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中央三次请她去机关任要职，她三次都推了。
一九四九年前后，王一知站在上海吴淞中学的校门口，手里拿着一摞学生名册。名单上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她看了半天，把纸合上，撂下一句：“我愿意跟孩子们在一起。”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
那时她已经不是普通干部。她一九〇一年出生在湖南芷江，原名杨代诚，少年时离家求学，五四运动后剪发明志，十几岁就把自己卷进了救国浪潮里。
一九二二年，她到上海平民女校读书，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入党。往后，她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里奔走，又到了广州，在邓颖超领导的妇女协会做宣传工作。
她的人生拐得最狠的一次，在广州。
她和张太雷结为夫妻。一个做组织工作，一个做宣传和联络，家里常常摆着文件、油印纸和未收好的行李。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牺牲。
消息传到王一知手里时，她身边还有孩子。
她没有退。
上海的弄堂里，一间不起眼的小屋，窗帘拉得很低。桌上放着电台，旁边是铅笔、密码本和烧水壶。王一知出门时，衣襟压得平平整整，走到街口还会回头看一眼。
她干的是地下交通和情报联络。
一九三七年后，她与龚饮冰回到上海工作，联系秘密电台。李白的电台后来成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重要原型，王一知也被写进那段暗线里。
一九四二年，李白电台出事，敌人顺藤摸瓜。王一知夫妇紧急撤离，屋里的纸片、痕迹、联络线，都要在最短时间里断干净。
慢一步，就是牢门。
这样的人，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自然会被安排到更高的位置。第一次，中央希望她去做妇女工作。
她推辞了。
她要去学校。不是挂名，不是过渡，是实实在在当校长。上海吴淞中学的办公室里，她把旧规矩一条条改，学生宿舍、课堂秩序、劳动安排，都要重新理。
第二次，是一九五三年前后，组织又希望她到中央教育部门任职。
她还是没去。
北京西郊圆明园旁，学校从师大附中二部一路改名。到一九五五年，定名北京市一零一中学。王一知解释校名时说，过去的成绩用一百分表示，后面的“一”，是新的起点。
这句话很像她自己。
她在校园里推劳动教育，带着师生种地、植树、办校办工厂。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圆明园边上那片校园，操场、果园、课堂、车间挨在一起。
一九六〇年，学校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单位。到一九六四年，教育部门和媒体组成调查组进校，认为这是一所认真贯彻教育方针的好学校。
她拒绝高位，不是躲清闲。
第三次邀请，在一九七七年前后。那一年，国家百废待举，教育系统也在恢复秩序。中央再次希望王一知到部委工作，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她又拒绝了。
她把时间留给孩子。
从上海吴淞中学，到华北中学、北师大二附中，再到北京一零一中学，她在中学校长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干部、学者、艺术家，可在她眼里，先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一九八一年，她离休。北京一零一中校园里，老校长走过礼堂前的台阶，身边是学生和老师。她停下来，抬手扶了扶眼镜，又看了一眼操场。
三次请她去高处，她都把脚留在了校园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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