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19份零工后，他成了作家

落地北京的当天，上午没有安排，胡安焉放下行李，坐上地铁一号线，又到了梨园。他沿着曾经送件的路线，慢慢走回快递站点，又绕去了租住过的出租屋楼下，四周拍了几张照片。不过四五年时间，命运已翻过几页。这些地方几乎没怎么变，但他站在那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快递员。

很多人知道胡安焉，是因为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递》，所以会下意识地说“哦，那个会写东西的快递小哥”，其实快递员是他的第19份工作，在这之前，他还曾干过酒店服务员、加油站员工、便利店员、自行车店销售、保安、雪糕批发……写作是很早就开始的，不过与持续的打工相比，写作是间歇性的。

2019年底，胡安焉工作的快递公司解散，紧接而来的是疫情，靠着公司的赔偿金，他决定把中断3年的写作捡一捡，开始写点东西。“这点”东西最终改变了命运，如今的他不必再打工，而是开始频繁出席文化座谈，来北京接受采访之前，还刚刚出席了夏季达沃斯论坛。“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论坛会邀请我。”胡安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出版商们蜂拥而至，甚至有人在他还没有任何新作品完成的时候，就想先签订出版合同。

早年被他称为“习作”的那些作品因此得以出版，虽然其中一些显得稚嫩和粗糙，但胡安焉觉得没关系，他想让大家认识一下被贴上“会写东西的快递小哥”标签之前的自己——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通过模仿喜欢的作家，尝试着写小说。那些“习作”组成了胡安焉最近刚刚出版的小说集《夜泳》。

作家胡安焉 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夜泳”

小说集中除了同名小说《夜泳》写于2021年、《我在北京送快递》完成之后，其他作品都写作于2010年到2017年。跨度达11年的作品，胡安焉觉得还是能看出区别，例如离现在最近的《夜泳》更放松，更风趣，人也成熟了一点。毕竟写《夜泳》的时候，《我在北京送快递》虽然还没出版，但是已经完成，也已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对他是一次极大的正面反馈。其他作品，则真实反映出还看不到人生方向时，一个靠模仿尝试写小说的文学青年的精神世界。

小说集《夜泳》，胡安焉著

胡安焉不回避自己在模仿。例如《实习生》模仿卡佛，《鲸》模仿卡夫卡，甚至更具体来说，《鲸》模仿的就是卡夫卡的《地洞》。这些作家算他文学的启蒙者。2009年刚开始尝试写作不久，他在豆瓣发现一个文学论坛，那里聚集了一批在文学上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职业五花八门，像他这样的打工人不在少数，他们谈论塞林格、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也谈论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虽然职业大多与文化无关。

所以，如果你和胡安焉谈纯文学，他可以说出很多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那些公认的难啃动的大部头他也看过：《追忆似水年华》读到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尤利西斯》“坚持读完了”。读它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这是必须读的书，因为我（既然打算）写作不可能没读过这本书，所以就要读。”他没有美化阅读感受，“谈不上喜爱”，也“不能说出于兴趣”，而是觉得“不能不读”，就像是带着“征服”的目的去攀一座山，读完了就可以伸出剪刀手，“打卡”过了。

了解了胡安焉的阅读背景，有利于理解他的小说，这些故事描述了一些打工者碎片化的生活，有大量对白，叙事和人物塑造却相对弱。这符合当时他所在论坛的审美，他们反对一切“俗”和“熟”，“俗”很容易理解——故事会那种风格，“熟”指的是常见的、能够保证产量的某种类型或模式，一种熟练匠人的重复。但这产生一个问题：在反对“熟”之前，一个人是否已经有过可以称为成熟的作品？

“没有。”胡安焉老老实实回答，“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把某一种形式、技术或是某一种方法走到圆熟、熟练的状态。我们的问题是有点过度交流了。”

拿他自己来说，2009年底一直到2011年中，没有工作，每天关在房间里买书、看书、写作、上论坛和其他写作者交流，但实际上花费在写作的时间只有1/5甚至更少，实践跟不上理论，这是他当时写作的一个弊端。《实习生》《南瓜布丁》等小说写于他活跃在文学论坛的2010年，已经是他从当时的十几二十篇小说里挑出来的、自己认为相对完善的作品，如今客观去看，他承认，仍然稚嫩。

