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十位留守苏区领导人仅一人见证新中国成立

关于长征，大多数人能说出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那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多人的队伍，走了两年，翻过雪山，跨过草地，最终只剩不到一万人抵达陕北。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主力红军转身西去的那个夜晚，有一批人被留了下来。他们没有踏上长征路，却走进了另一场更为惨烈、几乎不被后人提起的战争。

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中，有十位重要领导人，其中九人先后牺牲，只有一个人活着见到了1949年10月1日的礼炮。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亲口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程度，堪比长征。"

1934年秋天的中央苏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红军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博古和李德主导的阵地战打法，让红军在正面硬拼中损失惨重。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在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一步步压缩着红色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到1934年10月，中央已经明确判断：主力红军如果继续留在苏区，将面临被彻底合围歼灭的危险，战略转移势在必行。

这个决定意味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谁走，谁留？

八万多人的主力部队要转移，就必须有人留下来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撤离。如果所有人同时消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立刻就会全力追击，主力红军根本走不出去。

留下来的人，要在敌人面前继续维持苏区运转的假象，拖住尽可能多的兵力。换句话说，他们要在一个正在塌缩的战场上，为别人的撤退争取时间，而自己的退路几乎为零。

1934年10月，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留守事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统一领导留在苏区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工作。分局核心成员包括项英、陈毅、瞿秋白、贺昌、陈潭秋，同时留下的重要领导人还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梁柏台、李才莲。

这十个名字，日后被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但在当时，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安排。

瞿秋白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地位极高，但此时他肺病严重，长途行军对他来说几乎不可能。何叔衡年近六十，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也是党内最年长的元老之一，身体条件同样不允许他跟随大部队。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胯骨粉碎性骨折，刚做了手术取出腿上的子弹，伤口尚未愈合，拄着拐杖行走都困难。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留守理解为"被抛弃"。按照当时的干部安排逻辑，每一个人的去留都有革命工作的需要。

项英是苏区运动的核心领导者，对苏区部队和地方情况最为熟悉；贺昌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事政治经验丰富；刘伯坚在组织主力红军渡于都河时承担了大量后勤保障工作，留下来继续处理善后。这些安排有其合理性，但客观结果是：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局面，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凶险得多。

主力红军撤离后，项英在第三天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下了两道严厉的命令：所有人必须以积极行动配合主力转移；在主力尚未脱离苏区之前，任何人不许疏散，所有机关照常对外办公，以迷惑敌人。

这一招确实奏效了。国民党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才搞清楚红军主力已经走了。但搞清楚之后，蒋介石的反应比预想的更加凶狠。他没有把所有兵力调去追击长征部队，而是留下数十万大军，对苏区实施更加残酷的"清剿"。留守红军面对的，不是压力减轻，而是铁桶合围。

项英起初对形势判断过于乐观，他认为主力走后，敌人会把大部队调走追击，苏区的压力反而会减小。基于这个判断，他不但没有立即转入游击战，反而试图固守瑞金、会昌等核心地盘，甚至计划反攻扩大苏区。陈毅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立刻分散打游击，但未被采纳。

结果证明，这个误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34年11月底，原本还有约一万六千人的留守部队，在几次正面作战中损失惨重。牛岭一战，五个团被敌军各个击破。到年底，留守红军减少到几千人，而且分散在各个山区。项英这时候才意识到陈毅是对的：必须放弃阵地战，全面转入游击。

但这个转变来得太晚了。

项英随即下令：部队分九路突围。

这次突围，成了十位留守领导人命运的分水岭。九路队伍分头行动，最终只有三路成功冲出包围圈，其余六路或全军覆没，或损失惨重。那些在突围中牺牲和被俘的领导人，几乎是在短短几个月之间，接连倒下。

何叔衡是最早牺牲的人之一。这位年近六十的中共一大代表，被安排随便衣队向闽西转移。1935年2月24日凌晨，队伍行至长汀县水口镇附近时，因做饭冒出炊烟被当地保安团发现。突围中，何叔衡年迈体弱，奔跑困难，眼看就要拖累同志。走到一处悬崖边，他突然挣脱身边警卫的搀扶，纵身跳下，以死明志。

他在狱中给上海的鲁迅和妻子杨之华写信，希望设法营救。然而两个多月后，叛徒出卖了他的真实身份。蒋介石得知后发来密电："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向刑场。据记载，他穿上整洁的黑褂白裤，一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在长汀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面对枪口，他盘腿坐下，点头微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年仅三十六岁。

贺昌的命运同样惨烈。作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在突围前夕已经右腿负伤。部队三天三夜没有吃饭，贺昌下令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配给他的坐骑，让突围的战士充饥。

1935年3月，他率部向粤赣边方向突围，10日在江西会昌河畔遭敌军伏击，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有学者记述，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不愿被敌人俘虏。

