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露表亲婚姻及宗族主义助力特朗普：问题比可起诉的腐败更大

7月1日，瑞典政府正式将表亲婚姻列为非法，此举不仅被视为减少遗传性疾病的手段，更是对胁迫、荣誉压迫和宗族控制的防范。瑞典媒体记录显示，公众的即时反应异常平静。在移民人口众多的斯德哥尔摩地区林克比，一些居民欢迎这项禁令，另一些人则反对政治对家庭生活的干涉。最耐人寻味的保留意见是：除非能为弱势青年提供替代性的保护来源，否则这项法律将基本停留在宣言层面。毕竟，胁迫与保护是同一体系的两面：为成员提供住所、就业和庇护的家庭，同时也就获得了监督其友谊、性取向和婚姻的权力。

霍尔登遭到了独立穆斯林议员、代表迪斯伯里和巴特利的伊克巴尔·穆罕默德的反对。后者认为，禁令会污名化少数群体，且难以执行。教育、基因筛查和防止强迫婚姻更为可取。穆罕默德也承认了这一制度的经济逻辑：表亲婚姻加强了家庭纽带，使家庭拥有“更稳固的财务基础”。

两位议员从截然相反的角度描述了同一制度：霍尔登强调宗族对其成员施加的权力，穆罕默德则强调其提供的保护。在政府软弱或漠不关心的地方，大家族可以成为银行、福利机构、职业介绍所和上诉法院。但保护是有代价的。依赖家庭的人很难违抗它。

表面上看，表亲婚姻与中东对碎片大厦、金丝雀码头或曼哈顿办公楼的投资几乎没有关系。它们似乎更与特朗普家族与海湾王朝日益亲密的商业关系无关。它们属于同一结构性图景：一种建立在血缘、婚姻、个人认知和相互忠诚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与西方更常见的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截然不同，后者将财产和权力分配给法人——法院、大学、办公室、公司和国家——这些法人独立于暂时占据其职位的凡人个体而存在。

更为根本性的制度革命是天主教的。从古代晚期开始，西方教会便攻击了许多亲属群体用以维护财产和权力的生殖安排。其婚姻计划——堪称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婚姻社会工程——禁止了一夫多妻、纳妾、离婚、收养和再婚，以及不断扩大的血缘和姻亲范围内的结合。例如，公元517年，勃艮第的埃帕奥内宗教会议颁布法令，规定与表亲、堂亲的结合属于乱伦，并从此被禁止，同时禁止的还有与继母、兄弟的遗孀、嫂子/弟媳、以及姻亲姑妈结婚。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在732年将禁令扩大至第七亲等，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得到重申，尽管执行力度不一。后来禁令缩减至第四亲等。

教会给出的理由是基于圣经和神学的。婚姻构成“一体”，乱伦禁令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婚姻的圣礼纯洁性。但制度性影响也是物质性的。通过限制继承人、再婚以及家族收回财产的方式，教会使得财富更容易流入修道院、主教辖区和慈善捐赠机构。在其开创性著作《欧洲家庭与婚姻的发展》（1983年）中，古迪认为这并非偶然的副产品。到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及其附属机构已成为德国——无疑也是北欧大部分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些后果，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具有革命性。婚姻限制削弱了大型亲属群体。它们促进了更小的家庭、族外联姻、志愿组织以及无血缘关系者之间的信任。在《世界上最怪异的人》（2020年）一书中，亨里奇认为，受到教会规则影响最强烈的人群逐渐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更倾向于信任陌生人。教会不仅宣扬普世博爱；它还干预了那些使家庭成为社会认同主要来源的制度。它为了拯救个体灵魂而打破了宗族。

