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江防线到草原新城：UQC如何重塑全球安全与创新版图

飞象网讯 （孙迎新/文）“如果你把量子计算机想成是一辆汽车的话，那么现在的量子计算技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把引擎造出来了。”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的未来计算·未来算力论坛上，深圳理工大学教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赵伟，用一句话就交代了当今量子计算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并且还让原本极具学术深度的技术名词，一下子变得很有画面感。

尽管大部分人对此知之不多，但通用量子计算技术（UQC）以及背后更深刻的产业与安全命题，却已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

在这场主题为“探量子算力之新境，赴未来计算之远方”的论坛上，来自政商学界的六位重磅嘉宾，通过聚焦后摩尔时代算力重构、量子计算产业化、跨境算力协同、算力安全四个方向，为我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算力的深度对话。

算力奇点：我们离冯·诺依曼时刻还有多远？

量子计算当前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牵涉学术成就、工程瓶颈与技术路线的多重博弈。

在量子计算领域，当今最有发言权的成果应属“九章四号”。它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于2026年5月13日成功研制的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四号在国际量子计算领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权威性，成果不仅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还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首次实现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求解特定数学问题（高斯玻色采样）时，其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El Capitan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起国际上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

令人激动的是，在本次论坛上，我们就有幸见到九章四号的主要缔造者，更得以聆听他对量子计算的深刻见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执行院长陆朝阳指出：“九章这样一系列的工作，第一次用新的原理，造出一种量子机器，也验证了当时比如费曼这些理论科学家的猜想。”

我们知道，费曼的量子模拟构想被公认为现代量子计算领域的奠基石和第一性原理，它打破了图灵机经典计算一统天下的局面，也证明了在特定物理规律下，存在比经典图灵机更强大的计算模型。

陆朝阳进一步澄清了一个普遍的误区：“通用的量子计算机也是解决专用的问题。它和专用量子计算机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用通用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它的操作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噪声的……专用量子计算机它没有经过纠错，其实这个是它更加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九章四号验证了量子计算的原理可行性，那么从引擎到汽车的距离，就是当前行业面临的真正瓶颈。

赵伟用一个比喻说明了问题所在：“如果你把量子计算机想成是一辆汽车的话，那么现在的量子计算技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把引擎造出来了。但是有了引擎不见得就有了汽车，其实我们现在缺少一个冯·诺依曼这么一个人，或者缺少一个大家公认的认为可行的量子计算机的架构和上边的支撑系统。”

尽管当前面临的情况是，行业缺乏一个公认的、可行的量子计算机架构和支撑系统，就类似于经典计算机发展史中冯·诺依曼架构出现之前的阶段，但赵伟的这番话还是太过于谦虚，其实在身边就坐着一位类似于冯·诺依曼的人物。

在技术路线方面，就光量子、超导、离子阱、中性原子等路线将长期并存的命题，陆朝阳谦虚地认为：“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会收敛的一个阶段……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够聚集到一群足够优秀，又能够协同合作的这么一个团队。”

显然，他对未来所持的谨慎乐观态度，倒是蛮符合量子叠加态：“我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就能够实现一些初步的量子计算的原型机，就是那些容错的通用的……大概100到1000个逻辑比特的规模。”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还能听到一些弦外之声，说明在陆朝阳的判断中，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路线选择或资金投入，而在于是否聚集了足够优秀且能协同合作的团队，这或许是比技术本身更难回答的量子问题。

理想与现实：解码量子计算的产商错位现象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量子计算要走多远？

这应该是产业界最为关心的话题，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场合，除了提出问题，更令人期待的是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国盾量子总裁应勇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做到实现量子优越性；第二个阶段，刚才说的未来3到5年，这个指的就是我们说的专用量子计算机；第三个阶段就是所谓通用可编程；当然这个时间点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大家的预测可能不太一样。但普遍的认为这个阶段还是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除了有清晰的演进路径以外，产业界更为关注的还有市场需求。

虽然目前尚未达到供需两旺的规模化产业阶段，但商业化的大门已经打开。应勇坦言：“量子计算已经产生了一些商业的价值。商业化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离规模产业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他还透露了一组值得关注的数字：“去年的销售收入也占到了我们总体的40%……当然现在这个阶段用户买我们的计算机，更多的是做算法的研究，是做硬件的研究。还有其他工作，包括人才的培训，科普教育这方面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量子计算的商业化之路至少已经跑通了。尽管企业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算法研究、硬件研究及科普教育需求，而非破解密码等终极应用。从另一方面看，产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错位，恰恰折射出量子计算所处的发展阶段：价值已现，规模尚远。

信任重构与地缘新局：当量子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当量子计算从学术议题上升为安全议题和地缘议题，其影响范围便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

毕竟这样的话题既需要从宏观视角出发，最好又能得到权威的背书。幸运的是，这两个条件在本次论坛上都聚齐了。

在探讨量子计算对金融安全影响这个话题上，香港比较有发言权。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现有加密体系面临量子计算破解的风险。香港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指出：“我们大部分的金融系统里面现在还是传统的RSA……如果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金融中心，我们在这很难维持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还透露：“我们监管局其实去年已经发过一些指引，关于一些PQC（后量子密码学）的一些指引……如果量子突破，我们的金融系统是不是能保持我们的韧性。”显然，香港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为了维持金融系统的韧性和安全，提前布局后量子密码PQC和量子密钥分发QKD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命题。

进一步考虑，香港拥有顶尖高校和资金优势，还可以利用其连接世界的独特地位，在量子标准制定上发挥作用。邱达根表示：“我认为这也是香港往后我们能参与的一个方向，要有些国际上的一致性，或者说大家能连通的方法。”

这些连通的方法，就如建立包含国家算法与海外版本的混合模型（Hybrid Model），可以确保系统互通，这既是技术选择，也是战略选择。

现在到了本次论坛的高潮部分。在探讨量子计算与地缘议题时，更是寻到了绝佳的落脚点，这次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全球最大的内陆国，与我国内蒙古毗邻的蒙古国。

很难想象，这个有着广袤草原与沙地，以畜牧业和矿业为主的内陆国，在发展上，竟然与最前沿的量子计算产业紧密相连。

蒙古国在全球创新生态的构建中，处于一个非常特殊且有利的位置。首先是蒙古国在能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新兴的绿电还是传统的煤电，背靠中俄两个大国，在市场与科技方面都有充分保障。

其次从行政管理的视角来看，蒙古国具有流动性强、适应力高、官僚体系精简的特点，也适合作为新技术的测试地。蒙古第三任总统、新哈尔霍姆市市议会主席恩赫巴亚尔·那木巴尔表示：“我们可以邀请中国学者来测试和评估他们的创新成果。因为我们认为，蒙古具备这样的条件。”

他还进一步透露一项计划：“我们正在启动一项非常宏大、雄心勃勃的项目，建设蒙古的第二首都。我认为，是时候邀请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优秀专家前来，共同探讨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乃至量子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技术，以数字化方式率先恢复老城区了。”

是的，你没有听错，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将助力蒙古国建设第二首都，建设一座充满科技魅力的未来之城。

从香江之畔的金融防线，到草原之上的创新新城，科技的力量正在重塑全球安全与创新的版图。这不仅仅是算力本身的突破，更在于量子计算为我们映射出一个，从诸多不确定性当中，能够深刻触及的确定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