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一个德国士兵，就处决一百个人质偿命！” 在克拉古耶瓦茨，一份文件令人心惊

“死一个德国士兵，就处决一百个人质偿命！”在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的展墙上，有一份令人心惊的文件。它签发于1941年10月10日，其中白纸黑字载明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实施的残酷报复条例。不久后，德军在克拉古耶瓦茨及周边地区屠杀了近2800人。

今年初夏，南都N视频记者来到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贝尔格莱德等地。二战时期，这片土地曾历经战火，纳粹在这里犯下的战争罪行，成为纽伦堡审判及纽伦堡后续审判中的重要罪证。

当硝烟远去，克拉古耶瓦茨当地建起大屠杀纪念馆、组织学生研学，向公众讲述这段历史，以缅怀战争中逝去的无辜百姓，并警示后人，避免战争悲剧重演。纪念馆馆长玛丽亚娜·斯坦科维奇（Marijana Stankovic）说：“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和平中。”

塞尔维亚近代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斯托亚诺维奇（Aleksandar Stojanovic），则向南都记者强调了国际审判的重要性。他表示，时至今日，国际审判机制仍是有效惩治战争罪行的方式。

残暴屠杀无辜居民

在塞尔维亚中部城市克拉古耶瓦茨，一座极具特点的建筑，已经静静矗立数十年。由红砖砌成的33座高度不一的垂直塔楼，共同构成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塔楼上没有一扇窗户。

纪念馆在克拉古耶瓦茨‌十月纪念公园的核心区域。馆长斯坦科维奇带领南都记者走向纪念馆，将这座建筑的特殊意义娓娓道来：红砖象征着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无窗的设计折射出受害者被困时的绝望处境。

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

一公里外，一座断翅造型的纪念碑，也是纪念公园的标志之一，代表着一只折断翅膀的飞鸟，停在了即将飞向广阔天地的那一刻，纪念在屠杀中逝去的师生。

两个标志性建筑遥遥相望，无声铭记着二战时期那段惨烈历史。斯坦科维奇告诉南都记者，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10月，根据馆方统计，德军为了报复杀害了近2800人。

断翅造型纪念碑。南都N视频记者 敖银雪 摄

“德军将领下令，每死一个德国士兵，就处决100名人质，每伤一个德国士兵，就处决50名人质。”斯坦科维奇介绍说，那年10月，纳粹德国根据这个命令，为凑够处决名额抓捕了许多无辜居民，“那只是个普通的日子，很多人毫无征兆地从家中、街上、学校被掳走扣押，甚至还有在校学生”。

“请给我们带午饭、毛衣和毯子。”很多遇难者在被扣押后都不知自己即将被处决，纪念馆的展墙上，记录了一名20岁的学生给家人送的信。但一名17岁高中生的留言，似乎已经预示到不幸的结果：“亲爱的爸爸妈妈，最后一次问候你们。”

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展厅墙上，排列着代表遇难者的光圈。

在纪念馆一间昏暗的展厅内，两千多名遇难者的头像或名字排列在墙上，透过一个个被照亮的圆孔，逐一展现。密集的光圈，莹莹散发出光芒，照亮这片空间，供参观者缅怀。

这种情感因相似的遭遇，跨越国界而产生共鸣。

回顾这段惨烈的历史时，斯坦科维奇向南都记者谈及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她表示，南京大屠杀中有更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两国悲痛记忆是相通的，遇难平民都是无辜之人。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为什么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和平中。”

二战结束数年后，南斯拉夫修建了这座纪念公园，向全世界呼吁和平。斯坦科维奇告诉南都记者，馆内工作人员负责展厅讲解、筹办纪念活动、开展学术研究，向公众完整展示这段史实。

成为审判纳粹暴行罪证

为了进一步探寻纳粹德国的暴行如何得到正义审判，南都记者在贝尔格莱德对话了塞尔维亚近代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斯托亚诺维奇。从事二战历史研究多年的他，为南都记者做了详细介绍。