但削弱亲缘关系也带来了新问题。如果财产、权力和记忆不再仅仅通过血缘传递，社会连续性何以维系？答案是法人——一种最初属于教会结构、后来被世俗化并被商业所利用的形式。修道院比其院长存活得更久；主教区比其主教长久。师生们来了又去，但牛津剑桥及其学院依然存在。国王会死，但王位延续。办公室、捐赠基金和义务获得了一种独立于暂时管理它们的实体之外的存在。

教会一边向信徒的灵魂许诺永恒，一边在法律中创造了永恒的世俗对应物。法人是一个不朽的实体，有别于构成它的凡俗管理者、股东和雇员。财产不仅属于某个所有者及其继承人，还可以属于一个永不消亡的机构——即“死手”永久占有权。新教可能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韦伯所说的“此世的禁欲主义”。但正是天主教教会法提供了法人人格这一不可或缺的法律拟制。永恒——随着宗教怀疑主义的增长而逐渐消退的期望——从天堂迁入了公司注册处和华尔街。

在世俗化的传统叙述中，现代公司的神学起源奇怪地被忽视了。正如我过去向学生们解释的那样，耶稣基督，在这种结构意义上，是可口可乐以及所有其他在西方法律下运营的公司的原始总裁。启蒙运动并非简单地驱逐了宗教，然后用自主理性取而代之。它继承了拉丁教会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法律和形而上学发明。

与伊斯兰社会的对比是鲜明的，尽管这并非商业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对比。穆斯林法学家制定了管理贸易、信贷、继承、合伙和慈善捐赠的复杂规则，支撑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商业网络，而当时北欧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仍处于原始状态。但伊斯兰法律并未像拉丁教会法那样，以同样广泛和灵活的形式发展出法人人格。伊斯兰信托（waqf）可以为后代保存财产，但其目的由创始人固定。商业合伙仍然与特定个人相关联，并可能在合伙人去世时解散，其份额随后在法定的继承人之间分配，往往导致财产分割。

伊斯兰法律通常也不挑战内婚制婚姻。表亲不在《古兰经》列举的禁止结婚亲属之列，《古兰经》还明确提到了表亲类别是允许先知结婚的对象。在许多阿拉伯社会，与父系堂姐妹结婚尤其受到重视，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是规避女性继承权的一种方式。研究普遍认为，在沙特阿拉伯，近亲婚姻约占所有联姻的五分之二到一半以上，尽管比例因地区而异，并在一些年轻人和城市人口中有所下降。结合继承规则，这种婚姻将财产和义务保留在大家庭内部，并加强了世系团结。

西方的成就并非道德优越性，而是不信任的制度化，这一制度由原罪教义滋养。因为人类被认为贪婪、偏私且终有一死，所以构建了办公室和程序来约束他们并使其超越他们。权力——至少在理论上——属于职位，而非任职者或其家族。官方规则使得裙带关系更难：任命可以被质疑，账目可以被审计，利益冲突可以被揭露。尽管西方从未根除偏袒，但它迫使偏袒必须伪装自己。

正是在这一点上，海湾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进入了视野。主权基金，例如挪威的基金，本应体现非人格化的资本主义：专业化管理、全球多元化投资，并能跨越代际产生收益。在海湾君主国，它也可能作为统治集团的投融资臂膀运作——同时扮演国家财政部、投资公司、外交工具和发展机构的角色。其资产名义上属于国家，但高级王子任命管理者、确定战略优先事项，并利用投资在国外培养关系。一项决策可能在商业上合理，同时也服务于外交、威望和王朝安全。

这些结果在西方城市景观中随处可见。卡塔尔的基金拥有哈罗德百货和碎片大厦，共同控制金丝雀码头集团，并持有希思罗机场的大量股份。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拥有纽卡斯尔联队，并投资了Lucid、Uber以及众多科技和娱乐企业。它还向贾里德·库什纳的Affinity Partners提供了20亿美元（约 135.6亿元人民币），尽管据报内部咨询小组提出了反对意见。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基金最初各投资了约2亿美元（约 13.6亿元人民币）；2024年，卡塔尔投资局和阿布扎比的Lunate又共同提供了15亿美元（约 101.7亿元人民币）。

