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获得菲尔兹奖，是宽容和自由的胜利

当地时间7月23日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女青年数学家王虹获奖。另一个获奖的中国青年数学家叫邓煜。两人曾经是北京大学同一届的校友。

王虹获奖后说了一些话，有些话让我颇有感触。

比如，王虹说，她的视角并不总能与身边的人保持一致。同时她又认为，“你的独特视角，就是你最大的底气。”

人类科技文化的每一次前沿突破，抵达前人未曾达到的领域，开拓者的思想总是“独特的、异于共识的”，比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就与天主教会一直宣扬且被信众广泛接受的“地心说”不同。不过，在哥白尼那个年代，基督教会打压异端，容不下“不同的思想”，所以，王虹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她那引以为豪的“独特的视角”、“迥异于共识的见解”不光不能成为她的“最大的底气”，还会成为给她带来不幸的祸患。在那个年代，发现血液循环的塞尔维特被基督教会法庭判处火刑烧死，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布鲁诺也被烧死了。在基督教会严密控制下的欧洲经历了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容不下“异端思想”、追求思想上的“整齐划一”的时代或者地方必然会扼杀创新，导致学术上的发展极为缓慢。

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也是一样。唯有更宽容的环境才容得下新思想、新学术；唯有更宽容的环境才更能孕育创新。从这方面来讲，王虹很幸运。

所以，王虹的成长并获奖，首先是宽容的胜利。

王虹还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她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她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在某个合适的时间点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她不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她说的那个“合适的时间点”，应该是指她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那是一个只有几十个永久职位的地方，自1958年成立以来，只做一件事：让数学家生活有保障、社会身份有体面，然后可以安心做数学。IHES的13任数学常任教授中，有8人是菲尔兹奖获得者。

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Hugo Duminil-Copin在欢迎王虹加入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她能在IHES享受我一直珍视的：宁静的环境，追求目标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时间，以及激发数学创造力的独特空间。”

在IHES，王虹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没完没了的评比和报奖，她只需要专心于数学。

而在去IHES之前，王虹甚至已经陷入自我怀疑，甚至暂停了所有数学研究，转头去选修建筑课程并且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认真规划起转行的人生。如果王虹真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而选择转型，不再做数学，一个数学天才和她将来可能取得的数学成就将会就此夭折。

万幸王虹去了IHES，才有了以后的故事。正是在IHES，王虹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并因为这个成就摘得了菲尔兹奖的桂冠。所以王虹才会说，她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所以，王虹能够摆脱一个要求学术工作者在短期内“拿出学术成果”并以此为考核来决定其工资待遇、晋升机会的压力巨大的环境，得以自由地追随她自己“喜欢数学”的内心天赋的召唤，安心研究数学并取得成果，也是自由的胜利。

“创新”一定需要“自由”。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用“惩戒的恐惧”或者“金钱的诱惑”逼迫一个读书人尽快抄完一百遍《红楼梦》，但你无法用“惩戒的恐惧”或者“金钱的诱惑”逼迫一个读书人写出来一部原创的《红楼梦》。因为“人才”和“牛马”的激励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牛马”所要完成的工作，结果是已知的、确定的，且只要愿意付出就一定能实现结果，无非是在实现结果的过程中投入多少、结果实现得是快还是慢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提高报酬的方式让“牛马”更愿意投入体力、脑力劳动以实现结果；你也可以通过“惩戒的恐惧”让“牛马”因为惧怕“实现不了结果会遭到惩罚”而努力实现结果；你还可以像清朝时期制造“劳动人民一年忙到头总缺二两银子”的“经济陷阱”来逼迫“牛马”因为经济压力而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实现结果。而如果用激励“牛马”的这种方式来激励“人才”，几乎不会起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扼杀人才，扼杀创新。因为“创新”能否实现，结果是未知的。比如“哥德巴赫猜想”，你无论开出多高的报酬来诱惑或者用多严厉的惩罚来恐吓一位数学家让他将其证明出来，这种“激励机制”不会让你得到关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同时，“创新的结果”就算能实现，其实现的过程也是非线性的，大概率是不可预测的。比如王虹，她可能对于“三维挂谷猜想”苦思八年毫无头绪，忽然哪天却“顿悟”了，这种情况该如何考核她、激励她？所以，对于“创新”的激励只能是“自由”。不需要棍棒的抽打、不需要“胡萝卜”的引诱，自由的环境、有保障的生活，就是产生“创新”最好的土壤。

激励“牛马”的方式，只能让“牛马”去完成看得见的、确定性的东西，甚至说“牛马”们要去完成的目标是激励者们事先设定好的；而“创新”是不确定的东西，其实攻克“三维挂谷猜想”的王虹的工作已经算是“可以看得见”了，毕竟有个“三维挂谷猜想”在那里，当年日本人挂谷宗一首次提出“三维挂谷猜想”，在他提出之前没有人知道有这个概念，是个完全的“从无到有”，“激励者”们自己都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又怎么可能激励其提出这一猜想呢？

综上，王虹获得菲尔兹奖，是宽容和自由的胜利。越是宽容和自由的环境，创新越层出不穷；如果只懂得或擅长激励“牛马”的方式，要想用考核“牛马”、激励“牛马”的方式去激励出“创新”，结果只能是徒劳，而且还会扼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