眼高手低，如果有人这样说他早期的小说，他并不生气，因为他觉得，哪怕手低，眼也得高，因为“一旦降低自己的视线，那就结束了，可以不用搞了，把自己的上限调低的时候，这就是你永远的终点”。

19份工作

胡安焉小说里的人物总是在途中，旧居与新居之间，家与工作场所之间，人行道上，公园里，在雪山……有点像在不同城市和零工间奔波的他自己。小说虽然是虚构，但其中很多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仍然从亲身经历中筛选素材，然后进行改造。

《实习生》是小说集中最早期的作品，那时他刚刚开始写作，完全取材于20岁的自己刚刚从中专毕业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实习的经历。那算是胡安焉的第一份工作，无论是这一份还是之后的十几份，都和他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

胡安焉出生在广州，中专学的是家电维修，但家电飞速更新迭代，他上学时的教材已经过时，老师上课拿来示范的机器都是淘汰的旧货。毕业时，找不到对口的实习单位，最后学校把他们送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实习，日常工作是搬桌椅摆杯碟。

这是胡安焉第一次踏入成年人的世界，多多少少有点刺激到他。“我第一次发现社会不像学校里老师讲的那样。”他在《实习生》里留下了这个切片，以及当时被现实震惊的感受。

走进社会让胡安焉很有挫败感，他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可以迅速适应这个社会的规则，从学生一下子变成大人，而自己总显得比同龄人“幼稚”和“迟钝”。他本身就敏感、内向，因此变得更加惧怕与人交往，接下来的很多年，在不同职业中反复轮换。他也尝试过做生意，但他根本适应不了商户间的虚与委蛇和恶性竞争。“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到处碰钉”，是胡安焉对自己早年工作经历的总结。

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前30年过得能顺利些，或是随便哪一条路走得通，要么做生意能挣点钱，可能自己根本就不会开始动笔。文学和写作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疗愈和寻找精神出路。“我应付不了，经常被人忽悠、占了我便宜，还要被他们取笑，这是我最痛恨的。”胡安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希望做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事，不需要牵涉人与人的关系，一个人就能搞。他选择了写作，一方面通过理解和审美去超越充满痛苦失望的人生，另一方面也是对伤害过他的现实社会的还击和报复。

2009年，服装生意让他身心俱疲，当时的女友也和他分手，人生最糟糕的时候，他拿起了笔。不久后，有些小说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但稿费非常低，以写作为生的念头只好打消。此后，写作仅作为胡安焉的一种业余爱好和随手记录，他仍然在不同的工作场域之间流转。直到2020年失业在家，他已经两三年没有写过东西，本意是想写一些短小的回忆练笔。他把这些练笔发布在豆瓣，起初没什么人看，直到写到倒数第三份工作《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突然引发关注，继而破圈、大火。再后来，媒体、出版社编辑都找过来，这些记忆成了一部16万字的非虚构作品。

素人写作者的出现，并不是近几年的文化现象，多年前就形成过“打工文学”。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文学期刊的筛选壁垒，也催生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期待——人们厌倦了精致规范的修辞，渴望看到“真实的人”和“活的生活”。2017年，育儿嫂范雨素在公众号“正午故事”发表《我是范雨素》，以数百万点击量引爆关注，成为“素人写作”出圈的关键节点。几乎同时，矿工陈年喜在巷道深处写就的《炸裂志》让人们看见了生死边缘的矿工命运。2023年，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连续数周位列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榜首，一股更广泛的“打工者写作”浪潮随之涌现。

“看这本书就像是在照镜子。”《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一个高赞短评大概说明了这本书以及更多素人作者被关注与喜爱的原因，所有疼痛、疲惫和卑微都未经任何滤镜修饰，这些“非亲历不可得”的鲜活体验，最终让“沉默的大多数”被看见。

“退休老头”

如果没有活动或采访需要外出，如今的胡安焉和妻子每天过着可以说是重复的规律生活。夫妻俩都不上班，便把正餐放在中午，晚饭相对简单。胡安焉上午买菜、做饭，俩人认认真真吃完，随后步行去图书馆。从下午1点多坐到傍晚6点，看书，写东西。晚上就散漫些，做什么全凭兴致。一天当中最固定的事情只有一件——去图书馆。

