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有一个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宋之的,写了一篇日后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文学史上将其媲美于同年夏衍发表的另一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称之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双璧”,当时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会太原这座城市,也因宋之的的这篇报告文学而彻底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1936 年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华北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初到陕北的红军虽然自身立足未稳,但却率先打出北上抗日救亡的旗帜,发起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到山西境内。
山西是军阀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割据地盘,红军挥师东征,阎锡山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他一方面对内大肆推行 “防共” 高压政策,在太原全城实施严密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对外消极避战,形成 “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军阀暴政” 的双重黑暗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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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之的当时不过二十岁出头,是一名思想进步的左翼戏剧、文学青年,早年就曾参与反帝救亡运动,两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1935 年出狱后,党组织安排宋之的前往太原,任职西北电影公司、西北剧社,他也因此得以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居住数月。
在此期间,宋之的亲眼目睹了阎锡山政权反动的高压统治:全城戒严、强制分级发放 “好人证”、随意抓捕路人、军队草木皆兵滥杀百姓等荒诞残酷景象。
1936年5月,宋之的离开太原返回上海,基于亲身见闻,在上海亭子间快速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1936年6月20日,首发于茅盾主编的进步刊物《中流》创刊号上,1937 年又收入在宋之的本人的散文集《赐儿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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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为防范红军,在太原实行法西斯式管控:居民外出必须佩戴分五等的 “好人证”,无证件不得通行;全城密布岗哨,流言四起,军警误判鞭炮、行人动静便开枪、轰炸,普通百姓随时可能被当作嫌疑犯抓捕拘禁,城内人人自危。虽然当时时值阳春三月,大自然万物复苏,太原城内却毫无生机,形成强烈反差,成为作者创作的核心触发点。
宋之的首创 “新闻剪集” 集纳式报告文学写法,实现文体突破。全文将第一人称亲历抒情、日常观察、多段新闻摘抄、社会传闻、场景速写拼接融合,把个人感受与客观社会材料结合,兼顾文学感染力与新闻真实性,开创三十年代报告文学全新叙事范式,被后世广泛借鉴。
作者成功地运用对比与反讽的表现手法,春日美景与城内恐怖氛围对比,军阀严防死守的惶恐与百姓无助麻木对比,轻松幽默的笔调书写残酷暴行,以冷静克制的讽刺消解反动统治的虚伪,文笔灵动犀利,不落俗套,自成一格。
全文结构精巧,首尾呼应。以 “怀春” 起笔、以 “怀春” 收束,八节内容层层递进,由个人被困的压抑延伸至全城社会乱象,短小精炼却容量宏大,实现了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三者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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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的
文章开门见山写道:
春被关在城外了。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致,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里,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冻了,草已经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
最后则以一句耐人寻味的“——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 ”收束全文,骏马收缰,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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