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村庄无小事》：细察乡村基层治理的稀缺文本，理解乡土中国变迁的可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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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书记深度融入的驻村实践范本；

这不是一本走马观花的基层见闻录，而是一位驻村书记用两年沉潜、五年回望打磨出的真实驻村手记。作者张冬冬以“一分钱没带，一个项目也没带，只带一颗心”的姿态进入黔西南战马村，从发放连心卡、蹲听农户诉求做起，完整呈现了一个外来者如何突破乡土社会的信任壁垒，从一个“被打量的外人”变为“接住的自己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回避失败和错误，诚实地记录了百香果试验失败、项目中途夭折等不成功的经历，不回避“用力过猛”的局促、与村民争执的失态，以近乎自剖的诚实还原了驻村工作的真实肌理——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是双向的改变与校准，为所有驻村工作者提供了一份可参照、有温度的实践样本。

★ 乡土中国基层治理的稀缺一手档案；

作者带着记者的敏锐与学者的追问，在战马村这个中国西南小山村里，见证了宏大国家政策如何在具体的人情、风俗、利益格局中落地。从“义务退场”后农民与国家连接方式的重构，到“接住”这个日常词汇背后的制度运转逻辑，从公共品供给的现实困境，到民间自发秩序的韧性生长，书中每一个具体事件都指向基层治理的深层命题。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以丰富的现场细节保存了乡土中国变迁的真实切片，是理解制度如何在人情社会中生根的可信记录。

★ 学界与实践界联袂推荐的分量之作；

本书获得林毅夫、李小云、赵月枝、陈行甲四位跨领域名家鼎力推荐，这几位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的诚挚推荐印证了这本书具有跨越学术与实践双重维度的价值——它既不是冰冷的学术论文，也不是煽情的扶贫故事，而是一部带着体温、带着反思的非虚构力作。作者以记者的笔力、学者的深度、亲历者的真诚，让一个村庄的故事具备了被不同背景的读者看到并读懂的能力，既是基层工作者的案头参考，也是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重要文本。

《村庄无小事》

张冬冬 著

作家出版社

新书介绍

这是一本从村庄出发的非虚构作品。2019年至2021年，作者被选派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挂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阶段进入基层治理一线，参与、见证了一个西南小山村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的日常运转：国家政策如何进入具体的村庄，制度语言如何被理解、转译与调整，质朴传统的村民如何被制度变迁推着向前，山村百姓如何适应并接纳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的龃龉。

这本书不试图呈现“做成了什么”，而是回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它记录的是制度进入地方社会时所经历的摩擦、迟疑、修正与妥协。文字质朴真诚，蕴藏乡土尊严与人性温度。它既为基层治理提供微观样本，也为理解乡土中国变迁留下可信的记录。

作者介绍/张冬冬

1983年9月生，河南洛阳新安人。现就职于北京华文学院，曾为中国新闻社记者。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挂职期间，先后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露社区、贫困村战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重点参与乡村治理、教育帮扶与产业实践等工作。其事迹曾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等媒体多次报道，个人获贵州省“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书记”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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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无小事》是作者挂职驻村第一书记的微观实践的记录。他立足山地禀赋与劳动力结构，避开资本密集路径，从“小而美”之事起步：建图书馆填补搬迁后孩子“有住房无精神空间”的困境，成为凝聚社区的公共枢纽，让“知识改变命运”理念扎根；农产品代销破解喀斯特地貌区农产品“分散无销路”难题，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重塑村庄信心。驻村实践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形成合力，从“晴隆好物”电商平台到村集体公司组建，尽显因地制宜的发展智慧。书中对产业选择、治理磨合的实践，为贫困地区依托自身禀赋，以产业为载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鲜活样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在乡村振兴场景中极具温度的实践。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作者以纪实文学的叙事记录了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参与乡村发展的实践，这种从“写他人”到“写自己”的书写，是可贵的自我民族志。该书呈现了中国政府主导的减贫实践与一个村庄相遇的复杂过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教材。这本书也是一份乡村变迁的鲜活民族志，反映了脱贫攻坚过程中社会重建的微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重构，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我在云南河边村扶贫多年，深知“把自己扔回泥土里”意味着什么。我推荐这本书，不仅因为它的文学和学术价值，更因为它让我们看见那些被宏大叙事淹没的个体、那些在制度末梢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住。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

