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菲尔兹奖的意义，不在于是谁培养出来的

01

在前天，国际数学家大会公布了新一届菲尔兹奖得主。

四位获奖者中，有两个中国名字王虹跟邓煜，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项被称为“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奖项。

消息传来，北大第一时间祝贺两位校友，国内媒体也强调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的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跟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也在庆祝突破。

于是，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出现了。

这两枚菲尔兹奖，到底是谁培养出来的？

是中国基础教育跟北大，还是法国、美国的顶尖高校跟研究机构？

我看到有人非常尖锐的说，王虹本科毕业就去了法国和美国，邓煜甚至都没在北大念完本科，就退学转去了麻省理工，两人取得科研突破的时候，都在欧美高校跟研究机构工作，现在也在海外工作生活。

这算哪门子的成功，输送人才的成功吗？供应链底端还自嗨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争论奖牌属于谁、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那就太狭隘了。

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级人才的成长跟突破，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每一个环节，又分别创造了什么价值？

02

我们先把两位数学家的成长路径，简单捋一下。

王虹出生中国广西，自幼就展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16岁以653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北大，毕业后前往法国综合理工学院跟巴黎萨克雷大学继续学习，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在名师指导下攻读博士。

博士毕业后，她先后在普林斯顿、加州大学、纽约大学任职，担任了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教授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邓煜来自广东深圳，在高中时期就展露锋芒，拿下2006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转年保送北大学数学，两年后，邓煜转学到麻省理工，2011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完成博士学业，目前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教授。

把这两条路径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尝试把顶尖人才的成长，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现。

一个国家要从庞大人口中识别极少数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需要基础教育、竞赛体系、大学招生跟社会流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邓煜能够在16岁就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拿金牌，说明他的数学天赋很早就被发现了。

王虹能够16岁就进入北大数院，也意味着她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看到了突出的数学能力。

我们经常讲，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中国高度成熟的考试、竞赛跟选拔体系，虽然未必适合每一个人，但一定能够高效地发现能力强、逻辑突出、能够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天才学生。

第二个阶段，是塑造。

大学为什么叫高等教育？

因为进入大学以后，不再只是要会做题，更要系统学习一个学科的语言、方法跟知识结构。

一个能够进入北大数院，完成高强度数学训练的学生，获得的不只是几门课程跟一张毕业证，而是一整套专业基础、思维方式以及跟优秀同学、老师共同学习的经历。

当然，从这里开始，人才价值链的难度就迅速上升。

第三个阶段，是让突破发生。

到了世界学术的前沿，一个人需要的已经不再是更多知识跟更难的习题，而是几个稀缺的条件。

他要知道哪些问题真正重要，哪些方向可能打开一个新的领域；

他要能接触到站在学科前沿的导师跟同行，处在一个能够持续交换信息、互相合作的学术氛围中。

同时，他要有一个能给自己足够长的时间，允许多年没有结果的环境里，不是非升即走。

总结起来，到了这一步，顶级人才缺的不是设备、实验室跟工资，而是高质量的问题、高密度的同行跟低摩擦的创造环境。

就像王虹在获奖后说，她很幸运遇到了正确的人，被引向正确的研究问题，也能够让她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她还特别强调，这枚奖章同样属于那些愿意跟她合作、分享直觉和疑问的人。

王虹跟邓煜的学术跨越，就是在这样的全球网络中发生的。

最后一个阶段，是价值沉淀。

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回答“到底是谁培养了两枚菲尔兹奖得主”。

中国的基础教育、数学竞赛体系跟北大，发现了这两个天才，给他们提供了基础训练跟最初的学术环境。

法国跟美国的高校、研究所，又给他们提供了研究方向、世界级导师、前沿问题跟更高密度的学术网络。

最终的突破，又离不开他们个人的天赋、长期投入、合作者以及所在机构的持续支持。

这是一条由多个教育机构、导师、同行、研究平台共同组成的全球人才价值链，它不独属于某一个学校跟机构。

当然，这样的世界级突破，沉淀下来的不只是个人荣誉。

他们所经历过的大学、研究机构也有机会争取更高的学术声誉，吸引更好的学生、教授跟资源，同时，围绕这些学者形成的学术网络，又会继续培养下一代研究者。

这就是两位获奖以后，为什么相关的学校跟机构都会庆祝突破，把它视为自身的重要荣誉。

这是人才竞争最现实的一面，大家都参与了这个过程，都有资格站台讲话。

所以，谁最先说出来，说的最大声，科研成果所产生的声誉跟长期复利，就会优先沉淀在哪里。

03

当然，我们列出两位数学家的成长路径跟价值环节，目的不是讨论教育科研问题，而是要看懂这条全球价值链的逻辑。

这对很多中国企业都有直接启发。

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主要解决的都是一个问题：把中国制造的产品卖到全球。

比如到海外找客户、建渠道，甚至建工厂，这个阶段帮助了很多企业进入了全球市场，也建立起强大的制造能力跟供应链能力。

但今天，中国企业继续往外走，不能还是为了多卖一些产品。

因为在一条产业价值链中，生产制造固然重要，但不一定是价值贡献最高的环节。

更高的环节在哪里？

谁更早看见下一代需求，谁就可以提前定义产品；谁离客户的决策更近，谁就更容易进入核心供应体系；谁参与标准制定，谁就能影响行业规则；谁能够吸引全球专业人才，谁就能更快获得新的知识跟能力。

就像今天在美国的AI领域，包括谷歌、OpenAI、A社，很多顶尖人才都是中国面孔，

所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要从“产品出口”进一步走向“能力出口”。

了解并且进入目标对象的真实场景，跟他们一起去讨论下一代产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进入全球的行业协会、技术联盟跟标准网络，输出自己的标准体系，构建影响力，而不是只按照别人制定的标准交货。

低价值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里的位置是，别人定义问题，我负责完成任务。

高价值企业的位置是，我跟客户一起发现问题、定义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

这两种企业，都是在出海，但得到的结果一定不同。

前者获得的是订单，后者获得的是知识、标准、客户关系跟长期定价权。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必须继续坚持走出去，登上国际舞台，向产业链更高位置攀登的原因。

04

回顾这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世界级能力总会向知识最密集、问题最重要、合作效率最高的地方聚集。

企业也是如此。

中国企业往外走，不只是为了把产品卖出去，更是为了走到全球客户、技术、人才跟标准最密集的地方，把那里发生的新知识带回来，再沉淀为自己的产品、专利、品牌跟组织能力。

从接受需求，走向影响需求，从生产零部件，走向提供解决方案，从执行标准，走向制定标准。

让创造发生是能力，让创造沉淀，产生持续的复利，才是真正的产业升级。

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世界级人才，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愿意来到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跟企业，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完成最困难的突破，把自己最有创造力的岁月留在我们这里。

责任编辑| 罗英凡

图片均来源于AI

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 免责声明

本文涉及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容，为作者依据上市公司根据其法定义务公开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临时公告、定期报告和官方互动平台等）作出的个人分析与判断；文中的信息或意见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其他商业建议，市值观察不对因采纳本文而产生的任何行动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