2021年9月，胡安焉和妻子从北京通州搬到成都——那是妻子的老家，两人在文学论坛相识，妻子也喜欢写作。到成都后，他没再找工作。当初搬回成都是为了方便照顾岳父，也因为看中这里比北京更低的生活成本。几本书的版税收入不算丰厚，但足够支撑简单的生活，他说自己花销很小，何况没有子女，父母也都已过世。

物质生活毕竟还是改善了不少。他买了房子，不大，和买房前1800块钱租的60平方米小户型几乎一样，就在同一栋楼里，一共40万元。买菜也大方了一些，以前他总买打折菜，附近有个“钱大妈”连锁菜场，每天晚上打折，每隔半小时降一折，降到晚上11点白送，但基本三四折时就被抢光，胡安焉以前总去蹲守。现在，他在买菜App上下单的频率增多了，也可以选点从前舍不得买的菜，但太贵的食材还是不选，买了也不会做。“钱大妈”那里，他偶尔还是“要去蹲一下”，反正“不蹲白不蹲”。

几十年养成扳着手指头过日子的消费习惯，他觉得这辈子大约也改不了了。所有版税和稿费他都存进银行，存款数字变多，这让他有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的最大影响，主要在精神上。2020年，他已经41岁，在那之前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获得的最大成绩大概是“优秀员工奖”，互相投票的那种。他觉得之前至少有10年，是在努力克服人生的挫败感和自我否定。因为自卑，他不愿与人交往，从不进高档商场，因为销售人员的眼神会伤害他。甚至在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大家聊天的时候，他都装睡——怕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为了避免受伤，他干脆把门关上。如果没有2020年开启的出版经历，他觉得自己恐怕还要再花10年进行自救，才能逐渐达到今天这样的平和心态。

“出书是一个极大的外部激励，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激励，想要建立自我价值的肯定感，是很难的。跟自己说，我是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有啥用吗？”胡安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2019年之前你见过我，会发现今天坐在这里和你聊天的人，跟那时候的精神面貌差距巨大。”

虽然今天不再社恐，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没什么社交。参加文化活动会和一些写作者互加微信，不过之后也是互相在微信里“躺尸”。很早以前的工友早就不再联系，《我在北京送快递》最火的时候，几个送快递的工友和自行车车行的工友和他联系了一下，确定出书的是他，替他高兴，随后就再度失联。平日来往最多的，仍然是当年文学论坛上的几个朋友，再加上出版社编辑。

他觉得自己还不能被称为作家，在他眼里，作家不是某种履历或者技能职称，而是一种人格存在、精神代表。当然，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他，他也不会去纠正，因为“那样显得很矫情”。非要定位的话，可能“退休老头”比较合适，因为自己接近50岁，基本就是过着退休生活。

但他显然不可能真的“退休”。媒体采访、文化活动的邀请都不少，而且，在《我在北京送快递》出圈后，或许是受他的启发与激励，或许是因为出版社主动的发掘与策划，与他类似的“打工人写作者”又出现了一批，他被邀请一起参加活动或是要为那些新书写推荐，最近这3年，他读了至少“十几二十本以上”此类作品。他坦言，很多时候是出于礼貌而读，所以时不时会感觉“这是一个负担，是一种压力”。

对于未来，他没有什么规划，生活的馈赠已经如此之多，远超他想要的，能够维持现状就已经很好，如果再想想有什么更好，他觉得能销声匿迹就更好。这样他能多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培养一下写作的欲望，抓住这种欲望，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不过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就小了下去，因为不自信。直到现在，他都没写出一部自己理想中的作品。他在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曾经写出几万字，不过后来又推翻了。

几天前，他在地铁站被人认出来，还合了影，这让他很震惊，表情管理完全没有跟上节奏。从手机屏幕里，他看到自己明明想笑，但做出的表情像哭一样，他希望如果还有下次，自己不要那么尴尬，至少笑得自然一点。

发于2026.7.27总第124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胡安焉：零工和书架之间

记者：李静

（li-jing@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