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的核心经济区黄河流域几乎变成一片废墟。
河北、河南等地的藩镇拥兵自重,既不上缴税赋,也不听从朝廷调遣,甚至数次带兵逼近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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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个政权已经面临崩溃。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朝在此后的境况下,竟然又顽强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907年才彻底灭亡。
那么,这个丢掉了北方税收、被藩镇死死包围的朝廷,究竟凭什么硬生生又苟延残喘了100年?
一、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面对的是极其艰难的财政局面。
过去唐朝依靠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向全国农户征税,但北方长期的战乱导致大量土地废弃,户籍档案损毁逃亡极多。
更要命的是,河朔一带的藩镇各自割据,把当地的财政收入全部留作本镇私用,一分钱也不往长安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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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的国库经常空虚,连官吏的俸禄和军队的粮饷都无法按时发放,朝廷甚至一度需要向长安城里的商人借贷度日。
在朝廷财政几乎崩溃的时候,关键的经济改革改变了这一局面。
第一位站出来推行变革的大臣是理财官员刘晏。
刘晏放弃了过去直接向农民征收谷物和布匹的传统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盐业管理上。
他推行官收、商运、商销的盐政体制,由官府垄断盐场的生产环节,加价卖给盐商,再由盐商分销到各地。
这种办法不需要朝廷铺设庞大的征税机构,大幅降低了征税成本,也避免了地方官吏的中间盘剥。
在开元末年,朝廷一年的盐利收入只有十余万贯,而在刘晏改革之后,大历年间每年的盐税收入暴涨到了六百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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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一年的总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贯,单单盐税一项就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半数,《旧唐书·食货志》中便记载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说法。
随后,大臣杨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推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废除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旧税制,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朝廷不再按照人头征收租庸调,而是根据百姓现有的资产和土地拥有量来征收户税和地税,同时不再区分本地户口和外来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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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承认了江南地区土地兼并的客观现实,把大量流亡到江南的北方人口和南方新开垦的土地纳入了朝廷的税基,极大地补充了国库收入。
粮食和财富聚集在南方之后,如何运送到西北的关中又成了新的关键。
朝廷设立了盐铁转运使,专门负责疏浚由汴河、济水、黄河与渭水构成的漕运路线,并建造大型船只运送物资。
唐德宗时期关中发生严重大饥荒,军队甚至因为缺粮而发动兵变。
当得知江南的漕船终于运抵陕州时,唐德宗激动地对太子说:“江淮米至,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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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和年间,每年从江南运往关中的粮食稳定在两百万到四百万石之间,这些粮食和钱财成为了朝廷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二、
依靠东南地区的财源解决了粮食与财政危机,但军事上的威慑依然存在。
在许多传统印象中,唐朝中后期的藩镇普遍处于叛乱状态,动辄联兵攻击朝廷,朝廷似乎随时都会被这些军阀联合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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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客观的史实是,藩镇之间绝非统一的整体,朝廷也并非单方面处于被动状态。
如果仔细分析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分布,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功能和对朝廷的态度完全不同。
北方以幽州、成德、魏博为代表的河朔三镇,确实拥有数量庞大的胡汉骑兵,财政上也完全自留不上缴。
但这些割据军阀的核心诉求是维持本镇内部的自治和官职的世袭,他们并没有推翻唐朝朝廷、建立新王朝的意图。
只要朝廷认可他们在本镇的既得利益与世袭权力,他们甚至愿意在名义上尊奉朝廷正统,并且定期向长安进贡。
同时,河朔三镇在客观上也承担着抵御北方契丹和奚族等游牧民族的防御职责。
为了防范河朔三镇南下袭扰,朝廷在宣武、忠武、武宁等中原地区驻扎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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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原藩镇的节度使由朝廷直接任命,核心职责就是死死守住汴河漕运通道,确保东南地区的粮食和钱财能够顺利运进关中。
至于浙东、浙西、宣歙、江西等东南地区的藩镇,自身的军事力量非常弱小,完全受朝廷控制,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按时向朝廷上缴税赋。
而在西北和西南边境的边疆藩镇,则依靠朝廷的财政补贴,专门负责防御吐蕃和南诏等外部势力。
藩镇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常普遍,魏博与成德、幽州之间就经常因为领地争端而出兵攻伐。
朝廷利用这种内部矛盾,实行以藩攻藩的策略,借助顺从朝廷的中原藩镇去讨伐叛逆的割据势力。
此外,藩镇内部也经常发生下级将士杀死节度使的政变,新上台的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迫切需要朝廷的正式册封来获得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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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多方博弈的局面下,没有任何一个藩镇敢轻易称帝,因为一旦称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其他藩镇和朝廷军队的合围讨伐。
三、
如果朝廷只依靠外交分化和政治册封,没有自己直接掌控的精锐军队,那么这种外在平衡依然无法长久维持。
在安史之乱刚结束时,关中的兵力极其空虚,吐蕃军队甚至一度攻入长安,朝廷连自己的京师都无法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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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困局,唐朝朝廷建立了一支完全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直属精锐军队,也就是神策军。
神策军最初是西北边防部队,进入关中保卫京师后,由皇帝信任的亲信直接统领。到鼎盛时期,神策军的兵力发展到了十万到十五万人。
朝廷给予神策军极高的薪饷待遇和最精良的兵器装备,使其战斗力明显高于普通藩镇部队。
神策军的存在,让朝廷在关中拥有了绝对的军事优势,周边藩镇再也不敢轻易起兵偷袭长安。
有了充沛的东南财力和神策军的武力支撑,唐朝在九世纪初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削藩,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
唐宪宗即位后,决定用武力解决割据问题,朝廷军队首先平定了蜀中的刘辟和浙西的李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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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年,名将李愬利用极端恶劣的雪天率领精兵突袭蔡州,一举打破城池,活捉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摧毁了中原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
淮西平定后,各方极度震惊,原本割据不臣的河朔三镇纷纷上表取消帝号,上缴户籍清册,接受朝廷派任官吏,唐朝在名义上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然而,这套维持了百余年的生存机制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度依赖东南税收和漕运通道的畅通。
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爆发的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这个生存机制。
黄巢起义军避开了北方防守严密的藩镇,一路向南进军,攻占了江淮、浙东、福建乃至广州,破坏了唐朝最核心的东南经济区。
随后起义军切断了汴河漕运,关中地区立刻陷入缺粮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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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巢攻入长安时,神策军在混乱中瓦解崩溃,皇帝逃往四川。
黄巢起义被平定后,东南的财富再也无法运入关中,神策军不复存在,朱温和李克用等新军阀彻底掌控了局势。失去财政与军事支撑的唐朝,最终在九零七年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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