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 | 夏春锦
缘缘堂被丰子恺自称为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他用心为自己，也为子女营造了一处理想的精神家园。世人无法想象，丰子恺作为嗜书如命的爱书人，对他费尽心思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诗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定的藏书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可惜缘缘堂实体的存在不过五、六年就因日寇的战火而化成废墟，而有关缘缘堂的藏书一直就是一个未解的谜，本文试图就此做一些粗浅的探索。
对于缘缘堂的藏书，丰一吟曾在《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中有过一次较为清晰而集中的回忆：
在缘缘堂的书房和卧室里，不仅书架上摆满图书，还有许多书箱，也装满了图书。图书的内容，从西洋画册、中国画谱、金石书法，到音乐美术论著，从古代诗词、古典小说到现代文学，从历史文献、宗教书籍到儿童读物，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所不包。语种有日文、英文、德文和其他种种外文……
丰一吟的追述主要涉及缘缘堂藏书的种类，其中包括艺术类、文学类、历史类、宗教类，还有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内容丰富，版本亦多样，从中可见丰子恺阅读趣味的驳杂。
缘缘堂藏书的种类大致如此，而缘缘堂的藏书数量则比较模糊，只知道缘缘堂内除了书架上摆满了书，还有许多书是放在书箱里的。倒是丰子恺自己的叙述，让我们略微窥见缘缘堂的藏书数量。他在闻知缘缘堂惨遭炸毁后写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中曾追忆“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还有“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而在《控诉日本罪行》一文中说的更为明确，说是有“一两万卷”之多：
房子虽然并不讲究，却很高敞。里面有我的藏书，一共有一两万卷。关于音乐、美术、文学、宗教、教育的，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日文的，还有许多名画，还有我的老师弘一法师出家时送给我的许多宝贵的书物和纪念品。
其中提到藏书中有弘一法师的“书物”是指李叔同在出家前夕送给丰子恺的一卷亲笔书写的自作诗词集《前尘影事》、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册明代理学家刘宗周的《人谱》。这些显然是缘缘堂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是弘一法师和丰子恺间深厚师生情谊的见证。
或许正是基于以上丰子恺的自述，由盛兴军主编的《丰子恺年谱》（青岛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九月版）在谈到缘缘堂藏书时就妄下断语，认为有“约两万册”（该书二九〇页）。暂且不说“卷”与“册”的概念有所不同，把丰子恺原本就是估摸的数据坐实而取其上限，不免就有轻率之嫌。
其实，我在观看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拍摄的《大师》系列纪录片《丰子恺》时，意外发现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口述回忆说是“一万多册”。这数字虽不见于文字记载，但联系到一九三三年缘缘堂建成之时作为长女的丰陈宝是十四岁，至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间缘缘堂被炸毁时她已十八九岁，对这位当事人的话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尽管如此，当我将此问题写信去向丰一吟请教时，她却做了令我颇感意外的答复：
你问我关于缘缘堂藏书数目的事，我可以告诉你：
（一）那时我才九岁（是虚岁，而且是离开缘缘堂逃难的那年的年龄），什么都不知道。
（二）但我认为一二万册是不大可能的。缘缘堂书架书橱不是多得不得了——至少我没这印象。我大姐说有一万多本，也只是毛估估，比起父亲所说来已打了对折。
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父某些说法的夸张性：
我父亲说话有时会夸大。如果是在控诉日本的会上讲话，更可能夸大些。日本至今没有“还我缘缘堂”，缘缘堂还是我们自己重建的。（广洽法师捐资，政府资助。）
丰子恺算不上藏书家，他也很少为了藏书而藏书。他的藏书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和博学，他是典型的因为喜欢读书，并能藏以致用的爱书人。丰一吟在传记《我的父亲丰子恺》中专设一节“读万卷书”谈其父的读书生活，着重探讨了藏书和读书对丰子恺文学艺术创作所发生的直接作用和起到的深刻影响，值得参考。
由于缘缘堂被毁，多年集藏付之一炬，也因为时代的滚滚潮流轻易就能将一个文弱的书生裹挟而不能自己，丰子恺从此不再广泛积书。[ 按，丰子恺孙女丰南颖在《公公丰子恺书架上的书》一文亦谈到丰子恺晚年在上海时的藏书情况，见《新民晚报·夜光杯》2024年11月18日。]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98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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