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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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漫天雪798 奥派经济学）

文丨漫天雪

启蒙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运动。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人有理性。理性是人类摆脱迷信、克服生存困境的唯一武器，也是最强大的武器。

为什么说理性如此强大呢？

因为理性就是在思索规律性，在建立因果逻辑。启蒙时代以前，人们受到封建主义和教会权威的压制，君主和教会之间的争斗固然对自由的保存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却是争夺对人的控制，都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可以主宰世间的一切事务，似乎不受任何法则的限制。

那么，只要人们建立因果关系，就是对迷信的瓦解，就是对权威的反叛。当人们知道世间万物都受因果律的支配，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他是君主和教皇，都必须服从这个因果律，这时候君主也好、上帝也罢，权威就崩塌了——原来你们也必须服从于亘古不变的规律，并不是你们自己宣称的那么全知全能，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我们难道不应当服从于人类理性与科学精神吗？

这就是教会特别反感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要把他们打成异端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学说在挑战教会的权威性，让教会失去控制力。当然，这也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总是被国家视为眼中钉的原因，因为经济学原理揭示出，它是一个反市场的存在，它的一切干预都是错误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对此必然持强烈批评态度，这就是在动摇其合法性的根基。正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家的存在对于那些妄自尊大的掌权者是一个严峻挑战，他们越是觉得经济学家说的是对的，就越是恨他。

查尔斯·亚当斯在他关于税收的专著中，总结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先哲们关于国家——以及它的根基：税收——的批判性思想，正是这些光辉的思想，破除了迷信、瓦解了专制，如摧枯拉朽般将欧洲带向了自由与繁荣，并引领了全世界。不难想象，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在当时犹如核弹一样的效应。

然而遗憾的是，启蒙运动中的大部分思想已经从我们的的世界消失。查尔斯·亚当斯喟叹道：“我们并不珍视自由，我们似乎也不知道一旦失去它再重新获取会多么艰难。”

那些启蒙运动中的光辉思想，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就是异端邪说。现在说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同样的话，会有一大帮人试图将你送上火刑架。有时候，指出一个人的奴隶身份，就是对他最大的冒犯。

1、政府最多是一个必要的恶。

启蒙时期的人们对政府从不抱有幻想。托马斯·潘恩写道：即使在其最好的时期也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恶，在其最坏的时期就是无法忍受的恶。潘恩的《常识》，引领了北美人民反抗英王暴政的分离主义进程。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如果没有潘恩的笔，华盛顿的剑只能徒劳无益地挥舞。

观念胜过千军万马。唯一可以战胜枪炮与强权的，就是思想。

潘恩区分了税收的“净纳税者”和“净消费者”。他说：“英国有两个明确区分的社会阶层，纳税的人们和收到税收和依靠税收生存的人”。潘恩认为当政府不再给人们的自由和财产提供保护时——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它就反而成为人民真正的敌人，就是比外国侵略者还坏的恶棍。

他对国家暴力存续的根基——税收，有着清醒的认知：所有税收都需要某种程度的专制，都是对自由的破坏。

我们认为既然是恶，那么它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都应当被清除，这世界上并没有“必要的恶”。

警察、军队、司法、监狱等暴力，是需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被垄断；支应他们的费用也是应当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强制掠夺，完全可以通过自愿契约的方式实现。

2、国家的虚幻需要必须被舍弃。

孟德斯鸠说：人民的真实需要永远不能向国家的虚幻需要让步。虚幻的需要来自情欲，来自统治者的弱点，来自特别项目的魅力，来自极度自负的不健全的渴望，来自无法理解的空想袭击的头脑。

越南战争就完全符合孟德斯鸠的警告：特别项目的魅力（美国在东南亚的霸权），极度自负的不健全的渴望（对东方的“天定命运”）以及空想的袭击威胁（美国能在法国失败的地方成功，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

伊拉克、伊朗战争等等，都是“美国国家虚幻需要”的结果，他们不会对美国造成什么威胁，然而战争还是开打了，霸权思维和压力集团主导的重商主义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美国人民的真实需要并不在那里，而在于置身于全球战争之外，他们更加希望的是拥有一个合理的货币制度，不要基于对共产主义假想的恐惧而采取冒险行动，并随之屠杀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亚当斯写道：时间会证明，这些对于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

3、政府应当在经营行为之外。

亚当斯写道：官僚经营管理是愚蠢的代名词，曾经投资于政府经营项目的资本都毁灭了。苏联的洗衣机不工作了（意为计划经济造出了很多工业垃圾）。国有经济生产的一切都不如私有经济。

