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结束，杨得志久久不肯离去：我的战友李祥，究竟在哪？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已经散场，肩章上的将星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将领们三三两两从会场走出，彼此道贺寒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1048位将军在这天被正式授衔，杨得志站在前排，刚刚被授予上将军衔。
但他没走，人群散了，他还站在原地，目光往会场里扫了一遍又一遍，像在找一个人，又像在等一个人。
杨勇从后面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走出会场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起了同一个名字。杨得志问了一句：“你觉得，如果李祥还在，他会被授什么衔？”杨勇沉默了一阵，说：“按他的能力和功劳，至少应该是个中将。”

可授衔名单上，没有李祥，解放军的现役名册上，也没有李祥。甚至连牺牲将士的完整档案里，都找不到这个人的下落。周恩来当时也过问了李祥，杨得志答不上来，因为他已经找了这个人整整十几年，始终没有找到。
李祥到底是谁？一个能让两位开国上将在授衔当天同时想起的人，一个被周总理记挂了十几年的人，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革命岁月
事情得从很多年前说起。李祥的真名其实叫侯礼祥，1912年出生在湖北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一户普通人家，父母咬牙供他读了四年私塾，十二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孤儿。15岁那年他孤身一人跑到荆州谋生，因为身板瘦小四处碰壁，最后流落街头靠讨饭度日。

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叫“梁子”的乞丐，这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梁子问他叫什么，他用老家的习惯只报了自己的名“礼祥”，梁子听成了“李祥”。从此以后，这个被听错的名字就跟着他走了一辈子，入党登记簿上写的是李祥，军官名册上写的也是李祥。
1928年，16岁的侯礼祥跟着梁子到了江西参加革命，编入红三军团。1929年由连长彭绍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部队重新整编，侯礼祥被编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这支部队是整个红军主力的刀尖。当时一团团长就是杨得志。
杨得志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打仗有勇有谋、冲锋从不含糊的年轻人，把他从连长提拔为营长。从此，杨得志当一团团长时，李祥是营长；杨得志升任一师师长，李祥就接替他当了一团团长。两个人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普通上下级，在枪林弹雨中结成了拜把兄弟。

长征路上，李祥打的是什么仗？强渡乌江，有他；飞夺泸定桥，有他；强渡大渡河，他是带头冲锋的营长。
史料记载，强渡大渡河的部队就是杨得志一团一营的干部战士，带队的营长正是李祥，他本人是公认的十八勇士之一，只是后来人们记忆有误，将十八勇士误记成了十七勇士。描写红军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里，那个处处带头、专啃硬骨头的“泰山营长”，原型就是李祥。
打过腊子口战役的人更不会忘记李祥。那场战斗极其惨烈，杨得志身负重伤倒在敌人包围圈里，是李祥冒着密集火力把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这不是普通的战友情，这是过命的交情。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李祥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大期间，他因为负责中央警卫工作，跟毛主席有过比较亲近的接触。他照料主席的生活、完成警卫任务，主席忙完工作后常常跟他和其他警卫员聊天，对他的印象尤其深刻。据说主席在建国后还曾提到过他。
1937年冬，李祥和杨得志一起进入抗大学习，从上下级变成了同学。1938年，李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如果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他完全可能成为1955年授衔时站在怀仁堂里的一员。
但意外来得更快。1939年初，李祥在战斗中伤势过重，胸口、颈部、右腿都受过致命伤，身体已经扛不住一线作战，主动向组织提出了休养申请。

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调回后方，年底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回老家江陵从事地下工作。时任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接收了他的组织关系，派他到监利县朱河一带活动。为了掩护身份，他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一度当上了国民党的保长和联保主任。
关键的一步就出在这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证件，退伍证、党员证、军官证，藏在床下，改名换姓去执行潜伏任务。等到任务结束他想取回证件时，才发现那些东西全被盗走了，一件不剩。从此，他跟组织彻底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李祥因为曾经在国民党那边任过职，被打成了内部专政对象。他反复跟县里解释自己的红军团长身份，可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他说的话，人们非但不信，反而更加怀疑他。一个种地的老农民，整天说自己当过红军团长，还跟杨得志拜过把兄弟，村里人觉得他不是吹牛就是有问题，县委甚至怀疑他是特务。

转机
转机在1961年，李祥偶然从报纸上得知杨得志还活着，激动得手都在发抖，马上提笔写信。信里把他和杨得志才知道的那些旧事一件一件列出来，每一件都对得上。杨得志收到信后立刻回信，帮他证明身份。可李祥拿着杨得志的信去县里，县委的人认为信件是伪造的，把他的通讯也限制了起来，杨得志再写去的信石沉大海，两个人又一次断了联系。
这一断，又是十年。1971年，已经年近六十的李祥再也忍不住了，从湖北一路步行扒车到了济南军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活脱脱一副乞丐模样。
他站在军区门口对哨兵说：“我找杨得志，我是他的老部下，当过红军团长。”哨兵半信半疑通报上去，杨得志当时不在军区，但一听“李祥”两个字，整个人都愣住了，让人先把老人安顿在接待室，自己立刻赶了回来。

天黑的时候杨得志到了，跳下吉普车就在院子里喊：“祥子在哪？”李祥从接待室里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了好一阵子。杨得志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皱纹、衣衫破烂的老人，怎么也无法把他跟当年那个在乌江边上冲锋陷阵、在大渡河上带头突击的硬汉营长联系在一起。可眉眼之间那股倔劲还在，杨得志认出来了，上去一把搂住他，泪如雨下。
1974年到1975年间，经杨得志和杨勇分别出具证明，再由当年接收李祥组织关系的前江陵中心县委书记魏西出面佐证，中共江陵县委最终对李祥的政治历史问题做出了正式审查结论，决定恢复其红军待遇。
这就是杨得志在1955年那天不肯离场的原因。他站在怀仁堂门口，眼前晃过的是一张张老面孔，而那些没来的，有的长眠在了湘江边上，有的埋在了腊子口的黄土里，有的则如李祥一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在阵亡将士的名单上留一个名字。

授衔那天，杨得志和杨勇说了一句话。他们说，如果李祥还在，至少是个中将。这话被传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被人提起。
但杨得志心里那本账，他自己知道就好，功名是国家给的，兄弟是自己找的。一个人从江西打到陕北，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身上留了五处致命枪伤，最后在老家被人当特务对待了几十年，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杨得志觉得自己欠他的。所以在1955年的怀仁堂里，肩膀上的将星再沉，也没有心里那个没到场的老兄弟分量重。
将军等了十六年，才把那个叫李祥的人从人海里捞出来。人是捞上来了，可那十七年里丢掉的尊严和清白，谁也补不回来了。唯一能让杨得志聊以自慰的，是他最后终于做到了一个老团长该做的事，亲自证明，把老部下的红军身份还给了他。
1991年，侯礼祥在江陵老家病逝，享年79岁。他活了将近八十岁，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委屈和沉默中度过的。能熬到平反的那一天，已经是他这辈子里，最后一场胜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