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就是季汉后五虎：两只醉猫，两个外戚，还有一位如何评说？

公元219年，汉中前线，刘备称汉中王之后，蜀军的将领排序发生了变化。关羽被授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四个官职，看似只是军中名次，背后却连着汉中战局、荆州防线以及刘备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

后世熟悉的“五虎大将”，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

但有一处必须说清楚：刘备当年正式册立的，并不是后世小说里那种整齐划一的“五虎大将”官号。史书中，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人有明确的前后左右将军职位；赵云则担任翊军将军。陈寿作《三国志》时，将五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后世遂以“五虎将”概括。

这并不影响五人的历史地位，却提醒人们，官职、战功和文学称谓，不能混作一件事。

更值得分析的是，刘备时代能够出现一批战场影响力极强的将领，而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却很难再找出同等分量的人物。于是，后世常有人尝试从蒋琬、费祎、吴懿、吴班、姜维等人中，拼出一个所谓“后五虎”。

这个说法有一定讨论价值，却不能照搬前五虎的评价标准。

前五虎的名声，建立在长期战争、独立统兵和关键战役之上；所谓后五虎，更多是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等官职，以及后期政局中的权力位置。二者表面相似，实际并不对等。

一、五虎名号，先是战场秩序，后来才成为历史称谓

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集团后，势力达到一个重要高点。汉中是益州北部屏障，也是蜀军向关中展开行动的跳板。刘备需要给诸将确定清晰的名次，更需要通过官职安排，稳定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人的地位。

关羽坐镇荆州，长期承担北拒曹魏、东联孙权的重任。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他发动襄樊战役，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一度使曹魏震动。虽然关羽最终败亡，荆州也随之丢失，但不能因此抹去他此前在荆州形成的军事威慑。

张飞的价值，则更多体现为野战指挥和临阵统兵。巴西之战中，他率军击败张郃，使刘备在益州北部站稳脚跟。张郃并非普通将领，能够在汉末长期担任方面重任，张飞能将其击退，足以说明作战能力。

马超的经历很复杂。他早年在关中、凉州一带拥有很高声望，曾与曹操交战。后来兵败入蜀，归附刘备。马超并不是刘备集团最稳定的嫡系，却因家世、声望和西凉军事资源，被赋予重要地位。他的存在，对蜀汉连接凉州、羌胡地区具有象征意义。

黄忠的地位最容易被文学形象遮蔽。定军山之战发生在汉中争夺期间，夏侯渊战死，黄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侯渊是曹魏方面统兵经验丰富的将领，负责西线作战多年。黄忠能够在定军山取得决定性战果，正是他被列入核心将领序列的现实依据。

赵云则是另一种类型。

他并非刘备集团中官位最显赫的人，却以稳健、勇决和统率能力著称。汉中之战中，赵云在汉水一带采取灵活部署，形成以少制多的效果，迫使曹军退却。史书所载“空营计”带有后世概括色彩，但赵云在汉中战场的表现确实受到刘备肯定。

刘备曾评价汉中之战的胜负，称赵云“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这类评价未必意味着赵云在正式官职上超过关羽、张飞，却说明他在刘备心中的军事价值并不低。

因此，前五虎不是五个完全相同的武将模板。关羽重在方面镇守，张飞长于野战，马超拥有西凉声望，黄忠以汉中战功立身，赵云则兼具护卫、突击和统兵能力。

他们共同构成的，是刘备集团由创业军队向政权军队转变时的核心班底。

二、与曹魏名将相比，差距不只在个人勇略

三国名将不能脱离所在政权来评价。曹魏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后来被称为“五子良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期服从于曹操及魏国的军事体系，能够在不同战区反复调动。

张辽在合肥以少量兵力击破孙权，成为曹魏东线的代表人物；徐晃在襄樊战场击败关羽，改变了战局；张郃长期经营汉中和陇右，善于山地作战；于禁虽晚年失节，却曾是曹操军中重要统帅；乐进则以敢战和执行力著称。

如果只比较小说里的单挑场面，五虎与五子很容易被写成简单的高下之争。正史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名将的作用不仅是斩将夺旗，还包括守城、转运、整军、持久作战和在复杂战区维持军心。

蜀汉前期的优势，恰恰在于将领个人能力与刘备的战略目标结合得较好。刘备夺取益州、争夺汉中时，需要不同类型的将领同时发挥作用。关羽守荆州，张飞经营巴西，赵云负责机动作战，黄忠和法正等人参与汉中进取，这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军事布局。

曹魏则拥有更大的人口和资源，可以承受战场损失，并不断补充军队。蜀汉虽然将领出色，却始终受到地理、人口和粮运的限制。五虎大将能够制造局部优势，却不能改变两国总体实力的差异。