在全球资本流动、国家治理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重组交织的时代，村庄既是社会转型的末梢，也是最为具体的现场。《村庄无小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在场实践，呈现了制度下沉至最末端时所经历的摩擦、协商与修正。长期以来，我倡导“从全球到村庄”的研究路径，强调理论必须回到具体社会实践之中。这本书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制度、关系与人的互动过程。它既不浪漫化乡村，也不抽象化制度，而是在行动与反思之间，为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份兼具文学张力与思想自觉的记录。这种带有体温的叙事，为理解“中国之治”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微观入口。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读出中国乡村社会的韧性与底色。

赵月枝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冬冬书记的文字里有一种“笨拙的诚实”。他在贵州大山的褶皱里，放下了机关的公文，捡起了大地的语言。这本书不是一份光鲜的总结报告，而是一部坦诚的“驻村错题集”。他记录了那些无法交付的房子、没有书的阅读空间，以及基层治理中那些“不知道答案”的瞬间。这种对脆弱与不完美的直视，恰恰是文字最有力量的地方。推荐给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每一个在现实中认真生活的人。

陈行甲

知名公益人、作家

文章试读

第一章抵 达

当所有经验清零

通知来得很突然。

那段时间学校已经放暑假，生活的节奏松散下来，很多事情不再按工作日来计算。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处理一些并不着急的琐事，时间被拉得很长。

临近傍晚时，手机响了。电话很短，对方没有寒暄，只说了一件事：明天一早出发，前往贵州。

那天是2019年7月28日。

没有铺垫，也没有解释空间。时间被直接压缩，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原本还停留在“即将赴任”的状态，突然被推进到“马上就走”。

电话挂断后，家里一下子变得很乱。

原本各自待在原位的东西被迅速拉出来，箱子摊在地上，占满了原本并不大的空间。衣服、书、资料堆在一起，一时分不清哪些该带、哪些可以留下。很多原本以为还有时间慢慢处理的细节，被一并跳过。

收拾的过程很快，也很粗糙。没有清单，也来不及反复权衡，只能凭直觉往箱子里放。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在那一刻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只想着“可能会用到”“先带着再说”。

到那一刻，“出发”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安排，而是一件已经被写进日程表、无法后退的事实。

第二天清晨，我已经站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机场比我想象中安静。

航站楼的灯很亮，地面被反复打磨过，反射出人影和行李箱的轮子。

我们这一行人并不显眼，每个人身边都拖着一到两个箱子，不多，也不轻。箱子里装着的，大多是日常衣物和一些临时无法割舍的东西——书、资料、几件反复穿的外套。

没有人刻意多说话。值机柜台前排队时，队伍一格一格往前挪，广播里循环播放着登机提示。和往日出差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把箱子推过称重台，贴上标签，然后交出去。

有部里的同志前来送行，但没有送别，也没有刻意的仪式感。只是站在一旁，简单说了几句话。随后，各自散开。

那是一种典型的“要离开一段时间”的场景，却又并不戏剧化。没有合影，也没有停留。事情完成得很快，像是一项被提前演练过的流程。

飞机起飞时，我从舷窗往下看，跑道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城市的轮廓迅速塌缩。那一刻，我并没有明确地知道，这次离开会把生活分成两段。

三个小时后，飞机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降落。

从贵阳到晴隆，全程高速。车子离开城市后，开始不断爬升。窗外的山体越来越近，坡度也越来越陡，路在山间反复折返。有时刚刚转过一个弯，前方立刻又被另一道山脊挡住。视线被不断截断，距离在这里并不以公里计算，而是被切割成一段一段。