1941年4月6日，轴心国军队入侵南斯拉夫。不久后，南斯拉夫彻底沦陷，被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瓜分并占领。同时，纳粹入侵也引发了民众的抵抗。“但抵抗引来了德军的报复。”斯托亚诺维奇也向南都记者提到，当时有许多无辜民众被捕成为人质。

1945年11月20日，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纽伦堡审判之后，在1946年至1949年间又举行了12场由美国军事法庭开展的审判，即纽伦堡后续审判。

据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记载，这场大屠杀中的一名幸存者曾于1947年前往纽伦堡作证，在法庭上成为纳粹德国罪行的证人。

纳粹德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及暴行，成为他们接受审判时的罪证之一。“南斯拉夫提供的证据，被使用在纽伦堡审判中。”斯托亚诺维奇介绍，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定罪，有一部分系基于其在南斯拉夫犯下的罪行。

亚历山大·斯托亚诺维奇（左）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南都N视频记者 向雪妮 摄

据有关庭审记录，在纽伦堡审判中，赫尔曼·戈林、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等纳粹要员被判绞刑，他们的罪行就包括参与谋划或执行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其中一场，威廉·李斯特等多名纳粹德国军官被指控多项罪行，包括作为主犯或从犯参与杀害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平民；发布、传达或执行了“死一名德国士兵就处决一百名人质作为报复，伤一名德国士兵就处决五十名人质作为报复”的命令等。最终，有8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2人被无罪释放。

此外，被告人弗朗茨·伯梅在被传讯之前自杀，法庭决定将其姓名从被告人名单中删除。据庭审记录，伯梅就是1941年10月10日针对塞尔维亚下达了“1:100”“1:50”屠杀命令的德军将领。

“如果没有国际审判机制，世界将会陷入混乱。”采访中，斯托亚诺维奇向南都记者强调了战后国际审判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国际审判追究战争元凶个人刑事责任，正是维护国际法、国际关系的基础。

基于纽伦堡审判司法实践确认的“纽伦堡原则”，持续影响国际法发展。斯托亚诺维奇指出，以1993年5月设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为例，法庭的设立本身已经是一种进步，代表了国际法的发展和实践。时至今日，国际审判机制仍是有效惩治战争罪行的方式。

战争遗址上呼唤和平

恰逢周末，南都记者在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内，与一群当地学生偶遇。他们告诉南都记者，是从外地赶来纪念馆研学。

实际上，这类“博物馆教育”正在融入塞尔维亚的教学体系。馆长斯坦科维奇告诉南都记者，这段历史不仅被写进教科书中，根据课程安排，当地学校还会组织中小学生来纪念馆参观学习。

“当学生们来到这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会为他们讲解历史，讲述受害者的故事。而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让学生们认识到遇难者的无辜，以及和平的重要性。”斯坦科维奇说。

玛丽亚娜·斯坦科维奇（左）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南都N视频记者 侯婧婧 摄

与此同时，纪念馆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包括开展主题音乐节、征集世界各地二战历史漫画、组织历史讲座等活动，加强公众的历史记忆，传递呼吁和平的理念。

这种通过构建文化记忆传承历史的实践，也得到了斯托亚诺维奇的认同。他认为，历史研究者们要通过研究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并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历史罪犯应当被明确点名身份和罪行。”

斯托亚诺维奇提到，要更加重视对遇难无辜百姓的纪念，例如在战争遗址建立公共文化记忆，“这既是对遇难者的告慰，也是对他们家人的交代。”他认为，这类文化记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煽动仇恨或激化对立，其核心是向公众传递真实历史，培养对遇难者的同情与理解，让公众更深刻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应重演”。

作为这种文化记忆的实践者，克拉古耶瓦茨大屠杀纪念馆在追溯和还原遇难者故事上从未止步。斯坦科维奇告诉南都记者，纪念馆通过遇难者亲属、后辈的讲述，持续追溯大屠杀遇难者的人生经历，“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在遇难当天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家人之后经历了什么。”

“从1953年纪念公园开辟以来，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形成‘世上不应该有战争’的共识。”斯坦科维奇最后总结道。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重返二战审判地标》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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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南都N视频记者 向雪妮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敖银雪 发自塞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