有意思的是，前五虎的声名越高，越容易让人忽略一个事实：他们并非同一时期全部处于巅峰。关羽败亡于219年，黄忠大约在刘备称帝前后去世，马超于222年病逝，张飞在221年遇害，赵云则活跃到蜀汉中期。

这个群体的辉煌，集中在刘备创业和汉中争夺的关键阶段。它更像一轮集中爆发的军事人才高峰，而不是能够自然延续数十年的制度成果。

刘备去世后，蜀汉失去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第一代将领。赵云虽仍在，却已年长。蜀汉必须依靠新的政治和军事班底维持政权，这正是“后五虎”问题出现的背景。

三、蒋琬与费祎，官位很高，却不是前线型名将

诸葛亮于234年在五丈原去世，蜀汉没有立即陷入内乱，关键原因在于权力交接安排相对完整。蒋琬接任尚书令，后来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则逐步成为继蒋琬之后的执政核心，并于246年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和费祎的历史作用很大，但他们的长处主要在政务协调、后勤组织和维持内部稳定，不在于像关羽、张飞那样亲自经营一方战区。

蒋琬早年任广都长，曾因沉湎饮酒、政务荒废受到刘备责罚。诸葛亮认为他有才能，后来仍加以任用。这件事可以说明蒋琬性情上的一面，却不能用来概括他后来的全部政治表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政务，采取较为稳健的战略。他曾考虑从汉中以水路进取上庸、襄阳，但受制于道路、粮运和国力，计划没有真正展开。后来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军事行动更加趋于谨慎。

蒋琬的价值，正在于没有因北伐压力而贸然消耗国力。他未必是冲锋陷阵的名将，却是能够让政权继续运转的主持者。若把他直接和关羽、张飞放在同一张战功榜上，显然失去了评价对象的差别。

费祎同样如此。

他长期负责内外协调，处理诸葛亮留下的政治关系，也参与北伐事务。费祎待人宽和，善于在不同势力之间维持平衡，这种能力在蜀汉后期尤其重要。姜维多次请求扩大北伐规模，费祎往往加以限制，曾表示蜀汉实力难以与曹魏正面长期抗衡。

这种谨慎后来受到一些批评，但从国力结构看，并非毫无道理。蜀汉人口、兵源、粮食和交通都处于劣势，军事冒进很可能带来更大风险。

费祎遇刺一事，发生在延熙十六年，即253年。魏降人郭修在宴会中刺杀费祎，费祎伤重而死。史书记载费祎平日饮酒待客，这一细节后来常被简单说成“醉酒误命”，但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蜀汉政治中心的安全防范存在漏洞，降人能够接近执政大臣，反映出政权内部防卫并不严密。

蒋琬与费祎被称作“后五虎”中的两人，凭的是大将军、大司马级别的政治军职，而不是像前五虎那样以显赫战场功绩立名。把他们称作“醉猫”，虽有传播效果，却把复杂的政务能力和安全问题压缩成了个人性格评语，失之简单。

四、吴懿、吴班：外戚身份不能直接等同于军权专断

吴懿和吴班常被列入所谓“后五虎”，理由主要来自官职、家族关系以及蜀汉中期的军政地位。

吴懿的妹妹是刘备皇后，即后来的吴太后，因此吴氏兄弟确实属于蜀汉重要外戚。但“外戚”二字，不等于他们长期控制朝廷军权，更不能据此推断蜀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由吴氏主导的军事集团。

吴懿早年随刘璋在益州，后来归附刘备。蜀汉建立后，他担任关中都督、汉中都督等重要职务，曾被封为高阳侯，官至车骑将军。汉中是蜀汉北方屏障，能够担任当地军事长官，说明吴懿并非只靠姻亲关系取得职位。

不过，吴懿的史料记载不多，能够确认的具体战绩，也无法与关羽襄樊、黄忠定军山等事件相比。把他的军事地位抬到前五虎同一层级，证据并不充分。

吴班则是吴懿的族弟，同样出身蜀地豪族。刘备伐吴时，吴班参与作战；夷陵战败后，蜀汉军队退回永安。吴班后来担任骠骑将军，曾参与北伐和汉中方向的防务，但史书对他的战功记载较为有限。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时间问题。吴懿、吴班的主要活动集中在蜀汉中期，并非费祎遇刺后的晚期权力核心。吴懿大约在238年去世，吴班也并非一直活跃到蜀汉灭亡前夕。将他们与姜维、蒋琬、费祎并列，更多是后世按官职和影响力进行拼接，而不是当时存在一个正式的“后五虎”名单。

