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新格局：中国——市场的稳定器与扭曲者

作者：凯瑟琳·内维尔

（Kathryn Nevill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硕士生

2026年的石油危机让世界看到一个转变的中国：它不再仅仅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和炼油国，而是一个动用战略储备、出口管制以及战略模糊手段，按自身意愿塑造全球能源市场的国家行为体。

自伊朗战争爆发及随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全球能源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炼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无与伦比。然而，随着冲突展开，中国能源态势发生显著转变。依靠可再生能源、燃料替代，以及动用储备、战略性采购和出口管制等一系列国家工具，中国展现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仍大幅削减原油进口，为其他买家释放供应，缓解了全球油价压力。但它对成品油实施的出口限制却产生了相反效果，加剧了其出口市场的危机。总体而言，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变得更加强大。凭借国家工具，中国现在既能充当市场稳定器，又能作为市场扭曲者，加剧市场的波动。

自2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基准海运原油进口量下降44%，大致相当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日均石油消费量。这并非临时战争应对措施，相反它是长期能源多元化战略的成果，该战略依托三大支柱：第一，电动汽车的普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电动汽车每天替代了超100万桶石油需求；第二，可再生能源。到2026年底，风能和太阳能将占中国装机容量的近一半；第三，煤炭转化。中国依托庞大的国内煤炭储量，生产类石油燃料、合成燃气，以及塑料、化肥生产所需原料。综合来看，这些举措构成了多重保障，以应对原油进口风险。因此，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让它在市场中有更大话语权，而不是被迫接受市场现状。

▲7月10日，国际能源署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图源：新华社）

战略储备强化了这一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备，估计为13亿至14亿桶。中国既有国家战略石油储备（SPR），也有炼油厂和其他行业主体持有的商业库存。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同，中国可以通过国家管控体系同时动用这两部分资源。尽管战争持续，中国在3月至4月期间，仍通过购买低价伊朗和俄罗斯石油，并通过非海湾供应商重新调整进口渠道，继续扩大其储备。直到5月，中国才开始以每天约100万桶的速度消耗库存，其中主要是商业库存。

中国庞大的储备使其能够在价格低迷时积极采购，并在供应不足或价格飙升时动用库存。这使中国免受全球现货市场的影响，可以从储备中为国内系统供应石油，而不是按照市场要求的价格购买，并且无论市场如何波动，都能继续积累库存。这种战略之所以极具影响力，原因在于它的不透明性。中国没有公布它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水平、商业库存变化或详细的能源供需平衡数据，这就导致这个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的需求信号越来越难被解读。中国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对国外市场了如指掌，其国内情况却几乎是保密的。

中国将储备策略与更直接的出口管制相结合。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原油净进口国，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炼油国，进口原油转化为给经济提供动力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中国优先满足本国市场需求，将大部分燃料留在国内，但其小部分出口仍是亚洲多国的命脉。从3月初开始，中国政府禁止或大幅限制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关键产品的出口。它降低了炼油厂开工率，一些独立炼油厂的开工率甚至降至50%。这些措施有助于中国管理国内供应、节约原油库存，降低对国际高油价的风险敞口。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年度和批次配额管理成品油出口，但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将现有政策作为危机管理工具使用。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干预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炼油厂是私营企业，政府无权决定其产量或出口。这些指令扭曲了需求，释放出虚假的看跌信号，并掩盖了底层实物供应的紧缺状况。其结果是套利秩序被扭曲，其他市场参与者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针对中国相对不透明的举措提前做出规划。

此外，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战争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和菲律宾面临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加剧、航空旅行减少以及柴油和航空燃油价格飙升等问题。通过对炼油产品出口的国家管控，中国政府得以对区域内的盟友与对手施加同等的影响力。在危机后期，中国允许向越南、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友好”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邻国有限发货。这场危机展示了中国未来可能动用的地缘政治杠杆，并在区域能源安全格局中制造了新的权力不对称。

▲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依赖中国燃料进口比例。

尽管德黑兰与华盛顿的和平谈判摇摇欲坠，但市场正在复苏。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展现出的应对能力标志着它迈入下一阶段：塑造战后能源格局。自7月初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夏末交货原油的采购力度，并在暂停四个月后部分解除了对成品油的出口限制。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姿态是否会持续整个夏季，尤其是在和平谈判仍存在波动的情况下。但无论如何，理论上中国可以以当前水平持续动用商业库存数月之久，甚至可能持续到2027年，因此它没有紧迫压力将原油采购恢复到战前水平。

这些影响超出了石油市场的范畴，它标志着对市场行为的新认知：中国将在价格低迷时购买，并在价格高企时依靠库存——这是市场参与者现在必须纳入预期的模式。这些事件也表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如今正依赖一个已证明愿意将燃料作为国家工具的供应商。其最终结果显而易见——在任何未来的危机中，中国的国家工具都将赋予其绝对的优势。

这种优势标志着更宏观的转变。中国确实可能通过能源多元化在结构上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但仅这一点无法解释冲突期间它展现出的市场行为。中国对战略储备、出口管制以及不透明报告机制的运用表明，国家干预已成为市场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中国如今能够在传统报告体系之外，自如地调节市场需求与实物供应。中国已经证明了其作为买方的灵活性——它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对全球市场施加不均衡的影响。随着中国自身能源安全底座不断夯实，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不确定性，或许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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