亚当·斯密写道：王子们经营事项的“慷慨”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盈利，王子的代理人们将他们主人的财产视为无穷无尽，从来不关心他们购买商品的价格，也不关心他们销售商品的价格，根本不关心成本。

我们认为政府应当与法律、经济事务彻底分离，就像它必须与宗教事务分离一样。

因为法律是以私有财产为根基的行为规则，是人们通过理性认识达成的规范体系，国家是不能立法的，它只能遵守和执行世所公认的法律，立法是对法律的破坏。经济事务，就是人们基于产权的行动，它必然是人们在寻求更加满意的状态，国家对任何自由行动与交换的干预，都必然损害人类福祉，国家经营任何企业，都必然是对公民产权的侵犯，都没有经济计算，都是对私有经济的损害。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其唯一的职能，就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它应当与经济无涉。

4、自由携带它自己毁灭的因子。

孟德斯鸠写到：生活在自由状态下的人们倾向于放下自己的防卫，并忍受沉重的税收。自由被滥用了，自由产生了过分的税收，过分税收的结果就是奴隶。

自由社会的人们愚蠢地授予政府征收重税的权力，这一点反过来导致逃税，而这又需要严厉的惩罚措施，正是这些惩罚，毁灭了这个国家。

这一段从当今世界的情况看似乎是对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福利国家扩张，再分配加剧，税收节节攀升，国家现在拥有的征税权，比古代社会强大十倍不止。

但是仔细分析，他在胡说。

这属于概念上的基本错误。何谓自由？自由就是财产。如果不断地增加税收，本身就是对财产的侵犯，就是不自由。自由的第一原理是互不侵犯，如果主张向他人征税，就是在抢劫，就是在奴役他人，这不是“自由的滥用”，这是反自由。

真正的自由从不毁灭，毁灭它的，是人们反自由的思想。

概念的精准性至关重要。否则人们会得出一个拙劣的结论：自由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不好，运用自由，不过是权宜之计。

我们要告诉大众：自由是原则，不是权宜之计；自由永远是好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

5、直接税是奴役的标志，间接税是自由的标志。

孟德斯鸠说，按人头平摊的人头税是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更加具有奴役的性质，对于商品征收关税更加具有自由的性质，因为它与个人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孟德斯鸠指的是税收奴隶，税务机关会使用奴役惩罚、侦探和没收等方式来强制征收针对个人征收的税款。

这也是胡说。孟德斯鸠经常胡说。

间接税是最阴险的税收，它让人误以为消费者缴纳了税款，把企业当成了政府的税收代理人；它甚至会造成人们认为谁都没有承担税负，感觉不到税收的存在，继而放弃了对政府和税收的反抗和警惕。间接税的最终结果，都变成了直接税，而且是非常任意的所得税，只看互补要素在生产结构中的估值。

间接税其实就是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课税。对商品征收流转税，最终会转嫁给上游生产要素，即对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者征收的所得税。

一切税收都是奴役，这世界上没有“好的税收”。

关税绝非具有自由的性质，它是重商主义、打击劳动分工和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是贫困的象征。

反对关税的理由并不仅仅是经济理由，而是伦理理由、自由的理由：一个人到底能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与他人达成自愿契约，进行自由交换？

6、逃税不是犯罪行为。

政府没有权力将那些并不符合自然法的行为判断为犯罪行为。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中写道：自然法是人类的永恒规则，立法者和其他人一样，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的行为，都应当符合自然法。

亨利八世制定了200多条针对微不足道的行为的惩罚性法律，将其视为重罪，处于绞刑，其中一部是反对乞讨行为。洛克反对政府任意制定刑事法律的权力。他的追随者表达了强有力的观点，谴责将逃税刑事化。逃税是过分征税的结果，过分征税诱使人们逃税。孟德斯鸠说：并不能被视为坏人的人，也像恶棍那样遭受惩罚，这是世界上最违背适度政府精神的事情。

布莱克斯通写下了《英国法释义》，讨论英国人的自由，强调这些自由适用于踏进英国土地的每一个人，1776年他写道，即便是黑人奴隶，（只要踏进英国土地）也会立即变成自由人。

按照自然法的观点，确定的违法行为是由国家制定的一种行为，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犯罪。亚当·斯密将逃税归类为假想的或者“不自然”的违法行为，（意为只有自然法认为的违法行为，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将这种违法行为作为一种犯罪，是违背自然法的。斯密说：逃税者经常是不可能违反刑法的人，并且，在每一个方面，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市民——如果他所在的国家没有将那些自然法从来不会这样定性的行为确定为犯罪的法律。在这些腐败的政府中，人们普遍怀疑大部分没有必要的支出，大部分公共税收都用错了地方，这些地方的法律很少获得人们的尊重。

