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周，许多记者在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场感叹，会场上几乎看不到激烈辩论。近些年，围绕遣返偷渡船只等议题的争执，常常成为焦点时刻。澳大利亚工党一直试图就这些分裂性议题达成定论，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该党在选举中的竞争力。
围绕天然气税、赌博改革、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中东问题的潜在争论，最终都在闭门状态下被处理掉了。总理唯一在公开场合遇到的尴尬，反倒来自一部失灵的自动扶梯。不过，前部长埃德·胡西奇是个例外。在大会召开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批评工党议会党团实际上被噤声，无法提出任何与政府既定口径相左的看法。
胡西奇在大会期间接受《午后简报》节目采访时说，工党已经对分歧“过敏”。周六，他试图修改党纲，要求工党在以色列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冲突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但在海员工会撤回支持后，这一努力失败了。胡西奇批评同僚，并表示自己“惊讶于”内部为压下这项提案所投入的力度。工党高层人物驳斥了他的说法，称胡西奇最终没能为自己的决议争取到足够支持。
他们指出，党最终采纳的立场得到了维多利亚州议员乔希·伯恩斯和巴塞姆·阿卜杜的支持。前者是犹太人，后者是巴勒斯坦难民之子。两人都登台发言，支持党纲草案，而其措辞与政府官方立场一致。但胡西奇警告说，一个不允许民主充分发展的政党，会失去与选民的联系。他提出的其实是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不过也要看到，全国代表大会并不是面向公众的政策市政厅论坛，而是工党基层党员、代表、工会人士和政治人物参加的内部会议。
而且，阿尔巴尼斯也不是唯一一个对会议流程实行强力掌控的领导人。对于怀念往届大会的人来说，鲍勃·霍克在1990年就上演过一场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操作。霍克突然召集大会，实质上是要让会议为内阁关于私有化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部分业务的决定背书。但其中有一个关键区别。霍克虽然主导了大会安排，却仍然开放会场，让反对私有化的人有机会陈述理由。霍克最终赢了，但党员们至少有机会把意见讲出来。
阿尔巴尼斯在压下胡西奇修正案时，冒着传递更广泛信号的风险：党代会会场可能已不再是一个真正进行思想竞争的地方，真正的决定都在闭门状态下作出。这也回到了胡西奇所说的那个问题：工党正在压制分歧。对于那些觉得两大政党都不倾听自己声音的选民来说，“一个国家党”已经成了一个去处。但它之所以受欢迎，显然并不是因为其内部机制充满民主表达。
“一个国家党”本质上是宝琳·汉森的个人政党。与中间派政党不同，它几乎不需要就是否支持穆斯林移民这类问题进行内部平衡，也不需要顾及另一侧的意见。归根结底，就是“要么按汉森的方式来，要么走人”。选民被“一个国家党”吸引，更多是因为汉森把自己塑造成主流政治人物的对立面，而不是因为该党拥有健全的内部政策程序。
阿尔巴尼斯认为，作为执政党，就应把那些与生活成本这类主流议题不一致的话题暂时搁置。工党人士会表示，他们完全愿意承受媒体对其缺乏公开辩论和民主氛围的批评。他们在意的是选民看到什么。在他们看来，那些并不紧盯日常政治节奏的选民，会看到一个愿意搁置分歧、去追求压倒性目标的政党。
工党权力掮客、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告诉我，大会所展示出的团结，是有意与自由党形成对照。他将自由党描绘为严重分裂的政党，而这也呼应了大会更大的主题之一——把自由党与“一个国家党”联系起来。这种更大的政治盘算并不难理解。如果你的整体政治传播和策略，就是把反对党塑造成严重分裂的力量，那么你就必须极力表演出高度团结。
到目前为止，这一策略对阿尔巴尼斯是奏效的。他已经赢得两次选举，最近一次更为工党拿下了创纪录数量的席位。毫无疑问，他会欢迎外界把这次大会描述为沉闷、经过精心编排的会议。总理前一天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局内人》节目中也表达了类似意思。
他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更加团结。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霍克当年虽然提前算好了票数，却仍给了党员发言机会。相比之下，这位总理近乎无情的控制，风险在于让人觉得，他不仅要赢，而且连辩论都懒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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