刘伯坚的故事则因为一首诗而被更多人知晓。1935年3月4日，他率部突围时身中数弹，负伤被俘。敌人把他戴上镣铐，在大余县最繁华的街道上押解游街，试图以此摧毁他的意志。

然而刘伯坚气宇轩昂，当街吟出了那首不朽的诗作："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3月21日，他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临刑前，他留下遗言：死后要葬在梅关，因为那里站得高、看得远，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留守苏区后担任独立师师长，带着战士们在瑞金山区打游击。1935年4月26日，他在瑞金山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敌众我寡之下损失惨重。为掩护战士们撤退，毛泽覃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弟弟的死讯后，久久沉默，流下了眼泪。

梁柏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在突围中被俘后遭杀害。李才莲是中央分局中最年轻的领导人，突围后下落不明，解放后经过数十年调查，证实已在突围中牺牲，但具体经过至今仍有争议。

还有两个人的命运需要特别提及，因为他们虽然也在这十人之列，却并非死于三年游击战争期间。

项英和陈毅一起成功突围后，辗转到达赣粤边区，在油山和梅岭一带领导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项英出任副军长。

然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围攻，几乎全军覆没。项英突围后隐蔽在皖南赤坑山的一个山洞里，同年3月14日凌晨，被身边的叛徒、副官刘厚总趁其熟睡时枪杀，死于背叛者之手。

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突围后辗转到闽西，后来被派往苏联工作，1939年回国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组织安排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分批撤离。

陈潭秋把自己排在最后一批，说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没有撤离，我就决不能走。"结果他未能走成，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被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代表们不知道陈潭秋已经牺牲，仍将他选为中央委员。

十个人，九种死法，无一人苟且。

在这十位留守领导人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是陈毅。

接受留守任务的时候，陈毅刚经历了胯骨的粉碎性骨折，腿中还残留着弹片，拄着拐杖才能勉强走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拖着伤腿四处奔走，将留下的一万多名伤员进行疏散安置，又组织最后一批部队撤离中央苏区。

1935年3月分散突围时，他率领红军第二十四师七十团最后撤出，在地方干部曾纪财的带领下突围到赣粤边区，与先期到达的项英会合。

从1935年春到1937年冬，陈毅在赣粤边的深山里度过了将近三年。这三年的艰苦程度，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比长征还难"。

长征虽然残酷，但主力红军有组织、有建制、有方向。留守的游击队则不同，他们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固定住所，连基本的吃穿都无法保障。敌人不断"清剿"，游击队只能藏身于赣南的崇山密林之中。冬天，几个战友围着一条破毛毯过夜，更多的人把芭蕉叶当被子。整夜不敢让枪离手，随时准备转移。

1936年冬天，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围困梅岭长达二十多天。游击队被打散后，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在山上一个岩洞里，靠吃野菜、喝岩缝里渗出的山泉勉强维持生命。

一位名叫张千妹的当地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给他送粮菜和情报。后来张千妹在上山途中遭遇搜山的敌军，被迫滚下山谷摔伤了腿，再也无法上山。陈毅在洞中又饿又渴，洞外不时传来敌军搜索的脚步声，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但陈毅没有死在梅岭。敌人搜山多日一无所获，最终撤围而去。

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至少经历了五次生死险境。其中一次是被自己的叛变同志出卖，差点落入陷阱。1935年，项英和陈毅的前部下龚楚叛变投敌后，试图以"召开会议"为名引诱游击队进入伏击圈。侦察员吴少华在前往会合途中识破了龚楚的阴谋，抢先登山鸣枪报警，陈毅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是1937年初，游击队已经两年多没有与中央取得联系。一个名叫陈宏的地下交通员来信声称中央派人联络。陈毅亲自进城探路，到了约定地点附近时，碰到一位在糖铺工作的老曾悄悄走近他，低声说了一句："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陈毅和同伴立刻转身离开，再次死里逃生。

1937年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陈毅走出了深山，率部开赴抗日前线。此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建国后，陈毅曾多次提到留守苏区的战友们。他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短短几句，道尽了幸存者的愧疚与悲痛。

瞿秋白可以选择用他的才华在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工作，但他拖着病体留在了苏区。何叔衡已经将近六十岁，完全有理由申请离开，但他留了下来，最后把生的可能让给了年轻的同志。刘伯坚在组织完主力红军渡河之后，本可以跟随队伍一起走，但他接受了留守的安排，把最后的子弹用在了战场上。

他们选择留下来的原因并不复杂：有人需要留下。如果没有人掩护、没有人牵制、没有人在敌人面前撑住门面，八万多人的主力红军连踏出第一步的机会都没有。留守不是被抛弃，而是一种比出发更需要勇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