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在《我们的敌人：国家》中说，自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人们被其创造者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一项是自由。现在几乎没有人相信人类拥有任何自然权利，他们所享有的权利都是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的，因此就要遵守主权者对他们的限制和约束。

启蒙思想家们说得太啰嗦了，而且在论证上不够得力。

只要我们理解国家必然实施暴力、掠夺人们的财产，税收就是一种强制征收，就很容易理解：逃税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产权，而是在保留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财产。那么，一个人设法保留自己财产的行为，怎么可能是违背自然法的违法行为呢？

美国的建国者们，如果放到现在，几乎个个都是走私逃税的犯罪分子。

让税收制度尚能使人忍受的，恰恰是它存在很多可以逃避的漏洞。

7、自由最危险的敌人：任意的税收

启蒙思想家认为，任意税收可以论证下列行为的合法性：逃税、暴力、谋反、武装起义等等。

关于税收，启蒙思想家们给出了一些原则：第一是必须经过同意。人民拥有将钱装进自己口袋的权利，他们是判断有必要征收多少税收以及如何处置这些税收的唯一法官。英国政治家卡姆登爵士反对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他说：税收和代表是不能分开的，它本身就是永恒的自然法。因为属于一个人的东西，绝对是属于他的，没有人拥有不经同意就将其拿走的权力。企图这样做的人就是企图伤害，就是一个强盗，他抛弃和损坏了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区分。同意征税原则是英国人民最初和最基本的自由，只有保护这一权利，才能拥有所有的权利和豁免。

约翰·洛克说：最高主权者不能从任何人的财产中拿走任何部分，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他人可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我还有什么财产可言？

第二个原则是税收必须按照明确标准或者规则在全体人民之间进行分配。缺少分配原则，税收就是任意的。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

第三个原则是公平。大卫·休谟说，每个人都希望降低自己的税收负担，并且将其放到他人的身上。

这些关于税收的原则，都是伪命题。真理一直很简单：任何税收都是不必要的，都是恶的。如果税收真的经过每个人的同意，那么就不再存在税收，只存在自愿的契约了。所以当今世界代议制民主下的“同意”，完全是虚伪的骗术。人们纳税的唯一原因只不过是，相对于损失财产，坐监狱是更坏的选择。

不过，说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税收，此话不假。因为税收就是对财产的掠夺，而自由就是财产。税收是具有毁灭性的力量。

亚当·斯密主张：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是另一个人的5倍，那么这个人所缴纳的税收也应当是另一个人的5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每个人就像共同租赁了一个房子，都应当承担相应的租赁费，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们在该房子中所享受的利益来承担费用。

这是胡说，是拙劣的类比。

人们并没有租赁这所房子，这所房子本来就是他们的，为什么要付租赁费？斯密的类比，就是把国家当成了所有财产的所有人，否则何谈租赁？

其次，这将使赚钱这一行为变得毫无意义，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对服务同胞行为的无情打击。

再次，它违背了交换对双方有益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认为富人从交换中享受了更多的利益，所以要多缴税，那么那些与富人交换的人，也得到了利益，是否也应当加倍征税？

最后，累进税是最大的暴z，它其实就是任意的规则、任意的税收，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收入到底应当交多少税，它不成比例，导致了税收的不确定。相比于人头税和比例税率，它更加任意而武断。

哈耶克说：与比例原则不同，累进原则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原则以指导我们不同的人应当承担的相对负担是多少。

1950年代的美国立法者认为，91%的没收性累进税率是公平的。所谓的按能力纳税的原则，是马牌的原则，它将使赚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一个足以毁灭社会繁荣的教条。

8、常识经济学：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以及拉弗曲线，不是什么新理论，只不过加上的各种图表和公式，让它看起来显得科学。早在1788年，就有人指出，如果以财政为目标，那么中等程度的税收可以带来最多的收入。

当10%的所得税税率在18世纪出现时，人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暴行。但是现在，这样的税率会被认为是上天的恩赐。

作者在这里是想告诉读者，低税收对经济繁荣是有利的，即便是从政府官僚的财政角度看，要想获得更多的税收，也应当低税率。

但是他对供给学派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供给学派是一个非常差劲的学派，他们是御用经济学家。

首要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追求最多的税收总额？难道不是越少越好？

其次，拉弗曲线并不是什么定律，而纯粹是一个肤浅的经验。在一定区间内有一定效果。例如当税率是美国二战及之后的94%，即没收性税率时，降低到20%，的确可能增加税收，因为它将更多的人纳入了纳税的范畴。当税收从20%增长到25%，并不一定会减少税收，反而会增加。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被增加掠夺5%而离开自己的故土，他们需要活着，他们只能选择忍受。