阿拉伯人拥有西方财产本身并无险恶之处。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俄罗斯寡头、欧洲奢侈品集团和英国养老基金并不会仅仅因为是西方的就获得道德纯洁性。石油美元资本源于政治体系，其中个人信任、王朝权威、自由裁量权、庇护和互惠义务仍然是治理的核心。其影响力不仅在于正式的所有权，还在于围绕它产生的接触渠道、感激之情和依附关系。

在这里，伊本·赫勒敦的范式很有帮助。14世纪的北非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伊本·赫勒敦将政治权力理解为源自“asabiyya”——团体感，或宗族团结。一个统治家族之所以能治理国家，是因为其成员拥有更分散的群体所不具备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奢侈和依赖削弱了这种团结，使王朝面临被来自边缘的更强大群体取代的风险。

海湾君主国非但没有逃脱这种逻辑，反而将其现代化了。石油收入使统治家族能够将世系团结转化为部委、主权财富基金、全球投资组合和高科技安全服务。亲缘关系并未消失在官僚制国家的匿名结构中；相反，官僚制已成为王朝凝聚力在国际上运作的工具。海湾主权财富基金就是“Asabiyya 公司”。

当世袭资本遇到倾向于以同样方式行事的西方精英时，会变得尤为强大。库什纳的Affinity Partners提供了最清晰的例子。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任职期间，库什纳在中东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随后他从海湾主权基金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承诺。

丑闻并不依赖于证明存在用政策换取报酬的粗鄙交易。它在于公私领域的模糊化。一位总统的女婿与世袭统治者进行外交斡旋，然后从对这些统治集团负责的基金那里获得资本。公共服务创造了私人关系；私人关系产生了商业机会；商业利益又为未来的公共政策投下阴影。形式可能是公司制，但实质是宫廷式的。

随着特朗普重新掌权，其家族企业、外交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重叠变得愈发明显。儿子、女婿、高尔夫球友、房地产开发商、加密货币推广者和海湾王子们生活在同一个交易网络中。问题比可被起诉的腐败形式更大。贿赂法假定公职与私利之间存在相当清晰的界限。如今，这种界限正被侵蚀，导致了可被称为“再封建化”的现象。在封建制度下，政府是私人性质的：土地、司法权、家族联盟和军事义务构成一个单一网络。宠臣可能同时是外交官、金融家和王室恩惠的受益者。君主的家庭与政府无法清晰分离。

现代国家通过将职位从家庭中剥离出来而出现。理论上，国库资金不再是统治者的私产，而外交官和公务员服务于一个机构而非一个家庭。这些原则从未被完美实现过。但虚伪——恶行向美德缴纳的贡赋——承认了制度理想：裙带关系必须被掩盖，因为人们理解公私利益是不同的。

宪政政府仍然依赖于那些目的不能被私人继承、购买或回报的职位。它需要能够区分友谊与责任、国家资源与家族资产的决策者。一旦这种分离崩溃，选举可能掩盖连续性，但真正的权力会倒退到前现代的封建秩序。

中世纪教会的婚姻禁令将信任向外引导，引向志愿组织以及修道院、城市和国家这些法人。现代西方正是通过从血缘到职位、从家庭财产到公司财产、从个人统治到制度权威这一漫长而不完全的转变建立起来的。如今，这一运动似乎正在逆转。公民被要求仅将表亲婚姻视为一种私人选择，而总统们则将公职转化为家族机遇。政府一边谈论透明度，一边向那些将国家财富与王朝权力结合起来的基金献媚。那些为约束亲缘关系而创造的法人——国家和公司——正被基于亲缘关系的家族重新占据。

瑞典已经将表亲婚姻定为非法。更困难的任务是防止政府回归由叔伯姑舅、堂表亲、儿子、女婿及其亲信掌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