蜀汉后期的权力结构，实际由皇帝、尚书台、军政重臣、地方都督和宦官等多方面构成。外戚有影响力，却没有证据表明吴氏兄弟像东汉某些外戚那样长期独断朝政。

这个区别很关键。历史上的权力分散，不等于某一家族完全掌控军队。

五、姜维最接近“后五虎”，但他的困境也最明显

如果一定要在季汉后期寻找一位最接近前五虎标准的人，姜维是较有说服力的人选。

姜维原为天水郡属吏，魏延平年间归附蜀汉，受到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去世后，他逐步掌握北伐方面的军事事务。姜维并非外戚，也不是以内政官位成名，而是通过长期对魏作战建立地位。

他的北伐并不等于“屡战屡胜”。姜维曾在陇西、南安、祁山一带多次用兵，有过击败魏军、夺取局部优势的战果，也遭遇过段谷之败等挫折。魏国整体资源远胜蜀汉，姜维每次出兵都受到粮运和兵力限制。

姜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勇气，而是缺少足够的战略资源。他希望通过进攻牵制曹魏，争取陇右地区的战略空间；朝廷中却有人担心军费消耗，主张减少战争。两种意见长期冲突，最终形成了军事目标与国家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费祎在世时，对姜维出兵有明确限制。费祎遇刺后，姜维获得更大空间，北伐次数增加，但蜀汉内部的政治支持、兵力补充和粮道保障，并没有同步增强。

景耀年间，姜维还要面对黄皓干预政事以及朝廷内部对边防情报的不同判断。魏军大举伐蜀时，姜维采取退守剑阁的办法，试图利用险要地形阻挡钟会。钟会主力确实被剑阁牵制，但邓艾偷渡阴平，直取成都，蜀汉最终在263年灭亡。

姜维后来在钟会发动叛乱时试图借机恢复蜀汉，并因此死于乱军之中。这个结局不能证明他的战略一定正确，却足以说明他是后期少数真正把个人命运与蜀汉军事事业绑定在一起的人物。

若以“实际统兵、持续作战、对外承担军事责任”为标准，姜维比蒋琬、费祎、吴懿、吴班更接近前五虎。但若以战略效果衡量，他又无法达到关羽、张飞等人在刘备创业时期的影响力。

这正是“后五虎”难以成立的地方：姜维有战场经历，却缺少资源；蒋琬、费祎有统筹能力，却不是一线统帅；吴懿、吴班有官位和家族背景，却缺乏足够战绩。

六、前后两代名将的差距，来自政权阶段的改变

刘备时代的五虎大将，处在政权扩张期。军队需要不断夺取土地，名将可以通过战场胜负迅速获得声望。将领个人战功，能够直接转化为政治地位。

诸葛亮去世以后的蜀汉，则进入守成期。国土相对固定，外部压力持续增加，朝廷更看重后勤、财政、官僚协调和内部稳定。大将军不再只是冲锋陷阵的武官，也往往是主持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者。

官职因此发生了变化。

蒋琬、费祎担任的“大将军”，包含军政中枢意义；姜维后来担任大将军，则更多承担北伐统帅责任。相同官名之下，实际工作并不一致。若只看职位，很容易把不同类型的人物强行排成一列。

前五虎的形成，还得益于刘备本人拥有较强的个人号召力。关羽、张飞是早年亲信，赵云长期追随，马超带来关西声望，黄忠则以荆州和汉中战功进入核心。刘备能够把这些背景不同的将领纳入同一军事秩序。

后期蜀汉缺少这样的创业环境，也缺少足以持续锻造名将的大规模胜利。战争越来越像国力消耗，而不是通过一次大战便能改写局面。将领的能力，往往被粮食、兵员、道路和朝廷意见所限制。

所以，“季汉后五虎”更适合被看作一种后世比较。它把蜀汉后期几类重要人物放在一起，便于讨论政军关系，却不是一个有正式制度依据的称号。

至于“两只醉猫”，也只能当作民间戏称，不能当成历史判断。蒋琬早年饮酒失职，确有史料背景；费祎平日宴饮并在宴席上遭刺，也有史书记载。但二人的政治贡献、用兵态度和死亡原因，各自都很复杂，不能由“醉”字概括。

前五虎的名声，来自战争塑造；后五虎的说法，来自后人归纳。一个是蜀汉扩张时期留下的军事印记，一个是政权衰落阶段被重新整理出的人员名单。若以战功论，姜维最接近；若以政权中枢论，蒋琬、费祎更重要；若以外戚和官爵论，吴懿、吴班具备一定位置，却很难与前代名将相提并论。

这份名单可以讨论，但不宜坐实。历史上的蜀汉，正是在这种官位、军权与实际战绩不断错位的过程中，走完了从汉中崛起到剑阁失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