谁也不提吵架的事,但大伯那几天确实老实了不少。可这种老实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他这人一辈子散漫惯了,年轻时候在厂里上班就爱跟领导对着干,老了更不服管。医生让他每天扎手指测血糖,他嫌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血糖仪搁在床头柜上落了一层灰,后来干脆找不着了。
去年冬天大伯的眼睛开始模糊,看东西重影,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那时候还嘴硬,说人老了眼花正常。可后来他走路都绊跟头,有回在院子里被门槛绊了一跤,额头磕了个包,这才慌了。那阵子他老实了不少,天天让我堂哥给他滴眼药水,电视也不看了,就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我隔三差五去看他,给他带点无糖的饼干,他吃着说没滋味,跟吃纸壳子一样。我说总比瞎了好,他也不吭声,就望着天发呆,那个收音机里放着京剧,他跟着哼哼两句,调子都不在点上。
过了年他的脚开始出问题,先是脚趾头发麻,后来破了皮就一直不长。我带他去医院换药,医生把纱布揭开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伤口,心里咯噔一下,脚趾头都发黑了,肉往外翻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医生把堂哥叫到一边说话,我在走廊里陪着大伯,他问我医生说什么了,我说没事就是伤口大点慢慢长。他哦了一声,低头抠自己的手指甲,那个手指头也是糙得厉害,全是裂口。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说可能要截肢,堂哥他们瞒着没敢告诉大伯,只是隔天就带他去换药,车接车送的。大伯有回跟我说,你说我这脚咋就这么不争气呢,走两步路都费劲。我说你好好养着,等天暖和了就好了。他还真信了,天天盼着开春,说开春了要去河堤上走走,看看桃花。
可是没等到桃花开,他的肾也不行了。那段时间他浑身浮肿,脸胀得跟发面馒头似的,鞋子都穿不进去。堂哥带他去透析,一个星期去三次,每次回来他都跟散了架一样,躺在竹床上半天不动弹。我去看他,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太遭罪了,说不治了行不行。我说不行,你得挺着。他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胸口起伏得厉害,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的。那会儿我已经感觉他可能挺不了多久了,但心里还是存着点侥幸,想着说不定就缓过来了呢。人就是这样,明明看见事情往坏处走了,还是不愿意往坏处想。
上个月他过生日,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堂哥特意做了几个他能吃的菜,清蒸鱼、水煮白菜、杂粮馒头。大伯坐在主位上,看着满桌子菜没什么精神,筷子在碗里扒拉来扒拉去,就夹了两筷子鱼。我给他倒了杯茶,他说想喝口酒,堂哥瞪了他一眼,他就没说下去。吃完饭我们切蛋糕,是无糖的那种,他尝了一口就放下了,说这不是蛋糕味。我那时候应该多陪他待会儿的,可是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走的时候他靠在床头冲我摆摆手,说路上慢点。我没想到那是我见他最后一面。
现在他躺在那张竹床上,再也不用受这些罪了。我站在院子里帮着写挽联,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墨汁滴在红纸上洇开一团,像眼泪又不像眼泪。帮忙的老李头说写个什么内容,我想了想写了句从此解脱了,老李头说这不像话,我又改成了驾鹤西去。其实解脱了才是真话,大伯这五年活得憋屈,吃不敢吃,喝不敢喝,最后这一年更是躺在病床上受够了罪。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最后连上厕所都要人扶着,他心里头肯定不好受。
傍晚的时候人都散了,我在大伯屋里收拾东西,床头柜抽屉里翻出来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是各种药瓶子,还有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展开来是他自己写的,字歪歪斜斜的,有些字还写错了。上面写着他哪年哪月生的,哪年结的婚,哪年有的我堂哥,哪年退休的,最后一行写着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没亏过人。我把那张纸叠好揣进口袋里,铁盒子又放回原处。窗台上那盆君子兰还绿着,是大伯以前天天浇水伺候的,现在不知道谁来管它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骑车回家,路上又经过那家豆腐脑铺子,老板娘正在收摊。我停下车说还是要两碗吧,打包带走。老板娘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利索地装好递给我。我拎着豆腐脑回了大伯家,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堂哥他们在里屋说话。我推开正屋的门,把那两碗豆腐脑放在大伯床头的桌子上,一碗多放虾皮一碗不要香菜。我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外头蝉叫得厉害,屋里静悄悄的。我说大伯豆腐脑买回来了,你起来吃吧。没人应我。我就在那站着,站了好一会儿,等那两碗豆腐脑彻底凉透了才转身出去。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竹床上空荡荡的,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尾。院子里堂哥出来叫我吃饭,我说不饿,推着电动车往外走。路灯已经亮了,我的影子拉得老长,电动车链条嘎吱嘎吱响。骑出去老远我才想起来,那两碗豆腐脑忘在屋里了,但我没折回去拿。就搁那儿吧,搁那儿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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