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Know-how到商业秘密的全域保护， 尺度与界限的新发展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以下也简称规定）可谓我国商业秘密行政保护领域首部系统性专门规章。全文共31条，于2026年2月24日公布、6月1日正式施行，而与此相应，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施行近30年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也随之废止。这一规定的出台，填补了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细化规则的空白。以下是对该规定的几点体会：

全文共： 3784字 预计阅读时间： 8分钟

▐AI时代：信息保护边界的延伸

按照规定第五条规定，商业秘密被界定为商业信息，包括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两大类，其中关于技术信息的界定非常具有前瞻性，将“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配方、材料、样品、样式、工艺、方法、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信息”等各种信息、数字资产及信息载体均纳入到了技术信息保护范畴；经营信息则除了经营、管理信息等典型大类信息形态，被扩展到了“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等多种非典型形态；还特别强调对“客户信息”做了非穷尽性列举，“包括客户的名称（姓名）、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其向交易内容、交易习惯、交易意向等中段、终端信息载体的延伸，反映出信息保护的“篮子”空前丰富，而信息管理与侵权预防的篱笆，也在逐步的扩大，这种趋势值得关注。

▐认定标准：三重性质

从整体而言，对商业秘密的认定保护标准，在结构上较为常规，但其细化方向值得注意：

第一重性质，即商业秘密的本体属性——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规定第六条从时间节点、判断标准及枚举情形三个方面，对秘密性的构成进行了明确，即：以“涉嫌侵权行为发生时”为时间节点；以“行业或领域普遍性”为锚，即“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为判断标准；并详细列举了5种公开情形：“（一）该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信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梳理、加工型二次信息，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秘密属性，即特别规定 “将公开信息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可在一定条件下认定为具有秘密性，由此确立了对汇编整理型信息的保护路径。

第二重性质，具有商业价值——价值性，即可以进行交易并获利。规定第七条采取了实然与预期的二元认定结构，将商业价值分解为“现实价值”或“潜在价值”，只要“能为权利人带来资产增加、营业收入或者利润增长、用户数量增长、成本费用降低、研发时间缩短、交易机会增加、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提升等商业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阶段性成果，失败的实验数据，乃至身在密室的技术方案均可能被归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情形和范畴，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证明信息对你的有用性，无论是明显增量的价值元素，还是非典型性减损价值，研发过程中的负结果、副产品、废弃方案，只要能为你节省研发成本、规避了试错风险，即具有其价值，即可能会获得保护。这种“商业价值”观提供了很多价值计量的定性和定量线索，在未来的实践中都可能会碰到，它对于信息的制造者、持有者可能是福音，而对于信息的获得者、消费者，则可能增加了注意和保护义务，合规审查的广度、深度、成本都可能将增加，值得关注。

第三重性质，即已被保护——保密性，即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规定第九条系统列举8 类合理保密措施，包括签订保密协议、制度培训告知、场所管控、远程办公技术防护、载体分级管理、设备权限控制、离职清密等，特别是在保密协议、制度规定及培训、离职清密等传统措施之外，增加规定了“（三）禁止或者限制进入涉密的厂房、车间、实验室、办公室等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对其进行区分管理;（四）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采取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等技术保密措施；（五）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封存、限制能够接触或者获取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人员范围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区分管理；（六）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等情形，表现出监管部门既照应现实发展，又兼顾保护尺度的良苦用心。

至于保密性的认定门槛，该条强调了适配性，即采取了“合理性标准”——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价值相适应即可，不要求达到绝对保密程度，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搂到篮子里就是菜”，这道被围住的“菜”，就可能是被保护的对象，哪怕篱笆柱子略显粗陋。