县里同志介绍，早年从晴隆到贵阳需要八个多小时车程，如今被高速缩短到两个半小时。这个数字在材料里看起来清晰而利落。但坐在车里，高速更像是一条被强行拉直的线，而线的两侧，依然是无法被抹平的起伏。

等车停下来时，我已经站在了晴隆县城的招待所门口。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我把箱子立在墙边，没有立刻打开。窗外是县城的街道，天色已经暗下来，灯光沿着坡道一层一层亮起。

就在那一瞬间，一种迟来的错位感突然出现。

一个月前，我还在北京的校园里。窗外同样是夏天将至的景象，树叶很密，阳光被切成一块一块，落在桌面上。

那时我正在办公室看材料，讨论的是下一年的校庆：七十周年的节点，想着编辑校史稿，想着是不是可以拍一部纪录片，把学校的历史和人的故事串起来。

而现在，我站在晴隆县的招待所里，窗外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山城。

这种跨度，并没有在出发时被计算过。

在进入贵州之前，我并不是以“行动者”的身份面对中国乡村，而是通过一条缓慢累积的阅读路径：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中，一次次回到同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中国”时，村庄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我陆续读过《中国在梁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黄河边的中国》《进城走了十八年》《田湖的孩子》《凉灯——山这边的中国》。

在这些书里，村庄有它自身的逻辑：熟人社会的运行方式，资源分配的潜规则，代际关系的张力，以及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拉扯的状态。乡村并不是“落后”的同义词，而是一套长期形成、内部自洽的生活系统。

与此同时，我也看过不少关于基层治理、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的报道与影像作品。纪录片、专题片、影视作品，它们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清晰的叙事路径——外来者进入村庄，面对现实的复杂，通过工作逐步建立信任，在制度和个人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阅读和观看经验中，中国乡村被反复解释、分析、拆解，呈现为一种“可以被理解、可以被介入”的现实。正是这些长期积累的文本经验，在心里悄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这种预期并不具体，却非常牢固。乡村是复杂的，但并非陌生；基层工作是艰难的，但有其内在逻辑；个人经验或许有限，但至少可以作为进入现实的起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份，当“驻村第一书记”的报名通知出现在眼前时，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显得突兀。

那天下午，刚开完会，人已经散了，空调还没关，风口对着走廊。文件不长，白纸黑字，语气平直，只是把时间节点、条件要求、报名方式一一列清。它没有劝说，也没有动员，像是一道已经摆在那里的门，等待被落实，而非被犹豫。

留给犹豫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那一夜，我并没有列清单，也没有对“去与不去”进行反复权衡。更多是在回看这些年逐渐形成的那套判断系统。那些书、那些纪录片、那些关于基层工作的既有叙事，在脑中迅速拼合成一种熟悉的逻辑：问题是存在的，但路径是清晰的；现实是复杂的，但并非无解。

我并没有认真设想“失败”的样子。想得更多的是一些现实层面的细节，比如工作如何协调、生活如何安排、身体是否吃得消。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解决，也都有现成的应对方式。

相比之下，“去还是不去”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它几乎已经被前面的所有经验提前完成了判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既有经验让我误以为自己是“相对合适的”。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摞还没拆封的文件，茶杯里的水已经不冒热气了。她抬头看了一眼通知，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让我去人事处登记。

整个过程很快，也很安静。我下楼，确认细节，填表，签字，和往常很多次日常填表一样。走出办公楼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有区别。

那天并没有任何“出发”的感觉。没有被送行，也没有被交代什么特别的任务。记者、研究者、读者——这些我曾经依赖的角色，在报名表上是那么地清晰，但它们已经无法继续作为主要支撑。

当时我并不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理解政策，而在于，我把“能够理解一项制度”，误当成了“已经进入一种生活”。

我以为驻村是一种可以被提前想象的状态：有困难，但有边界；有复杂性，但可以被拆解；有挑战，但终归可以被经验覆盖。

直到此刻，站在晴隆县的招待所里，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行李还没打开，灯已经亮了，窗外的街道一层一层往下铺开。那些在纸面上反复推演过的判断，并没有跟着我一起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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