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最近，读写能力前所未有地进入了公众讨论的中心，但这种关注在Trevor Aleo看来并不全是好事。作为长期钻研并教授读写能力的人，他发现自己期待已久的聚光灯反而催生了一种当下的道德恐慌。在《大西洋月刊》新一轮的封面故事中，作者Rose Horowitch描绘了一幅走向后文字时代的末日图景，声称阅读正在各个年龄、性别和教育层次中崩溃，连那些曾经读得最多的退休人士、女性和大学毕业生群体也不例外。
Aleo并不想全盘否认这类文章所指出的问题，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恐惧整个社会正在滑向一个“后读写”时代，是因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类型错误。他指出，Horowitch那篇名为《阅读的终结》的文章，实际上把三个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现象，压缩进了一个单一的末日式叙事里——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读的是Romantasy和Sally Rooney，而不是里尔克，文明就岌岌可危了。
这种打包式的滑坡论证，在Aleo看来，不过是把对人文教育、屏幕时间和消遣阅读的担忧混成了一锅粥。他提醒说，正如学者Jeffrey Lawrence在近期文章里讨论的那样，这些关于阅读能力衰落的宏大叙事，往往把英语世界里的某些（被声称的）趋势当作全球性的普遍规律，却忽略了对技术变革做出具体的历史分析。真正需要的不是耸人听闻的标题，而是在“后数字时代”重新思考读写教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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