▐侵权与否：多元化与类型扩展

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和秘密侵权，已足够让人眼花缭乱，规定的内容也在照进现实，其第十条已将传统的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等手段，扩展至电子侵入等新型手段，细化了5类具体情形：未经授权接触复制载体，贿赂胁迫内部人员、黑客攻击，越权访问数字化系统，私自下载传输至外部存储空间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侵权端口形态的描述，全面覆盖了远程办公、云端协作场景下的新型侵权形态，“未经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擅自进入权利人的数字化办公系统、服务器、邮箱、云盘、应用账户等，或者通过设置恶意程序、漏洞攻击等技术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未经授权、超出授权范围或者授权期限届满后，擅自将商业秘密下载或者传输至不受权利人控制的电子邮箱、云盘等网络存储空间或者电子设备”。

此外，对侵权的辅助形态也增加了探照灯。规定第十三条明确经营者不得教唆、引诱、帮助他人侵犯商业秘密，列举了怂恿指使、物质或职位利诱、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便利等3类典型行为。同时规定第十四条还将经营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也纳入责任主体范围，明确第三人“明知或应知”上游违法仍获取、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也将被视为侵权。在判断标准，则综合考量保密程度、获取渠道合理性、交易价格、双方关系、行业惯例等因素，平衡了交易安全与权利保护，可谓对侵权的上、下游链条进行了预防和全口径照射。

当然，第十五条也划定5种不侵权边界：独立研发、公开渠道反向工程（“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员工通用知识技能运用、依法向国家机关披露、其他合法情形。特别是明确前员工利用“通用知识、技能、行业经验”开展工作不构成侵权，试图厘清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职业能力的边界，防止权利滥用。当然，这需要具体的实践去落实、确定有关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保护：行政保护与须验证的未来

关于谁来主动保护的问题，规定第三条明确，技术秘密案件一般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只有“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也可以由具有相应执法能力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其立法动机可能在于保障专业执法能力。在如何落地的问题上，第十九条规定，立案需要三项条件，即：有初步侵权证据、属本部门管辖、在处罚期限内。

在具体的行政职能和手段上，第二十三条赋予了市场监管部门5项调查权，包括场所检查、询问、查阅复制资料、查封扣押财物、查询银行账户，其中查封扣押和查账户需市级以上部门负责人批准。第二十二条则规定可由鉴定机构鉴定或专家出具专业意见，解决技术事实认定难题。此外，第二十一条还规定执法人员对调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处罚决定公开时不得披露涉密内容，防止维权过程中的“二次泄密”，这种执法衍生风险的防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于举证责任配置问题。规定似乎在建构一个更侧重侵权方举证责任的模式，其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建立了“权利人初步举证+侵权人反驳”的举证模式，即：权利人提供商业秘密构成的初步证据及侵权线索；而当涉嫌侵权人使用的信息与权利人商业秘密实质相同且有获取条件时，举证责任则转移至侵权方。当然这样的举证模式如何实现，是个有待行政和司法实践逐步验证的过程。

▐责任的阶梯：信息侵权有代价

规定第二十四条衔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十四条规定，设置了两档罚则，即“10万—100万元”的一般罚款，以及“100 万—500万”的情节严重罚款。第二十六条相应细化情节严重的5种情形：损失数额较大、造成重大经营影响、危害公共利益、两年内再犯、其他严重情节。当然具体的尺度在哪，有待观察。

规定第二十五条则明确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4项具体内容：停止使用、返还或销毁载体、销毁侵权产品、清除商业秘密，且持续至信息不再构成商业秘密为止。同时允许权利人同意的替代处理方式，兼顾权利保护与资源利用效率。

综合而言，该规定的实施对企业商业秘密管理提出了体系化要求：一是须对照保密措施清单补全制度短板，尤其完善远程办公、数据出境等场景的技术防护；二是对核心商业信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留存形成过程、保密措施、价值证明等证据链；三是在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嵌入保密管理环节；四是建立侵权快速响应机制，熟悉行政举报程序与证据要求。总体而言，该规则细化、增强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可操作性，适应了AI时代发展，通过全链条追责强化了保护力度，商业秘密的民事、行政、刑事保护实践将进入精细化、系统化新阶段。对法律人、一般的主体都有现实的意义。

律所律师介绍

欢迎了解更多周泰律所哦~

欢迎点“赞”和“在看”，与朋友共享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