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2年1月6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的长廊里，人们神情凝重。噩耗传出：“陈老总走了。”几分钟后，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被同事拍了拍肩膀，他愣了几秒，转身冲回办公室，从抽屉掏出一只银灰色气体打火机，重重摔在桌上：“怎么偏偏现在才到！”这声闷响，为他与陈毅长达十年的交往画上了最酸涩的句号。
时间往回拨，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团启程，开始为期七十二天的十四国访问。那一次，三十三岁的杜修贤被指定为随团唯一的摄影记者，怀里揣着六卷底片，肩上挎着两部徕卡，心里却打起鼓：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这漫长的行程不能出一点差错。飞机落地开罗的刹那，赤红的落日映在机翼上，陈毅感慨一句：“走了千山万水，总算到了非洲。”杜修贤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经典。
奔波的行程里，最轻松的片刻往往在傍晚散步。几内亚科纳克里海边，海风带着热浪。周总理忽然停步，看看身旁晒得黝黑的两位随行人员——陈毅的秘书杜易和端着相机的杜修贤，笑道：“老陈，你看，一个杜易，一个老杜，要不咱们叫他‘杜三’？”陈毅大笑：“一二三，咱们仨杜氏兄弟，听着就热闹！”从那以后，代表团里“杜三”成了杜修贤的外号，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回国后，这个昵称一直保留着。到了1970年8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久别重逢的两位“兄弟”又碰了面。那天小组会上，陈毅摸出一只金属打火机，拨几下只冒火星不见火苗，干脆“啪”地扔在茶几上，苦笑着摇头。散会后，杜修贤掏出火柴给他点了烟，顺口提起国外新出的气体打火机，点火又稳又快。陈毅眼睛一亮，压低了声音：“老杜，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个？不着急，哪天顺路捎来就行。”他做了个按动火机的手势，如同孩子讨要心爱的玩具。杜修贤爽快答应：“包在我身上！”
承诺一出，心头的担子落下，又悄悄压上。那年特殊年代，外事任务骤减，想求一个洋打火机谈何容易。杜修贤回到北京，开始四处托人：谁去东欧？谁去中东？见着出国名额就追问一句“能不能捎个气体打火机？”答应的人不少，可一次次落空。不是行程临时取消，就是好不容易带回来的东西被其他人截了胡。时间拖着拖着，消息传来：陈毅住院了，胆囊出问题。进一步检查，竟确诊为晚期癌症。
听到诊断，杜修贤急得去总医院门口徘徊，却无胆量进去打扰。有人劝他：“一个打火机，至多是个念想，别往心里去。”可杜修贤心里清楚，那是自己在庐山当着面答应的事情。身为老兵，他把信用看得比相机还重，哪容许失约？
再往前数二十多年，杜修贤的摄影之路启于延安。1944年，他还是没念过几天书的陕北穷娃，被八路军电影团破格录取，师从吴印咸。蹲战壕、追冲锋、连夜冲洗底片，一年里边学边练。抗战胜利后跟随彭德怀转战西北，他的快门声与枪声同时响起，练就了“手快、脚快、脑快”的三快本事。1950年跨过鸭绿江，冰雪和炮火考验了相机，更锤炼了他的判断。
1959年，杜修贤被调入中南海，专拍周总理。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他仍习惯性弯腰弓背，周总理却握着他手说：“都是同志，站直了！”那张握手照后来挂在杜家客厅，一进门就能看见。有人夸赞，他总笑着摆手：“总理让人重拍的，不是我拍的好。”
回到1970年秋，庐山会议结束，陈毅举杯为记者们送行，酒香混着山风。没人想到，这竟是他与“杜三”的最后一次开怀。次年冬，陈毅病情急转直下。医院白墙里，他仍离不开香烟，又不时摆弄那只早已失灵的旧火机。身边护士劝他少抽，陈毅哑着嗓子说：“抽一口，提提精神。”火机却只冒火星，护士忙来帮忙点燃。
同一时间，杜修贤接到通知，有位翻译刚从罗马回国，手里带了几只意大利产的IMCO气体火机。杜修贤顾不上天寒，连夜赶去取。火机到手，他揣在棉衣里，第二天清晨奔向医院。门口却早已贴出讣告，时间定格在凌晨零点三十五分。杜修贤呆立原地，随后失声拍桌，那声“为什么不早点带回来”，惊得走廊里的护士齐回头。
回家后，他把那只崭新的打火机放进相册最里一页，与多年前在非洲海边拍下的陈毅爽朗笑脸并排。“杜三”再没点燃过它，也再没给任何人提起庐山的承诺。岁月流逝，落满灰尘的金属外壳依旧冰凉，却把一段真挚情谊牢牢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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