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到记者！美军老兵直面过去，塔利班一句话让他破防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重返阿富汗，寻找一名塔利班指挥官，直面自己的过去：“杀人会带来声望”在大约6个人的死亡中，我有份。也许是7个。我不知道其中一人是否因在路边失血而死，还是后来撑到了医生那里。我经常想起他。

这些死亡发生在2010年初冬春之交，当时阿富汗战争正在进行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马尔贾战役。那时我22岁，是一支侦察狙击小队的队长，队里有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1名美国海军卫生兵。在一场持续20年、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中杀过人，这种感觉很奇怪。

到头来，付出如此多生命和创伤的代价后，阿富汗几乎又回到了2001年的样子，也就是美国士兵踏上这片土地之前的状态。战争中的伤害，往往被归结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逻辑。但我们同时还接到“争取民心”的任务，这是美国试图赢得当地民众信任、孤立塔利班的战略。

于是我们杀人。每一次扣动扳机，都是我们参与一项注定失败战略的最后一步，而这项战略在我被派往前线之前，就已经走向失败。塔利班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并以暴力对待少数族裔，这撕裂了阿富汗社会。在20年的占领期间，美国常常以此为理由，为延长战争辩护；却很少真正面对自身在战略和道义上的失败，也很少承认自己给无数阿富汗人造成的痛苦与损失。

我离开海军陆战队后成了记者。此后，我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为什么这个血腥循环会持续下去。做报道，某种意义上是在回到过去，试图理解自己在一场远未结束的冲突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了解得越多，我越为自己曾对那场灾难作出的贡献感到羞愧。

长期报道战争，意味着不断面对暴力、受害者和创伤。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已经经历得够多了，早已超出承受极限。最终，我因精疲力竭而辞职。但在今年5月，距离离开《纽约时报》、重返大学去做英语教师只剩两周多时，我再次抵达阿富汗。我回来，是为了与我曾经交战的对象——塔利班——交谈。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五角大楼永远不会认真反思这场战争，那么至少我可以为自己在一项构想失当的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这项战略导致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和美国人死亡。我此行最主要的目标，是与阿卜杜勒·拉希姆·古拉卜毛拉交谈。2021年喀布尔陷落几个月后，我偶然认识了这名塔利班指挥官。2010年2月的马尔贾战役中，我们也曾彼此交战。我想知道，他对那段经历的讲述是什么。

2021年采访古拉卜时，我没有透露自己当过海军陆战队员。我只是以记者身份与他谈论他的战斗岁月。他证实了一些我早已知道的做法，比如把武器藏起来、混入平民之中，以及利用儿童追踪我们的巡逻队。古拉卜和我年纪相仿，都是30多岁。他加入塔利班，是因为他的两个兄弟都在战斗中丧生。

今年5月，我再次通过电话联系上古拉卜。这一次，我告诉了他真相：我不只是记者，我曾以海军陆战队员身份在马尔贾作战。他回答说，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就已经从我提问的精准程度中察觉到了这一点。古拉卜早已赢得了他的战争，也比我更早结束了与美国有关的那一章。

如今，他正准备面对另一场冲突——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他指挥着阿富汗军队中的一支大部队，驻扎在一处至今仍被称作德怀尔营的基地。2010年，我正是从那里出发去与他作战。在交谈中，他愿意谈起马尔贾战役的开端。我想听听他的版本，也想知道一名塔利班狙击手的下落——古拉卜肯定认识他，至少听说过他。

战役第一天，那名狙击手打伤了我手下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其中一人是我的副手。当时我们在一栋两层建筑的屋顶上。我记得那声音，像棒球棍击中生肉。我抬头看见我的朋友马特在大喊，他的手臂中弹了。大约一周后，我们在一片果园里锁定了那名狙击手，一次无人机袭击很可能将他炸死。

但16年过去了，我仍想知道，那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古拉卜刚开始回答，就被身边一名随行人员打断。随后，他反过来向我提问。他想知道，当年在那个屋顶上中枪的两名“外国人”是否已经死亡。我告诉他，两人都活了下来，但马特在一年多后于美国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

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多在阿富汗打过仗、后来回到自己国家的美国士兵会自杀？原因是什么？”我试着解释，我们背负着理想破灭的重量。我们从小浸润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怀旧叙事中，曾以为自己也会做出值得骄傲的事。可到头来，我们从政客和将领那里得到的，却是闪烁其词和谎言。

我们的指挥官始终无法解释，我们一次次轮换部署、施加的所有暴力、承受的所有损失，究竟怎样让美国变得更安全。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落差难以承受。古拉卜说，塔利班战斗人员的经历则完全不同。他说：“我们的战斗人员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所参与的战斗，因为他们失去的朋友，他们反而非常快乐，因为我们的战斗有明确的目标。”

谈到我的道歉时，古拉卜回答说：“我必须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战斗是为了自己的信念。我们不怕死，也不怕受伤。我们也不会为死去或受伤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牺牲，或者在战斗中负伤。战争中，平民经常会被打死或打伤。”

我希望自己终有一天能接受朋友们的死亡，也接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一直困在对被浪费的青春的愤怒和苦涩之中。古拉卜说：“至于被你们一方打死的武装人员，我不知道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会不会原谅你。平民也许不会原谅外国军队。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有权说，我原谅你。”

2008年，我20岁，作为海军陆战队下士第一次踏上阿富汗。2021年8月，我目睹喀布尔陷落，也看着属于我的那场战争彻底结束。如今，这个曾经的敌人，却慷慨地给了我一种近似结局的东西。这让我想起18年前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我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

“这个地方很难解释，我将用余生去试着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时，我意识到，脑海深处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我很疲惫，仿佛重访自己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又把一切重新开启了一遍。古拉卜和我，曾在各自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只是两个年轻人——几乎还算不上真正的成年人——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而战。

也许，现在我只需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他看作更像朋友，而不是敌人。几天后，我已经回到罗得岛，手机震动了一下。古拉卜用普什图语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你到家了吗？”我回复说，到家了。他回道：“很高兴知道你平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