最后，供给学派只在乎税收，而从来不在乎通胀、赤字。然而我们知道，通胀和赤字，也是税收。从供给学派的理论出发，还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这也是他们主张的——人们的一切诉求应当得到满足，因为这是“公意”，哪怕这种诉求是抢劫的诉求，哪怕这种需求必须以通胀和发国债的形式予以“供给”。

罗纳德·里根其实就是拙劣的供给学派的信徒，他虚假的减税之下，是赤字和通胀的不断增加，这是骗术。许多人对里根的崇拜，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错误认知，而不是严肃的经济学分析。

9、拙劣税收的标志：亚当·斯密的四条标准

一是需要庞大官僚机构征收的税收；二是阻碍人民产业发展，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税收；三是鼓励逃税的税收；四是让人民经受丑恶的征税官检查、让人民处于不确定的痛苦、烦恼和压迫之中的税收。

亚当·斯密也经常胡说。

无需再多做评论，前文已基本涉及。其实没有什么税收不是拙劣的，没有什么税收不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也没有什么税收不让人民处于压迫之中。税收是对财产的强制剥夺，如果切实地、真正地执行同意的原则，而不是民主和代议制，那么将不再有税收，而只有契约。

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有限政府主义者，这是乌托邦。只要美国人民允许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即允许它将手伸进自己的钱包，那么同时又寄希望于它会冷静、克制、只征收“必要的税收”，最终的结果就是94%。这是一头嗜血怪兽，永不餍足，恨不得将美国人民敲骨吸髓，指望它会“有限”和“克制”，就是指望黄鼠狼看守鸡窝。

让一个以侵犯美国人民财产为目标的机构来保护人们的财产，是自相矛盾的。

10、优良的税收制度：卡梅斯爵士的6个准则。

亨利·霍姆·卡梅斯爵士，是启蒙时代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对亚当·斯密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五个准则无需赘述，仍然是不要征收过重的税收等等道德规劝，而不是严肃的逻辑分析。第六条值得说说：应当避免需要宣誓的税收。

他说：在税收执行中，鲁莽地增加宣誓不仅不能改进和提高道德，而且会通过各个阶层蔓延腐败，而通过取消宣誓对于良心的权威性，已经使宣誓徒劳无益。

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开始，有识之士就谴责税收中的宣誓，他们认为为税收宣誓是一件耻辱和不诚实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理由是基于神学的：宣誓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一旦宣誓，意味着违背誓言请求上帝的惩罚。使用这种方式来征税，是一种堕落的表现，因为它亵渎上帝。

当今世界各国的纳税申报表，都有宣誓的内容。大致为：我承诺上述各类数据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如有不实，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你只要稍微思考一个这个宣誓，就能发现它的荒诞：我要抢你的钱，然后要求你诚实地告诉我你一共有多少钱，否则我就把你关进监狱。

美国民族是有反叛精神的民族，他们从大英帝国的脱离，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税收。这种基因被个别勇士继承了下来：梭罗因为拒绝纳税被投入监狱；可怜的欧文·希夫，拒绝向美国联邦税务局申报自己的收入，将《纳税申报表》改成了“个人收入坦白书”，并基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违宪为由，拒绝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被投进监狱。

他身患重病，不被允许家属探视，最终孤苦地死在了监狱里。与此同时有一个杀人的重刑犯，却因为同样身患重病而被保释出狱。

在美国政府的眼中，杀人犯的危害小于逃税犯。这个道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是成立的，杀人犯并不会危及美国政府和政客的地位和利益，但是逃税犯可以。美国政府对民众的安全等问题并不上心，但是对于逃税、印假钞等行为绝对零容忍，因为这会危及他们的根基。

税收宣誓的含义就是：美国公民必须向它的国家坦白自己的一切收入和隐私，否则自愿接受惩罚。事实上就是国家把自己当上帝，把公民个人以及他的一切财产变成了国家资产，由此，不是你拥有多少财产，而是看美国政府允许你拥有多少财产。既然一切都是美国政府的，那么它可以征用和没收任何财产，对美国公民施加任何惩罚，当然，必要时，它可以征用美国公民的身体——征兵。

在强行拿走你的财产的同时要求你必须诚实，暴露了暴虐的本质。

向坏人撒谎是符合道德的。

最后说一句，启蒙思想家很多，还有卢梭这种计划狂魔和变态狂。一种思想运动，总是有些鱼龙混杂，不善思索的头脑无法甄别，不知道哪些是应当继承的，哪些是应当摒弃的，就会带来持续的混乱。因此，理论的纯粹性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逻辑一致，逻辑彻底，才能从启蒙思想中得到更好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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